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鲁克宫廷势力与英国眉来眼去，埃及政府逐渐失去民心

一、法鲁克宫廷势力的最初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埃及主要有三大政治势力：英国、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和纳哈斯的华夫脱党。每个政治势力想要巩固并加强自己统治，就需要拉拢民众。由于英国侵害了埃及主权，且在经济上剥削埃及，很难争取民众支持。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主要是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和华夫脱党相互之间争取埃及民众的支持，这一争夺在1937年前后尤为激烈。

再加上从一战后到1937年，华夫脱党并没有作出能使民众产生很大负面影响的事，所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是支持华夫脱党的。就这样，民众在因为没有涉及到自己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时，因为双方的拉拢而分成两股力量。一股支持法鲁克的宫廷势力，一股支持纳哈斯的华夫脱党。这一现象可以在1937年12月民众示威游行中看出：12月20日，国营印刷厂和兵工厂工人在阿伯丁王宫前举行示威高喊反法鲁克和亲纳哈斯的口号。作为回应，21 日，开罗大学和爱资哈尔的学生则举行支持国王的示威，高喊“国王万岁”和“纳哈斯下台”的口号。这场宫廷势力与华夫脱党的斗争最终因为法鲁克身为国王，具有先天优势而使获胜。1937年12月30日，国王解除了纳哈斯首相的职务，而民众对于国王强行解除纳哈斯首相职务并没有表达出不满。

二、法鲁克专制统治的加强

虽然埃及的君主立宪制在1922年3月15日建立，但是埃及君主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限制。福阿德一世和法鲁克两位国王在统治过程中一有机会便扩大自己的权力。可以说埃及一半受外国人的统治，一半受形同虚设的国王和议会的统治。立宪主义的外表掩盖住了警察国家和反革命势力的实质。2月4日政变导致纳哈斯的华夫脱党上台，但是英国对纳哈斯的华夫脱党的支持是建立在战争危机时期，这一支持是并不是处于本意，而是迫不得已的支持。

随着战争的继续，特别是阿拉曼战役之后，北非战场进入战略转折阶段，英军在得到美国援助后开始进入反攻。英国已经不需要与纳哈斯合作了，法鲁克国王趁机开始对华夫脱党采取行动，以报1942年2月4日政变之仇。1944年10月8日国王解除了纳哈斯的职务，此时埃及的新内阁由萨阿德党、自由立宪党、独立华夫托党和祖国党组成。国王胜利后开始更加亲近英国，因为英国在战时插手埃及政治使国王看到了英国在埃及的力量。新内阁上台后释放大量反英分子，并且表示愿意与英国友好合作，以换取英国支持，巩固自己统治。

三、战后民众反英情绪的集中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深了埃及国内外的双重矛盾，这些矛盾在战后集中爆发。英国干涉埃及内政给埃及人心中留下的阴影，使埃及民族主义者感到他们最迫切的事业是争取完全的独立和“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斗争。埃及内部矛盾主要是战争期间埃及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战争带来了军队、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生活紧张、经济恶化、投机盛行、政治动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的动乱。埃及人民将战争期间出现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咎于英国对埃及的战时统治。在大战期间，埃及人民更清楚地看出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英帝国主义根据这一条约，迫使埃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在战争结束之后，战时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便以反英情绪集中爆发，战后埃及内部矛盾通过外部矛盾反映出来。并且在二战期间，埃及人民目睹了英国在北非战场的战况,从而加大了埃及人民战胜英国的信心。可以说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国家，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

不过因为战时的特殊情况，所以埃及民众的反英斗争并没有很激烈。同时埃及人民（政府和民众）也抱着在战时帮助英国，从而在战后换来彻底独立的希望，所以民众反英斗争的情绪是暂时压在心里的。但是这一情绪并不是消失不见了，而是在心中组建的积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英国依旧想在埃及进行殖民统治，民众的这一情绪最终在战后集中爆发了。民众此时的意愿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要迅速使埃及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就是他们对政府的要求和希望。就这样，埃及国内外矛盾都以反英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又看到了战胜英国希望。战后民众便急切要求当时埃及政府，即诺克拉西和马克拉姆·奥贝德联合政府能够使埃及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

四、民众与宫廷势力矛盾

如上文所述，自1944年10月8日国王击败纳哈斯的华夫脱党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在埃及国内占优势地位。正是因为国王在政治上的这一优势地位，战后民众便向宫廷势力提出使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但是政府惧怕英国在埃及的力量，并且希望在独立之后能与英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所以虽然支持埃及的独立运动，但是不想，也不敢采取激进的方式直接要求英国退出埃及。而是用谈判的方式，试图一步一步使埃及走向独立。但因为埃及战略地位，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的重要性，加之此时希土危机爆发，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想放弃对埃及的控制，打算继续维持1936年的英埃条约。这导致了埃及战后民众和法鲁克宫廷势力之间矛盾的爆发。

战后受国王控制的首届内阁首相诺克拉西主张1936年的英埃条约因为是在战前危急时刻签订的，所以该条约具有暂时性，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加以废除。埃及政府于1945年12月20日照会英国，想举行关于修订1936年条约的商谈会议，但英国政府主张维持1936年条约。诺克拉西政府对英国的答复表示沉默，并继续和英国妥协。于是埃及人民重新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火焰。战后埃及人民往往采取暴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二战和战后的事件使得在我们（埃及）青年心中燃起了烈火。我们的倾向，整个一代人的倾向，开始走向暴力。民众是在对诺克拉西政府处理有关英国事情上失望之后开始采取暴力行动。所以除了英国，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在这次暴力运动中首当其冲。

对于英国这一提议，西德基是赞同的，但是民众不赞同，民众远远比政府要激进的多。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说过：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国家”要比切尔诺夫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左倾一千倍，要比我们左倾一百倍。单从激进程度来讲，埃及民众与政党同样如此，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民众反英情绪与日俱增，没有耐心等英国军队逐步退出埃及，对英国可能重返埃及更是无法接受。另外在战争结束之前因政治斗争失败而下台的华夫脱党也看到机会，与民众性政党如：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等一同呼吁民众采取行动。面对将矛头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转向宫廷势力的民众运动，政府在7月10日夜间制造了所谓的“共产党阴谋”事件，大规模地逮捕工人、学生、作家、记者和爱国居民200多人，并封闭了八家报馆，全国被血腥的恐怖笼罩着。

西德基率领代表团继续与英国进行谈判，并于10月26日达成了“西德基——贝文秘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埃两国将组织享有广泛权利的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联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支配埃及国防问题，而且也支配着整个近东问题。在发生进攻邻国之一的时候，埃及必须加入英方作战......英军在紧急情况的时候，根据联防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再回到那里。至于苏丹问题，根据西德基——贝文协定保留（在苏丹准备独立期间）英埃无限制共管苏丹。以后的命运将在英国政权下及英军驻扎条件下全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条约意味着英国有可能重返埃及，苏伊士运河也置于英国统治之下，具有复杂历史原因的苏丹问题交于英国负责全民投票，也难免使得埃及人心存疑惑。

埃及纪念阿拉曼战役75周年图

所以这一条约不仅在民众中，在埃及政党中也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十一月十六日，埃及代表团举行会议，会议上彻底表明了大多数代表坚决拒绝西德基——贝文协定。在埃及内部，埃及代表团12名成员中7人反对西德基从伦敦带回的协议草案中的三个主要条款：撤军、共同防御和苏丹问题。11月26日，西德基解散了代表团，引发了国内抗议，华夫托党发动街头示威，多人受伤，政府也抓捕许多人。西德基于是宣布关闭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大中学校，示威者则继续游行高喊反对西德基——贝文协定、要求撤军和尼罗河流域统一。西德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与12月9日辞职，重蹈诺克拉西的覆辙。

西德基下台后，萨阿德党和自由立宪党重新执政，诺克拉西第二次上台。诺克拉西第二次上台后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比其战后第一次上台时更加恶劣。民众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大规模反英运动并没有随着西德基的下台而缓解。从这可以看出民众已经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问题和反对法鲁克宫廷势力斗争统一起来。华夫脱党也在猛烈地批评政府对英过于软弱的政策，以攻击政府，谋求再次上台。为缓解国内政党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诺克拉西于1947年7月10日将英埃问题诉诸联合国，但这也没有解决问题。

联合国于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即巴以分治决议。巴以分治对埃及政府来说是一个机会，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成功转移的民众注意力，并以外交局势紧张为由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政府在国内所有问题，加上英国统治苏丹（几乎所有埃及人都希望将苏丹重新并入埃及）以及英国在埃及境内驻军等问题尚未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就将其注意力与力量转移至巴勒斯坦问题。战后政府面临的国内民众煽动问题随着巴勒斯坦问题而受到“缓解”。政府后于1947年12月4日下令禁止民众示威；1948年5月11日决定与阿拉伯国家一起干涉巴勒斯坦；并在5月1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至此，埃及国内局势出现稳定迹象。民众的注意力从因为民族运动而紧盯着政府变为因为阿拉伯民族情绪紧盯着巴勒斯坦战场。

虽然民众将目光转而投到巴勒斯坦，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国内的斗争。因为积极投身于巴勒斯坦战争也是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这反过来加剧埃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论如何，民族问题都是当时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再加上华夫脱党为了打败国王，时不时出来提醒民众。所以虽然矛盾转移了，但是矛盾却没有消失。

不过虽然当时华夫脱党看上去是支持民众进行民族斗争的，但是其实无论是宫廷势力还是华夫脱党，因为种种原因都不想采用激进的方式进行反英斗争。华夫脱党支持民众是因为1944年是国王战争了纳哈斯，纳哈斯想重新取胜就需要民众的支持，所以在当时煽动民众。同样是因为战后是国王在政局上占据优势，民众自然而然将希望寄托于宫廷势力。但是三年时间过去了，政府都没有解决与英国的问题，民众越来越看到宫廷势力在与英国谈判时的软弱性，结果连续换了三届政府，可以说到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前，民众基本已经对法鲁克的宫廷势力不抱希望。面对着失去民众支持的宫廷势力，在埃及的统治岌岌可危。

《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

《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