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辩：关于鸦片弛禁还是严禁的是非问题大讨论

再过几天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日，官方近期也公布了将于国庆日举行阅兵的安排。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又要迎来一次特别的万众瞩目，而国旗出发的地方就是雕刻着虎门销烟场景的纪念碑。所以人未君也要写点什么，以示纪念。

18世纪30年代之前，清政府因为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大量外销形成了对外贸易明显出超地位。此时的英国人经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逐渐掌握国家权力，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急于全球寻找财富。但是英国人的商品在华销路不畅，贸易逆差无法逆转，转而对华输入鸦片进行不正当竞争。在此背景下，清政府经过“弛禁”、“严禁”之争，道光皇帝遂于道光十九年一月（1839年3月）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四月于虎门销毁鸦片二万又二百余箱，沉重打击在华外国人的非法贸易的嚣张气焰。然而在这场禁烟运动开展之前，道光皇帝却在提前开展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关于“是要弛禁还是严禁鸦片的是非问题”的大讨论，这也是人未君本文的重点。

道光想禁烟不是拍脑门子的主意，实际上，道光自39岁登基起就重申禁烟禁令，除了对这个黑色产业的从业人员全面封杀之外，还处理了一些徇私庇护的官员。可见对于鸦片之害，道光比他历代前任要认识深刻。道光内心对于这种毒物是彻底的厌恶，多次在回复大臣的朱批上说：“然查禁鸦片，尤是海口要务。果能实力禁绝，能无偷漏包庇之弊，方为不负恩任”类似的话。

但是很奇怪，皇帝对于禁烟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流入清朝的鸦片不减反增。据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统计，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到十八年，不完全统计鸦片输入量翻了一番，达到丧心病狂的4万余箱。这种怪异的现实给朝廷内部的弛禁派提供了舆论空间，道光也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解决方案。十六年（1836年）四月太常寺卿（中央副部级）许乃济上奏请弛禁鸦片，这就把原来地方的土政策放到台面了。

随后主张严禁的官员纷纷上书驳斥，其实许乃济的弛禁论强词夺理，漏洞百出，脑洞之大，让人喷饭，驳斥并不难。他的“高论”大概如下：既然鸦片越禁流入越多，还不如使其合法化，一方面国家可以多课税，还省得禁鸦片搞得全国鸡飞狗跳；能吸鸦片死的都是屁民，死了也无妨；不仅如此还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人民主动上马鸦片种植项目创收，以此抵御外国鸦片，以禁白银外流。奏折之后还义正辞严地标榜了一下自己的忠心：“都是皇上提拔，我才各地当官，虽然没大功劳，但是地方上的事我还是留心研究的，鸦片害人日甚一日，他们都不敢跟您说实话，我既然知道不敢不跟您说！不信，您可以问广东地方官员……”

这个折子一上，许乃济俨然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按道理讲，许乃济的行政方向大体属于礼部，你研究礼法就好了嘛，干嘛要出头装专家呢！实际上许乃济有一点说得很对，他对广东的情况确实很熟，广东沿海毒品泛滥他不会不知道。许曾在广东担任过按察使，他的弛禁之说，就是当时和广东的吴兰修、何太青一起搞出来的。本来能接触到鸦片走私产业的就不可能是一般平头老百姓，官场规矩，过手三分肥，一杯接一杯。本来关节人员伸黑手还要藏着掖着，鸦片一旦弛禁，从中渔利根更可以明目张胆了。

所以道光一问广东官员：“大家什么意见？”广东官员回奏：“许太常说的是，皇上英明！”而且还不忘夹带私货：提议弛禁的鸦片要按普通商品一样要公行经手分销。这也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看了觉得是咄咄怪事的一幕：明明广东鸦片流毒最甚，反而地方官最支持弛禁！由此可见盘踞在鸦片走私这个半地下的灰色产业上的食利阶层之顽固，鸦片贩子和地方腐败官僚已经结成了错综复杂的畸形利益联盟，当然他们必然要在中央培植利益代言人以便在适当时候左右中央决策，这也进一步说明地方官僚集团已经很大程度上和普通人的利益背离了。

这种状况很像美国社会现在的禁毒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已经打响了“毒品战争”，半个世纪以来累计烧掉1万亿美元，而现在的局面是：吸毒人数有增无减、毒品花样不断翻新、而且还打造了美利坚狂吸，墨西哥滥造的闭环供应链。墨西哥地方政府为了方便毒品贩子服务好美国人民，竟然提供贴心洗钱服务。那么美国人禁毒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缉毒署在6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90个海外办公室——满世界寻找毒品卖家。”[1]说的好像谁逼着美国人吸毒一样，这“祸起于内，兵用于外”的骚操作着实惊人。

那么回过头看许的建议，总体而言既不具备可行性，同时也很没人性。当时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对许的驳斥就很到位：第一，就是税率翻倍对于财政而言也不过是小钱，所以不要眼皮子浅；第二，鸦片暴利，农民哪有心思搞粮食生产，遇到灾害就只能等死；第三，皇恩应该沐泽所有人，当然也包括烟鬼。袁的文章对于揭露许乃济的伪论有奠基之功，此后禁烟俨然成了朝堂上的政治正确。

我们毕竟不是许乃济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想要以毒攻毒，我们也不能认定他和地方腐败官员一定有利益输送，我们只能基于常识来推断。常识告诉我们，对于毒品输入国而言，毒品百害无一利，放任自流只是在往悬崖边狂奔。对于这一点，作为一个资深官僚，他不可能不知道，同样他也知道朝堂政治素来要讲站队，或许他就是迷信这一点。但是对于可能的意外他也应该有准备，毕竟他不是中央大员，皇帝也只能根据具体的政策能力来定升迁，而对于重大政策的态度就意味着选边站。因此，人未君觉得能够激励许乃济冒着风险上书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A）报效朝廷，舍身救国的宏愿；

（B）显示政策能力，谋求仕途；

（C）为地方反动腐败集团代言，获得好处；

（D）本身是腐败集团的一份子，出于自保本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针对这道题来逐个分析，首先A选项和D选项本身属于两个极端，在人格没有分裂的人身上，不可能同时成立，在现有材料下，似乎两者间很难做出选择。但是考虑到同为反对禁烟队伍的另外两个高级官员，直隶总督琦善和云贵总督伊里布，这两个满族贵胄都是妥妥的投降派，而且都善于巧妙地向英国人投降，只不过作案地点一个是在广州一个在浙江。据此，我们有理由倾向于认为许乃济本身是腐败集团的一份子，出于自保本能地反对一切改变现状的改革。

那么许会不会是为了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而故意要作惊人之语呢？事实上，许乃济在上书请求弛禁的那一年已经是59岁的高龄了（比道光长5岁）。在清朝人均寿命仅有30多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而言，再去冒着风险争取仕途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心怕也无力，更何况他不过是一个三品的主祭祀官员。在道光后来给禁烟政策定调了之后，随手便把许降成了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结果第二年就死掉了。

如果他真的想在晚年赌一把仕途，从结果来看明显不太合算。综合来看，许乃济很有可能是在为地方腐朽的食利阶层在中央代言，当然，人未君也愿意相信，他们之间可能没有赤裸裸利益交换，但是他们之间的禁烟理念却无二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他们归为一类似乎并无不妥。毕竟在民族危亡之际，这种低级主张实在与资敌无异。

一个许乃济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弛禁主义者却站起来了！这群人里面有腐朽不堪的满族官僚，也有在这个利益链条上磨牙吮血的走卒，还有为许的弛禁欢呼的英美鸦片贩子，但是还有一个人我们很难想到，那就是马克思（没错，就是那位在中国无人不知的思想家）。

马克思认为英国人“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损失。”[2]同时马克思还称许乃济为“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国内也有人为弛禁鸦片张目背书，比如有人称：“（弛禁）问题的关键不在感情，也不在与（于）侵略者的某些提法是否吻合，而在于当时的清政府能否完成禁烟的使命，严禁能否比弛禁更有利于中方的实际效果，如果不能，那么，不管许乃济的主张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的难以接受，从客观效果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3]

由于这篇对许乃济弛禁的“再认识”立论于马克思的论断，也就是我们说的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人未君批评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也就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张的否定。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不是也不可能是帝国主义者，正是基于此，人未君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观点才有讨论的必要。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说：“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那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指道光帝，笔者注）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4]

首先，综合看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发现他主张合法化的立论基础并不是“弛禁有利于清政府抵制鸦片”，而是“对英国人会造成经济损失以及会增加一些清政府税收”。显然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鸦片合法化和本土化的实际效果并非就一定能抵制鸦片。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人未君这里简单举个例子：鉴于加拿大大麻吸食人数过多，加国总理特鲁多力推消遣类大麻合法化。他的理由是：便于通过政府对销售渠道的规管，能有效防范青少年滥用大麻，同时亦遏制犯罪组织获取不法收入。但实际效果是，“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合法化后一个月）安大略省和艾伯塔省近期已经有近600例20岁以下未成年人大麻中毒事件，是2014年的两倍。其中甚至包括24名4岁以下儿童。”[5]

其实，鸦片本身不是必需品，但是毒瘾是刚需，要想抵制毒品，要么没人卖，要么没人买。没人卖，一般吸毒的人自己不会造，不得不戒除； 没人买，毒品贩子自然要改行。所以再看弛禁论，可以说是缘木求鱼，掩耳盗铃了。那么某些人认为的“弛禁有利于抵制鸦片”也自然站不住脚了。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税收对于政府（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府）都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腐败的政府。因此，对于帝国的决策者而言，不可能对此无知。既然如此，道光到底为什么打死不松口弛禁呢？马克思认为道光此举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幻想自欺”（同前，第632页）。这大概符合马克思在做阶级分析时的一贯思路：帝王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和他的官僚必然属于整个地主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然而，道光的作为似乎表明，他更认为平民断除烟毒更符合他和他的帝国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那么道光严禁鸦片的一贯态度就可以解释的通了。他严禁鸦片也确实如马克思所说是“激于道义”、“坚持道德原则”（同前，第632页），但更多的，可能是他内心深处对烟毒施加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枷锁感到同情和痛恶。由于我们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史观中深刻的阶级对立观念（当然阶级划分本身能有助于深刻了解历史），大多对于封建帝王好感无多，但是这本身似乎也有局限。如果抛开先见，像道光这样能够站到大多数普通人生存利益的角度去考虑的决策者不是很好么？我们不能为了证明 “地主阶级头子”的阶级罪恶而说他昏庸，相反，中华民族历史上正是有了许多这种想要励精图治的帝王才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中国人才得以比别人享受到更多盛世安逸的荣光。

尽管道光想励精图治，但是不可能事事亲为，他还是要靠他身边的那些大臣们。他就像一个紫禁城里的囚徒，虽然九五之尊，但是没有得力干将，也是寸步难行。虽然大佬给严禁鸦片定了调，但是怎么解决，派谁解决，这还是一个问题！这时的道光是郁闷的，他还是在等待，等待一个男孩！最后人未君想说，作为网文，这篇文章确实长了点，但是每当想起中国人近代的憋屈，人未君又忍不住多说两句。另外虎门销烟系列文章的续集会同步发在同名公众号里，这篇文章就此停笔。

参考文献

[1] 李强. 美国南辕北辙的“毒品战争”.人民日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8/13/nw.D110000renmrb_20190813_4-17.htm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页

[3] 王中茂.许乃济弛禁策再认识[J].史学月刊,2004(07):124-12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5] 胡浩. 完全不意外：加拿大未成年人遭殃了[OL]. 环球时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989134071167695&wfr=spider&for=pc）

[6]陈舜臣（日）：《鸦片战争实录》

[7]牟安世：《鸦片战争》

[8]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