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丝毫不冤枉的亡国之君

商纣王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但却是第一个有争议的亡国之君。

一方面，三千年以来，从鸿儒巨子到布衣百姓，几乎都对他十分唾弃，以至于一提起纣王，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宠信狐妖”、“残害忠良”或者“肉林酒池”。但是近世以来，又有人觉得纣王是一个被“冤枉”的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上这个人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认为他的遗臭万年是被周武王等人抹黑了，最典型的是郭沫若的观点：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

历史上，纣王的确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子。比如《史记》上曾经记载，纣王是个天才，各方面都很优秀：

“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智商高、反应快、见多识广，学识渊博。足以将所有的谏言或是坏消息都反驳回去，甚至可以把丧事说成喜事。比如牧野决战前整整一个月，纣王为了安抚人心，在癸巳日向祖父文丁和父亲帝乙举行了一次祭祀，这次祭祀活动的目的被刻到一个陶土罐上，内容是向先王的英魂占卜国家命运：

“金见。率辛师 亡周侯元西伯行 右师田自州西邑 祖丁乙爪 有明纪斁任 允自西伯侯。祖丁乙！征文夕祀，辛丁乙师眉走 享井，朕御皿（蛊）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

“在晴朗的白昼，天空中竟然出现了金星（太白星），这难道是不祥之兆？周侯的头目西伯带兵从西方进犯，我率领的军队能否获胜？祖父文丁和父亲帝乙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吗？社会秩序会不会因这场叛乱而崩溃？祖父文丁和父亲帝乙！在平息叛乱的前夜，我们在黄昏中向两位先王的英魂奉献祭品。那么我的军队能否最终取胜？并同时向井宿献祭，我能否抵战胜这场灾难？”

结论是肯定的——

“曰：‘角明，有余征导舟玄，田封，它肯御。’”

“君王在观察星相之后认为，角宿在发亮，将指导我战胜敌人，而这个世界的秩序也将重新规划，胜利只属于强者！”

从这一次占卜可以看出纣王即使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刻也能够继续的大言炎炎，确实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文过饰非”。再加上经常“手格猛兽”，向臣民们显示自己的英武非常，这样的纣王确实会让那些不了解他的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敢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

九尾狐——妲己娘娘。

但是，纣王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好大喜功，特别能折腾。

纣王的“好大喜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需要以不断建功立业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作为商朝的末代君王，纣王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他的王位有争议性。据《吕氏春秋》《帝王世纪》记载，纣王的父母之间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微子启，次子微仲衍，幼子帝辛，也就是纣王。微子、微仲与纣王三人同母，但是其母在生微子启和微仲衍时尚未成为夫君帝乙的正室，所以兄弟二人一开始的身份是庶子。而纣王出生时，这个为帝乙生下三个儿子的女性已经扶正，所以纣王就算是嫡子。

这种诡异的操作既不符合商人兄终弟及的传统；也不符合新兴的嫡长子继承法。只能说，纣王这种奇怪的即位，完全是当时帝乙为了避免“兄终弟及”这一传统而不得不使出来的权宜之计。所以，纣王之所以要“离逷其王父母弟”，也就是杀比干、囚箕子、流放微子，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纣王的无情，而是因为帝王之家，自古无情。

大权在握之后的纣王折腾起来是全方面的——先是经济上，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说过，从商朝中后期官制就有中央、地方的划分。中央叫“内服”，地方叫“外服”。外服由远及近分侯、甸、男、采、卫五个层次。《尚书·酒诰》里说的很清楚：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

不同层次的负担的经济责任不同。其中卫服是商朝廷的“近卫军”也就是后来的周朝卫康叔统领的殷八师；男服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诸侯，是商朝廷经济支柱；甸服，也称田服，基本是捕猎为主的一些诸侯，主要向商朝廷进贡皮毛、骨、角、牙和一些矿产，也就是奢侈品；侯服就是戍边的诸侯。

纣王搞了个经济改革，扩大甸服的范围！但卫服、侯服不能动，所以就把男服的范围缩小。对此周武王曾经对周公描述过：

“……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也就是说到了武王伐纣前即使是“牧”(城郊)都发展成“甸服”了。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本末倒置的经济结构，是因为甸服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奢侈品，满足大邑商居民“买、买、买”的需求，可以让大邑商看起来更加的繁荣——“肉林酒池”的传说也就由此而来。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都生产“奢侈品”去了，那粮食从那里来？答：“从剩下的男服那拿”。而且还要拿的更多，因为大邑商要征东夷了！这就是纣王在外交上的折腾。

三代之际，无论夷狄诸夏，都是以城邦联盟的形式存在，所以城邦之间的互信就很重要。比如，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后，作为天下共主的宗周和诸侯之间、诸夏和夷狄各邦国之间就都有盟誓。但商朝不仅没有盟誓这种概念，而且在甲骨卜辞还对各方国表示出了毫不掩饰的敌意。这种情绪至纣王这一代变本加厉，他曾经一口气“用”(甲骨文中“用”就是以人为牺牲)三了个大方国的国君或储君来进行祭祀：鬼侯、九侯、伯邑考。

但是，就在纣王朝廷展示自己“厉害了”的同时。周人却在此时拉起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先是古公亶父把派出太伯、虞仲兄弟二人送到吴地为君；之后几代周人又去汉水一带进行活动——不但与楚人结为盟邦，而且还形成了“汉上诸姬”这些属于周人的城邦。周人的这一招逐渐的切断了商朝铜矿的来源，以至于在纣王时期的祭祀器皿都不得不以精致的陶器替代，甚至士兵的武器都难以能充足供应。而在商朝灭亡时，大邑商的青铜冶炼场里还堆着大量的铅块——但是却没有铜，而那时期仅存青铜器的含铅量也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紧接着周人又联络跟商朝有旧怨的诸侯国，联袂推翻商朝的暴政。比如微国——微国姒姓，本来居于微山湖一代，后为商所侵，被迫西迁到关中地区落脚，并与周结盟，成为牧誓八国之一。

事到如此，周人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对商朝形成合围之势。 如果这时候纣王赶紧低头，那商朝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因为周人君臣最希望以虞夏禅让的方式取得天下，而不是非要致商朝于死地，毕竟成本最低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纣王才不是那种认赌服输的“囊人”，因为他不能这么做。因为真要是对外低头妥协，那当年“放太甲于桐宫”的一幕就会被大邑商之中的反对派们给他安排上。面对周的崛起，纣王首先采取战略上蔑视敌人的方法——根本不谈周人的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在纣王那一个时期根本就不提任何关于周的内容；而在之前，周是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同时在战术上则以用兵东夷的方式继续折腾——打不了周人，我就打东夷！反正“星辰大海”还是要有的。这有点像后世金朝在灭亡的前夜，一方面对蒙古铁骑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却不断侵扰宋朝疆域。

不断用兵东夷的结果就是本来就脆弱的商朝经济被折腾的彻底崩溃。故《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样回忆这段历史：

“纣王百克而卒无后。”

而《昭公十一年》则更明确的指出纣王用兵东夷是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等到纣王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处于困境则为时已晚。

纣王三十年，也就是周武王十二年，二月甲子日（二十七日）清晨，太公望和周武王翁婿二人带着八国之师，大约五万人，与纣王麾下十七万人，号称七十万的大军决战。几个小时后，纣王战败，旋即于宫中自焚。黄昏时刻，周师占领了大邑商——存在了六百年的商朝宣告灭亡。

当时的一件青铜器利簋准确的记录了这一日期：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