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我是我自己的囚徒”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评委会认为，“他凭借影响深远的作品和语言的独创性，探索了人类经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 ）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1973年获毕希纳奖，2009年获卡夫卡文学奖，2014年获得国际易卜生奖。

彼得·汉德克，奥地利先锋剧作家。1942生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奥地利格里芬，1960年入格拉茨大学学法律，并参加了青年作家团体“格拉茨人社”，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当时亦在其中。1965年，汉德克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大黄蜂》，之后遂放弃学业，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66年他的剧作《骂观众》发表后，他开始受到关注。1967年他最著名的剧作《卡斯帕》发表，在欧洲获誉为“play of the Decade”，他的《卡斯帕》已成德语戏剧中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73年他因在戏剧的突出成就，获得德语文坛最高荣誉——毕希纳奖，当时年仅31岁。他创立了颠覆性的“说话剧”，消除了布莱希特极力保持的演员与观众、戏剧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陌生化”或“间离”，获得2009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大家熟知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也由他编剧。

彼得·汉德克代表作品

《骂观众》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无欲的悲歌》

《去往第九王国》

《形同陌路的时刻》

《试论疲倦》

彼得·汉德克：经验的反刍或考古

文｜ 张 芬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彼得·汉德克

2016年10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终于来到中国，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停留了数日，这位被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认为比她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一度引起中国文学戏剧圈对其作品的热议。中国读者最熟知的还是那些具有鲜明先锋符号的戏剧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孟京辉在美国看到《骂观众》之后，震撼于他从戏剧内容到形式上的“反叛精神”，并在1994年排演了《我爱XXX》，“中间有一段台词基本上完全抄袭《骂观众》。说是抄袭，其实更重要的是致敬，是把字里行间那种叠加的效果借鉴过来”。（《没被骂到，不甘心》，《中国艺术报》2013年9月）经过德语文学研究者逐渐的研究和介绍，终于在近年，世纪文景陆续出版了他的九卷本作品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恰恰印证了汉德克本人所说的，《骂观众》（1966）是在他20来岁的时候花了6天时间写成的作品，“感觉你们在谈论这部作品时，是在谈我的小手指的指甲，而实际上它在我的创作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遍览汉德克的“九卷本”，内容涉及到家庭、爱情、战争、音乐、诗歌、电影、风物等等，但都刻上了作者鲜明的经验烙印。汉德克（1942— ）成长于二战前后的奥地利，战争所带来的童年阴影始终伴随他的写作。大学时期他在当时颇负盛名的“格拉茨社”十分活跃。这个看起来松散的团体，渐渐存在着两种文学观的对峙，一种是以开拓新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为己任；另一边则坚持严正的现实主义之路（韩瑞祥、马文韬：《20世纪奥地利、瑞士德语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很显然，叛逆的青年汉德克服膺前者。在大学毕业前后，他就以石破天惊的小说处女作《大黄蜂》（1964）和戏剧作品《骂观众》《自我控诉》（1966）《卡斯帕》（1967）而名声大噪。这种带有生命力的语言革新始终伴随他创作始终。

童年与母亲：经验的反刍

在艺术观上，汉德克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中封闭的叙述模式，并且认为文艺作品并不能承担人类的经验，要“逐渐脱离不必要的虚构形式……那些杜撰的故事也成为无用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表达感受，借用语言，或者不借用语言。”（《我是象牙塔的居民》，1972）所以他不赞成传统的宏大叙事，而赞成以个人经验的书写来反映存在的普遍性。他自称获得拯救、并摆脱了童年阴影和恐惧的作品《大黄蜂》就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他用“断片式、马赛克式写作方法”，通过多层次感受与意象描述童年的现实处境，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失明”是一个象征，意味着知觉的全部打开、缺陷世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丰满，意味着记忆的模糊然而其气息上的真实性。这种无聊而又多重、隐秘而又真实的体验，体现了暗藏在这些语言背后不安、痛苦、焦虑、模糊等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他的《骂观众》《卡斯帕》《自我控诉》三部“说话剧”，人物动作几乎为零，只是在背景上用爵士乐以及各种声响来配合这些“台词”。很显然，从形式上说，他受到了当时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音乐艺术（尤其是英伦摇滚“披头士”）的广泛影响（我们甚至能够从他60年代那张带有标志性头帘的半长发型中看出端倪）；从戏剧理论上说，他的剧作将布莱希特的表演者和表演对象之间的“间离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二者不再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是相互决裂，通过这种激烈的对抗，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如果说《骂观众》是作者对外的质疑和反诘，那么《自我控诉》则是对自我的一种思考和反省，剧作从“我”的逐渐成长开始，到成为习俗、国家、惯例中的一部分，然后到质疑、思考，愈来愈哲理化并揭露人性本质的黑暗部分。《卡斯帕》的原型是19世纪纽伦堡一个幼年被私藏、成年后学习语言的私生子。汉德克借用这种原型，将其哲理化，或合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当时的叛逆精神。

跟随着笼罩在战争和艰难的乡村生活经验之后，书写以母亲为原型的作品成为他反刍母亲死亡经验的疼痛的重要出口。1971年，母亲自杀后，他的书写一改之前看起来“飞扬跋扈”的形式，文风也开始从巧妙而先锋的含混不清走向隐忍着的宁静和悲伤。他仿佛时刻知觉到作品中人物的疼痛和寂寞。他不再执著于表面上的文字革命，而是在这种静谧之中，默默反刍人生的痛苦和荒诞。最典型的，要算他以母亲为原型的“姊妹篇”：《无欲的悲歌》（1972）《左撇子女人》（1976）。前者以一种纪实的、自语的、冷静却不无温暖的笔调将记忆复活，它近乎生物性地还原了过去的生活和由记忆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而后者则通过晦涩的、间离的、静谧意识流式的语言，阻断了叙述，揭示人在精神临界状态：生活的边缘、语言的临界等等非正常状态下的孤独和诗意。每个人都在规则、秩序与普通的生活之外发生出自己的知觉与触角，抵达了没有特性的物理意义上的冷冰冰的真实。丈夫布鲁诺在自己吟诗：“痛苦就像螺旋桨/却不能把人带向任何地方/只有螺旋桨在空转”（《左撇子女人》）。在汉德克的笔下，这些女性角色带有神秘的独立气质（包括那部几乎成为经典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仿佛也催生于自己的母亲：她们饱受苦难，却保持异常的自尊与高贵。

经验的独自反刍，使得汉德克异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获取“陌生化”的信息。例如《短信长别》（1972）的主人公在费城旅行中的孤独寂寞：“有一次，当电视长时间地只有电流声时，我抬头看到由空荡荡的德国市民房子组成的电影画面。屏幕前方突然有一头怪兽走过，图像很大，只见到它的头。其间，画面里一个戴着厨师帽子的男人正不断地介绍这由五道菜组成的晚餐，这些菜只需要简单地包在袋子里放进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拿出来即可。他还示范如何用剪刀将袋子剪开，将食物倒出，并用近镜头展示食物倒进盘子时热气腾腾的样子。”（《短信长别》）因为对痛苦和离别的反刍，汉德克在叙述中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左右”之境让他的人生恐惧和痛苦得到了缓冲，童年的创伤如此，母亲的离去如此，因为窒息的婚姻关系而主动失去妻子的痛苦也仍然如此。正因为这种泛化的、弥散的描述方法，让他的小说带有现代生活中的哲学意味，给人一种静谧的安慰或者重新唤起那种痛苦以及恐惧。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谱系中，能够找到和他相似的作家，如伯恩哈德（1931-1989）。他们都经历过二战带来的伤痕，都是在母亲的单亲庇护下长大，后来也都有了继父。伯恩哈德的生父因为酗酒自杀，他辗转在母亲和乡下外公家之间直到出外谋生；汉德克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继父也是嗜酒而崇尚暴力，后来，他的母亲也因抑郁和孤独自杀。有研究者认为，伯恩哈德的“反叛”来自于他不幸的童年和陈旧封闭的乡下生活，这样谈汉德克亦不为过。童年的遭遇，让他们的书写成为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而父亲或者母亲的缺位，成为他们用写作来填补这种缺憾的绝好方式。他们对于语言的变革性的尝试，恰恰是对惯常生活的超越，对个人或他人不幸的一种反刍与升华。汉德克许多充斥着主体经验的作品中，都是通过厌倦日常生活、通过孩子般执拗眼光的书写，来反刍回忆与当下经验，舔舐伤痕。

喜悦与哲思：“我是我自己的囚徒”

在汉德克的作品中充斥着旅行的、在路上的痕迹，充斥着那种寂寞的、孤独的、毫无依靠的对于自己的所见的琐屑或宏大的异地环境的百无聊赖的书写。梦呓般的对于眼下生活的即兴书写，仿佛静寂的、诗意的、塔科夫斯基哲思式的电影旁白，有时甚至多到了啰唆和矫揉造作的成分。他认为，在写作时，“我是我自己的囚徒”。尤其是他在描述自己辗转于各个大小的城市旅馆，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写作时。与他密切合作的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在一首诗歌中说：“我去纽约/看望/彼得·汉德克/他正在写长篇小说/《漫长的归途》。/写作期间/他住在中央公园东侧的一家酒店里/过起了和尚般的生活。/……后来，我读了《漫长的归途》/才明白当时回望时，/所看到的他肩上的压力/是多么重（《一次图片和故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北京的访谈会上，汉德克说，“也许有一天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今天的场景。那时，写作应该接近今天的状态，而非现在。”因此，所有的旅途上的经验，都不过是生物性的储备，等待时间的发酵和他真正的反刍。

他热衷于这种书写方式，一般意义上的严密的故事框架已经满足不了它，他甚至在作品中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看到“写作者”如何在写作之前调整姿态，焦虑不安。在《短信长别》中，他甚至还以第三者的身份来俯瞰自己的意识和知觉，“我”梦见自己和妻子尤迪特分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开始思念女人，他想将这个情形告诉她，但是“后来还是觉得等等为好，看看这种感受会不会再出现”。尽管他说，“试论”这种题材来自于法国随笔家蒙田，但他的这部作品显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书写，而是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在《试论点唱机》中，他直言不讳地东拉西扯，到了四分之一篇幅的时候还没有真正谈到“点唱机”。而此时的“试论”不过是一种“知识考古”背后的“经验的反刍”，汉德克通过这种方式亲近现实，亲近自己，并接纳一个完全不同于身体意义上的自己。在《试论疲倦》（1989）的末尾，有两小段突兀的“补遗”，它讲述了一个疲倦的“保持距离”的男人将小鸟笼子挂在热带稀树草原的“疲倦”细节。看似毫无意义，但似乎又没有脱离原作的精神。

所以，在汉德克的写作中常常能看出他通过语言形式的独创性书写所带来的叙述的喜悦。无论是早期迷醉、梦呓般的《大黄蜂》，还是后来带有鲜明旅途痕迹的《去往第九王国》（1991），“叙述，没有什么更现实的东西比得上你，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东西比得上你，你是我最神圣的东西。”因为“叙述的阳光，永远会普照在那只有伴随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才能够被摧毁的第九王国之上。”时至今日，年近75岁的汉德克也仍然认为，他的写作，表达的并不是一般读者看到的恐惧和焦虑，而是在日常的恐惧和战栗之中的超拔——一种“喜悦”和“节奏”。

在北京的对话活动上，戴锦华谈及汉德克的文字是富于哲理性的，但奇妙的是，她又不能拿哲学问题来与之对话，因为它的文字是精密而富于质感的。的确，汉德克作品中充斥着的存在哲学意味异常鲜明。例如《自我控诉》（1966）：“我没有把自己的影子看做地球移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在黑暗中的恐惧看做自己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的理智对不死的追求看做自己死后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对未来的厌恶看做自己死后不存在的证明。我没有把疼痛的减退看做时间流逝的证明。我没有把自己对生存的兴趣看做时间停滞的证明。”例如，《大黄蜂》中“苏醒”一节：“从苏醒到睡觉人恢复知觉的这段间隔，是醒来人困惑的时间，出汗的时间，他说道的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例如《试论疲倦》中，他将尘世的劳作之后的静寂的、超然的非世俗的诗意状态称作“疲倦”：“一种疲倦的云雾，一种超越尘世的疲倦，那时将我们团结起来（直到宣布下一次卸载禾把）。童年在农村的这种群体疲倦图像我还有很多。” 这种哲理背后，暗示了当代人的真实的存在状态：“天堂的大门已经关闭，现代人已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的灵魂将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徘徊游荡”（《世界的重量》1977）。回顾汉德克丰厚的创作，从小说、剧本、游记、散文、诗歌，虽然这些文体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但都有一条明晰的线索贯穿在其中，那就是其中富于质感的语言所带来的人生存在的哲思。他曾自称“我的灵魂是诗歌的”，“创作中偏向史诗、抒情的成分”。“戏剧性的东西是我的灵魂的多声部的东西”。正是这种内在的诗性的哲思使他区别于许多其他所谓“非虚构”的纪实作家。

汉德克的写作，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将导致300多年来已被证明的成功的文学形式的解体”。（U.阿尔贝兹，1984年）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其形式上的“实验性”，会由外而内地引发人们对于20世纪以来的关于“存在”的重新思考。也许，汉德克“反文体”背后带有独创和深邃特色的诗性内核，及其富于陌生化与哲理性的隐秘语言，才是昭示未来文艺之路的一种方向。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6年11月4日4版

彼得·汉德克：

我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古典的作家

文学报记者 傅小平

彼得·汉德克在思南读书会

刚刚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2016年曾访问中国，辗转去了上海、乌镇、北京。这一路走来，他不可避免频频被问，怎么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上海市作协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危险，只是拐弯抹角地回应说：“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似乎可以歌唱出来的文化。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其实美国的所谓的蓝调音乐离我更近一些。我非常崇拜约翰尼·凯什，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而且也是最真实的声音。”

此后在接受采访时，从文学艺术的危机开始说起，他却不知不觉说到了鲍勃·迪伦获诺奖的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我来说，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是不能被阅读的。把诺奖颁给他，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

然而让汉德克在五十年前声名鹊起的《骂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读者、反阅读的作品，它无疑更适合“表演”。也许是因为这部剧作在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太过深远的影响，也许是汉德克的其他中文译作虽然陆续出版，却没有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阅读。与预设的诺奖问题一样，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即是，怎么看待《骂观众》。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遗憾，毕竟时隔五十多年，他的创作已经走了太远，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但在现在的汉德克看来，年轻时写的这部《骂观众》，甚至都称不上是一部正规的话剧。他认为，这部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就好比我们走向天安门广场之前，要先穿过天安门底下的门洞，然后才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场。“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当时根本没有后现代这个词语。希望大家放过我，不要再给我贴上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标签。”

眼前的汉德克，也的确不如中国读者预期的那样叛逆，那样后现代。就像有人后来描述的那样，尽管他深邃的目光依然透着不羁，半长的灰白头发也保留着他那些书封上约翰·列侬般的嬉皮士式洒脱，但端着一杯白葡萄酒，现年74岁的汉德克的语气平稳，态度十分真挚而坦诚。

事实上，汉德克不只是真诚，还有些较真。见到中国读者要把他塑造为他们心中反传统的象征，要努力维护他叛逆先锋的作家形象。他甚至有些急了。在不同场合，他都再三声明，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甚至讨厌叛逆，认为那是年轻女孩才干的事情。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自己看作是托尔斯泰的后代。“这个世界充满了误会。至少可以说，中国的世界误会了我。”

这误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汉德克自己造成的。1966年4月，在四七社主办的德国作家与评论家大会上，他猛烈抨击和指责作家同行，令人注目。两个月后，他推出颇具颠覆性的“说话剧”《骂观众》。彼时的欧洲文坛，作家们还习惯穿着得体的西装，戴着文绉绉的宽边眼镜，但叛逆青年汉德克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披头士”，他登上舞台，对一贯严肃端庄、具备高雅欣赏品位的观众说：“你们会挨骂，因为骂也是一种与你们交谈的方式！”

但不为人知的是，汉德克以骂作为交谈的方式，不都是为了艺术，他还有很现实的理由，就是出名挣钱。汉德克解释说，那时，他还是一个学法学的大学生，24岁，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商对他说，靠出书活着根本就没戏，要活着就得写剧本。正是为了获得财务自由，汉德克才开始写《骂观众》的剧本。当然能写成这样一部作品，也得归功于他当时的女友是一位演员，他被“胁迫”着进剧场、看戏、看剧本。但在内心里，他更愿意做一个读者而不是观众。也因此，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对剧场表现的幻象做一个游戏性的创作。

结果呈现在观众眼前的这个戏，按传统的理解，简直都不能说是戏。汉德克自己管它叫“说话剧”，其实更应该管它叫反戏剧。全剧仅由互不相干的许多段独白组成，这些独白分配给2至4个“说话人”。这几个“说话人”在台上各说各的独白，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每段独白、各人的独白也没有意义上的逻辑联系。同时，这些独白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日常语言，如谩骂、忏悔、表白、提问、辩解、预言，甚至喊叫。观众受到的冒犯是显而易见的。汉德克由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他也因此声名大噪。

当然，汉德克的冒犯，诚如有评论所说，不仅仅在演员直接对抗观众这一层面，更重要的是，传统戏剧在他的笔下变得支离破碎、分崩离析。这对于带着期待走进剧场的观众来讲，是一种莫大的震撼。他们赖以为继的、安全的消遣突然变得如此直接、如此具有攻击性，所有的语言能量不是在演员之间传递，而是直接喷射到观众的眼前，无法回避。

对于汉德克来说，他写那个剧本并不是要“骂观众”，而是出于反讽的目的。他解释说，这个剧和辱骂没有关系，是他对演员和观众之间节奏的分析，用一种近乎音乐的关系来表达。汉德克这样说，其话语背后的意义在于他进行的是一场语言的试验。他摒除传统戏剧中的很多元素，目的就在于要在他的“说话剧”中使语言本身成为文学的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他试图通过舞台上“说话人”的独立性语句，通过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的那种“有意的强硬和刀子般犀利的情感”，让人去重新认识和把握现实。

后来，汉德克又推出另一部在现代戏剧史上堪与贝克特《等待戈多》并举的“说话剧”《卡斯帕》。这部剧作仍然以“语句的形式表现世界”，但在形式上，它比上述两部“说话剧”略为丰富一些，它有了一点点的情节，就是一个名叫卡斯帕的人如何学习说话。汉德克通过卡斯帕学习说话所表达的认识是：人学会了说话后，人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也正是这种“语言”驯化了人本身。而汉德克这些完全由语词构成的演出，恰恰是在质询语言本身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汉德克的剧作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已经步入了哲学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德克对鲍勃·迪伦获诺奖的异议，并非很多人以为的习以为常的文人相轻，而更可以说是他坚持语言的立场使然。汉德克形容自己的创作是没有乐器的歌，语言就是他唯一的乐器：“对我来说，这就是文学。今天的问题是，很多文学丧失了语言本身的力量。”他并不讳言鲍勃·迪伦的伟大，甚至认为他比丘吉尔、肯尼迪还要伟大。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虽然汉德克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古典的作家，他的文学探索却充满了先锋色彩。但不管他的作品在风格上经历了怎样的嬗变，他都秉持了一个深层的内在主题：对于真实自我的追寻。

在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而不论是语言上的规范模式，还是社会角色的压抑，都会“让所有的个性消失在典型性”中，他期待文学作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触碰现代人困顿境遇的症结，并直面人类永恒的生存命题。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他在创作中格外强调“自我”的存在。他声明自己的创作是“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但他所谓的“我”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作者本人，而是要让笔下的人物有“自我”的声音。汉德克说：“当你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真正诗歌性的东西出现，当然你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在发声，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人本身在发出声音，而不是作者的声音。”

体现在由世纪文景推出的中文版《试论疲倦》里，汉德克以五篇跨越近三十年的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记录了他心灵的旅程。《试论疲倦》中的疲倦是一种重要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试论点唱机》则回忆和召唤逝去的时光；《试论寂静之地》所说的“寂静之地”竟然是厕所，作者以独到的表现风格完全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及不言而喻的东西；《试论蘑菇痴儿》塑造了一个虚构的对蘑菇着迷发狂的人物，从好奇、追寻、痴迷、癫狂，再到逐渐冷静、抽离、解脱，汉德克借此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在汉德克看来，文学一旦没有自我，就成了所谓的国际性文学，而国际性文学意味着不管谁写、在哪里写都没什么区别，无甚价值。“而我的榜样是歌德，他提倡世界文学，而非国际文学。”汉德克认为，在世界文学中，必须保持自我。而只有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一些东西出发的文学，才真正具有世界性。“真正的作家是无法模仿的，我们唯一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走自己的路。”

汉德克明确表示，在文学里，自己并不喜欢幽默，甚至厌恶幽默。他引用歌德的观点，表示幽默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文学形式。“我喜欢严肃的作品，严肃是最美妙的时刻。而幽默是严肃的衍生品而已，没有深刻的严肃是产生不了幽默的。”汉德克感慨：这个世界没有比严肃更美妙的东西，但很遗憾现在大家需要的娱乐，大家需要的是侦探小说。“我真想写一个侦探小说，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家都在一起，然后被一个炸弹都炸死。可是谁是凶手呢？就是我。”

以此看，汉德克式的幽默正在于他深刻的严肃。他虽然已届74岁高龄，但仍在严肃地探索、写作。“有的时候，我面对一片无人的原野写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到大自然当中去写。我其实对于写作本身也有害怕。写作并不是正常的，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出来。我写到现在，仍然觉得写作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历险。”

诺贝尔奖官网刚刚宣布
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彼得·汉德克（图：《卫报》）

获奖理由如下：

获奖理由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她叙事中的想象力，充满了百科全书般的热情，这让她的作品跨越文化边界，自成一派。”

彼得·汉德克

“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和许多人猜想的一样，这次颁奖会有一位女性作家，从1901年到今天，诺奖共颁发出112位获奖者，其中女性作家增加到了15位。

画像：谁在购买诺奖作品

每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都会引发销售狂潮。究竟是哪些人在关注诺奖，在购买获奖得主的作品呢？京东图书根据2014～2019年的纸书销售大数据，勾勒出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画像。

燃爆：

获奖作者作品20分钟销量是前一周600倍

生于1962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史诗、神话，以及当代波兰生活景致。其魔幻的书写风格，反映出波兰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在内的神秘的世界观。她先后以《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以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获得两次波兰文学大奖“尼刻”（Nike）奖，既受到评论界的肯定，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诺奖消息一公布，读者迅速下单，揭晓20分钟后《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销量是获奖前一周的近百倍；《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销量是获奖前一周的600倍！彼得·汉德克比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大20岁。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他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等渗透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他用最简单的笔调状出具有丰富内蕴的作品。汉德克是20世纪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活着的经典”。其作品受到诺奖影响也销量大增，揭晓20分钟后，《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骂观众》等作品的销量均是前一周的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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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购买诺奖作品

通过京东数据可以看出，在用户年龄方面，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以26～35岁这一年龄段最多，数量占比达44.05%；36～45岁的用户数量占比是23.36%、16～25岁的占比为22.55%。

从学历来看，喜欢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高度集中于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用户数量占比超过90%；从职业方面看，白领、医务人员、教师三种职业占比最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偏深度、适合慢读的作品，甚至包括诗歌、剧本等非大众习惯阅读的文学体裁。在当下信息媒介高速发达、思想碎片化的时代，这些文学作品的读者除了是文学爱好者，本身学历或素质、修养也会比较高。

城市划分方面，根据各城市在京东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数量和购买纸书用户数量的占比可以看出，一二线城市表现突出，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比例分别为29.44%和29.12%。作为世界级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给国内读者带来更多接触世界各国优秀作品的机会，也让一些还未具有高知名度的作家作品有机会在中国畅销，但也因为很多作品风格比较小众，不那么通俗好读，使得读者群体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京东图书大数据还显示，男性读者购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略高，占据53%，女性读者占据47%，整体来说男女比例差异较小。

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这些人？他们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中新网（记者 宋宇晟）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波兰作家奥尔嘉·朵卡萩 (Olga Tokarczuk) 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分别荣获该奖项。

一百多年来，上百位文学巨匠获此殊荣。历史上，都曾有哪些人获颁该奖？他们又留下了什么作品？

那些出现在课本中的作家

其实，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作品早已被译介到中国，甚至出现在了大家的课本之中。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2年7月21日，美国举行海明威模仿大赛，图为格雷格·福塞特（左二）获得模仿秀冠军。

——海明威：遍体鳞伤，依然坚强

《老人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部作品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5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老渔夫出海捕鱼的故事。

老渔夫出海很远捕到一条大鱼。鱼太大了，老人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归程中，许多鲨鱼开始袭击这条被船拖着的大鱼。老人虽尽力驱赶鲨鱼，但最终只剩下了一副鱼骨架。

海明威自己将这样的硬汉形象概括为八个字——“遍体鳞伤，依然坚强”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封。

——罗曼罗兰：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

在教材中，罗曼罗兰的故事已成为一篇课文。而真正成就他获得诺奖的是其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时就死了，因为过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这个今天频频出现在鸡汤文中的句子，正出自这部1912年完成的小说。

故事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在德国一个穷苦家庭，他从小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分。家庭的贫困和耿直、敏感的性格让他在生活中吃尽苦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随着岁月流逝，约翰克里斯朵夫老了，他成为誉满欧洲的音乐家，与敌人和解，但也嘲讽像自己年轻时一样的青年。

罗曼罗兰在整部作品的序言中写道：“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

资料图：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百年孤独》的这句开头如今已成为经典。这部小说的节选也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这部由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故事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

在小说里，抚摸冰块的感觉是“在烧的”、“遗失很久的东西”会跟在磁铁后面“乱滚”、小镇居民可能集体患上失忆症……

而这些故事正映照着，几百年来哥伦比亚应对外部掠夺与入侵的历史。

他后来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作品比作家有名系列

如果说上述这些伴经典让我们以文字的形式记住了诺奖，下面这些作品便是以直观的戏剧或电影留下了印记。

《等待戈多》书封。

——《等待戈多》：荒诞还是隐喻？

作为荒诞戏剧的代表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法国首演，即引起轰动。其作者塞缪尔贝克特也因此作品获得诺奖。

整部戏剧展现了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的情节。

戏里的两个人物，除了他们的名字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介绍。舞台一片空旷，上面只有一棵树。两个主人公在等一个叫做戈多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戈多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又为什么要等他。

剧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有人解读为，两个流浪汉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说着莫名其妙的毫无意义的话，代表着生命的荒诞；也有人认为，戏剧中的隐喻和典故将整个人类发展史贯穿其中，讨论的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

电影《铁皮鼓》剧照。

——《铁皮鼓》：同名电影拿下奥斯卡奖

相比于这本名为《铁皮鼓》的书，今天的人们大概更了解其同名电影。

1979年根据该作品改编的电影问世，影片获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如今，这部电影已是经典之作。

事实上，原著小说《铁皮鼓》也是格拉斯最知名的作品。

《铁皮鼓》创作于1959年，被认为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奥斯卡三岁时目睹成年人世界的丑恶，决心拒绝长大，反抗父母、纳粹、舅舅、情人的故事。

1999年，格拉斯凭借此作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对《铁皮鼓》予以高度评价，称该书是二战后世界文学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对德国文学有划时代的意义。

跨界的获奖者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百余位获奖者中，并非都是作家，其中还有政治家、数学家，甚至是歌手。

罗素作品书封。

——罗素：获得文学奖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1950年，一位“文学圈外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罗素，其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双黄蛋”。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迟一年颁发，因为当时评委会认为没有候选人符合评选标准。1950年瑞典文学院分别为威廉福克纳和伯特兰罗素颁发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罗素更多的贡献是在哲学、逻辑学、数学等领域，不过他在哲学领域作品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以及和摩尔一起创立分析哲学，成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资料图：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写回忆录获奖

数学家之外，政治家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3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他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奖。

回忆录记述了19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期间的主要国际事件，尤其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同时也收录有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函电及个人保存资料等。

虽然这部作品极具史料价值，但其文学价值是否足够获得诺奖，并非没有争议。

资料图：2011年，迪伦在英国伦敦进行演出。

——鲍勃迪伦：歌手也能拿文学奖

同样出现争议的还有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

评委将他比作像荷马一样的“最伟大的在世诗人”，认为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他的歌曲甚至被评委赞美为“献给耳朵的诗篇”。

《答案在风中飘荡》是鲍勃迪伦在中国流传较广的作品。此外，《时光慢慢流逝》《吉卜赛人》等作品也曾被译介到中国。

不过，当歌手诺贝尔文学奖时，争议也因此产生。

当时即有评论称，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只是为了“取悦群众”。苏格兰小说家韦尔什则表示：“我是迪伦的粉丝，但音乐与文学截然不同，我感到愤怒。”

尽管存在争议，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达尼乌斯表态称，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对把奖项颁发给迪伦的看法“极度一致”。“迪伦享有偶像地位。他对当代音乐的影响深远。”

诺贝尔文学奖里的中国元素

大多数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记忆，大概总绕不过“莫言”这个名字。但其实在莫言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有了“中国元素”。

赛珍珠作品书封。

——赛珍珠：半生在中国度过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其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这部作品正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称赞其作品中“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

在赛珍珠81岁的生命中，将近一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而且都在她的前半生。

她曾在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中回忆：“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就像熟悉我脸上的皱纹一样……”

资料图：莫言。韦亮　摄

——莫言：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已经公开的资料，在中国作家中，胡适曾于1939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40年，林语堂被美国作家赛珍珠等人提名；1950年，赛珍珠再次提名林语堂作为候选人。可惜的是，胡适与林语堂均未得奖。

一直到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莫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谈及自己的创作，莫言曾多次表示，写人是其唯一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而“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

就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莫言再次公开谈到此话题。

他认为，文学实际是从人出发，写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人的遭遇以及命运等等，最终还是落实到人身上。民间故事、历史、未来也好，文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的文学、人的历史，一切从人出发然后再回到人。(完)

以下为近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及其主要成就：

2014年授予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代表作品有：《星形广场》《暗店街》《青春咖啡馆》。获奖理由：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2015年授予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最后的见证：失去童年的孩子们》《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获奖理由：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2016年授予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代表作：《随风飘荡》。获奖理由：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

2017年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代表作：《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将尽》、《别让我走》。获奖理由：借充满强烈情感的小说揭示了我们幻觉之下的深渊。

2018年未颁发。

2019年诺贝尔奖从10月7日起陆续揭晓。7日当天公布了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医学家威廉·凯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医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他们凭借革命性地发现让人们理解了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气的基本原理而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