东汉洛阳城的繁荣——《洛阳都城史话·东汉卷》之41

东汉二百年的承平，造就了都城洛阳的繁荣。

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秦汉时期，城市都是按照里坊进行划分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规定的里坊中进行，这样的特殊里坊就是市。洛阳城按行业分为三市，宫西大城中为金市，城东有一个马市，城南有一个阳市（南市）。每个市都建有市门，市门的开启和锁闭都有固定的时间，出入由“市门卒”负责监管。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白天进行，当时没有夜市。市中修建的供商人进行商贸活动的成排房屋，称为“列肆”。汉灵帝时，汉桓帝窦皇后去世后，灵柩被宦官们放在南市的房屋中，好几天没有殡葬。在市中还建有高楼，官吏在楼上对整个市场进行监控。东汉洛阳市场的结构，可以从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得到验证。东汉洛阳的商人们，都是居住在市里的。

洛阳城中的市归河南尹管辖，专门设有市长一职来负责市的管理。《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中引《汉官》记载，洛阳的市长级别为四百石。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批评皇帝，汉桓帝震怒之余将李云下狱，洛阳市长沐茂上书营救，非但没有救出李云，反而受到惩处，被以大不敬的罪名“贬秩二等”。（《后汉书》第1852页）见于记载的洛阳市长还有陈瑀（yǔ）。洛阳市长的佐官有一二百石级别的市丞，所属吏员有三十六人。另外，还有三百石的楫棹丞负责水路的货物贸易。如果有人在市场中出售违禁物品，市长有权进行查处。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有人在洛阳市中出售汉顺帝陵墓中的陪葬品，洛阳市长追查多天没有结果，最后才由司隶校尉将案犯抓获。市场的税收工作也是由市长来负责的。必要的时候，市长也对物价进行干预。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早年曾经贩卖过粮食。东汉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延续前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没有给商业以太多的限制。秦汉时期商人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市籍”。在东汉，朝廷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虽说不断有人向朝廷建议对商业进行限制，但整个东汉王朝始终没有出台限制商业的措施。比如东汉初年，桓谭向光武帝刘秀建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然而“书奏，不省”。（《后汉书》第958-959页）光武帝根本没有理会。不仅如此，西汉和王莽时期对商业的种种限制，东汉往往予以废除。比如各种专卖制度在东汉都被废除，整个东汉基本没有官营商业。而且一旦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往往通过减免税收来鼓励商业。比如汉和帝时，“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后汉书》第178页）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要，东汉政府在建武十六年（40年）开始重新铸造五铢钱。同时在整个东汉，布帛和谷物也都充当货币。

没有了政府的限制，东汉的商人往往比较活跃，很多商人富可敌国。仲长统在《昌言》中描绘当时大商人的豪富状况，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第1648页）

除了专门的商人，社会各阶层也参与商业活动。一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到市场上出售他们庄园的产品。根据崔寔《四民月令》的记载，粮食是汉代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著名外戚窦宪曾凭借其政治权势染指商业，多次指使手下人前往西域购买各种内地所没有的稀缺奢侈品，以牟取暴利。其次，一些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的士大夫，也隐藏于市井之间，或是往来贩卖，或是为人佣赁。再次，一些普通农民到市场上出售一些农产品或家庭手工业产品，以换取油盐等生活必须品或生产工具。不仅如此，班超再次打通丝绸之路后，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吸引了大量的西域胡商。比如梁冀飞扬跋扈之际，一个远来的胡商不慎杀了梁冀家的兔子，结果三十多人被害。不仅西域商人，其他地区的人们也络绎不绝，云集洛阳。张衡《东京赋》中曾经说过：“北燮（xiè，调和）丁令（贝加尔湖一带的敕勒族），南谐越裳（我国西南方及相连域外的民族）。西包大秦（罗马帝国），东过乐浪（朝鲜半岛），重舌之人九译（多重辗转翻译），佥（全、都）稽（qǐ）首而来王（wànɡ）。”

洛阳城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个著名的商业都市。伴随着东汉经济的发展，洛阳城也逐渐走向繁荣。班固的《东都赋》和张衡的《东京赋》，以生动传神的笔触描写了东汉洛阳城的繁盛壮观。

天下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洛阳城中，种类丰富，琳琅满目。首先是农产品，各种谷物、蔬菜都运到洛阳的市场上。其次是手工业产品。从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可以看到，丝绸、布匹、衣物、薪炭等生活日用品，都在市场上出售。东汉冶铁业比较发达，市场上充斥着铁制生产生活工具，甚至有百炼钢的宝刀。造纸业的发展，使纸成了价格低廉的商品，相关的笔、墨、砚、手抄书籍也有大量出售。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第1629页）虽说我们尚不清楚王充在书店里所看的是纸本书还是简本书，但大量文化商品在洛阳市场上出售则是事实。王符的《潜夫论》中提到洛阳的市场上还有儿童玩具出售，“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后汉书》第1634页）虽说在王符看起来这与欺诈无异，其实这是洛阳民众生活安逸的表现。当时的市场上，医药商品也可以经常看到。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制作精巧的奢侈品也充盈市场。王符《潜夫论·务本篇》写道：“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饬之，以欺民取贿……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这些奢侈品，只是为了满足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

随着商业的发展，高利贷的经营活跃起来。东汉初年，桓谭就指出：“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后汉书》第958页）高利贷是暴利行业，息钱可高达数十万，《后汉书·陈重列传》记载，在洛阳做官的时候，有一个郎官欠了数十万的利息，“责（债）主日至，诡求无已”。（《后汉书》第2687页）

在商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官商勾结，垄断经营的情况，辜榷是典型的表现。所谓“辜榷”，是在商业中包揽政府项目的行为，西汉末年就已出现，东汉时期更加突出。豪强势力往往与官府勾结，向官府包揽某一商品的买卖，形成垄断，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如汉灵帝时，豪右辜榷马，一匹马至二百万钱。一般从事辜榷商业活动的，都是与权贵官僚有勾结的富商大贾，他们往往在商业往来中从事不法勾当。尤其是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势力往往参与其中。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年），黄门令王甫曾指使手下“辜榷官财物七千馀万”（《后汉书》第1786页），遭到杨彪揭发，结果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所杀。东汉末年宦官飞扬跋扈，更是公开强买强卖，祸害百姓。大宦官张让就通过“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后汉书》第2535页），而聚敛大量不义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