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基督纪元之后几个世纪或更早时代，鼠疫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就已作为地方病扎下根来。19世纪早期,萨尔温江上游构成了感染区与未感染区的分界线。后来，1855年云南爆发了起义,中国军队跨过萨尔温江前往镇压,由于未意识到鼠疫传染的危险，染病后的军人就把它带往各地。
此后，鼠疫接连爆发于中国内地各处,但未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1894年该病传至广州和香港,给当地的欧洲居民带来了恐慌。
1894年，细菌学说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鼠疫在中国的出现，激活了欧洲梦魇般的民间记忆，受业于巴斯德和科赫的弟子们急切地要去揭示其传播的秘密，国际研究小组于是被派往现场。
仅在他们到达香港的几周内，一名日本和一名法国的细菌学家，就分别独立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即鼠疫杆菌。在随后10年间,从事这项研究的国际医疗特遣队在香港、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众多地区展开研究，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后逐渐浮出水面。
在鼠疫出现在香港的10年里，世界所有的重要海港都经历了这一可怕疫病的袭击。这一事实，也不断强化了国际社会对鼠疫的关注。在大多数地方，传染很快被遏制；但在印度，鼠疫却深入内地，在它到达孟买的10年中造成大约600万人的死亡。
鼠疫接连不断的小规模爆发，以及有可能给欧洲、美洲和非洲带来重大灾难的风险，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愿望。
最具意义的发现之一便是，在加利福尼亚、南非和阿根廷,穴居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甚至比人更容易感染鼠疫杆菌。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地鼠最先被发现感染了鼠疫，同年,该病局部流行于旧金山的华人当中。
鼠疫在人群当中很快消失了,但杆菌仍兴盛地存活于地鼠之中,并一直持续至今。在不到10年中,类似的传染病在感染了南非的德班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又很快在德班以外的南非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阿根廷的穴居啮齿动物群落中被发现。
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19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使治疗变得既容易又保险,只要及时确诊。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然而,1910年,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爆发于满洲。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调査随后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拨鼠群落显岀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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