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裔后代谈家族移民史：移民的大门值得打开

《洛杉矶时报》发布了伊莱恩伍(Elaine Woo)缅怀父亲的文章——《我的移民父亲会如何处理美国现在的困境？》，通过梳理家族移民历史，启发人们思考解决美国移民困境的出路。

　　父亲的墓碑上写着汉字，但其中的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只能笼统读懂上面写着威尔伯伍(Wilbur Kuotung Woo)，生于中国广东省牛毛岭村。

　　1919年，父亲随他的父母移民到美国，当时他只有4岁。他小时候的很多时光是在洛杉矶市中心周围的简陋房屋中度过的。

　　父亲在洛杉矶上了小学，那时起他就爱上了棒球，也是在那时，老师给他起了山姆(Sam)的英文名，但他后来自己改了威尔伯(Wilbur)这个名字。也是在洛杉矶，他与我的母亲结为连理，尽管二战让母亲在中国滞留了6年的时间。他们一共孕育了5个孩子，我排行老四，我们较小的3个孩子均在美国出生。

　　20世纪50年代，父亲与祖父在曾经的City Market建立起了成功的批发业务。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成为南加州首家华裔开办的银行的副总裁。《洛杉矶时报》在20世纪70年代曾称父亲为“华人街领袖市民”。

　　可他也曾遭遇种族歧视。

　　20世纪40年代，父亲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书时，西木区(Westwood)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华人，限制诸多的规定也使得他和母亲无法在洛杉矶购置住房。

　　父亲常会回忆起一件事，当年加州公路巡逻队(CHP)一名警官曾因为小问题拦下他，但却在查问中无法相信父亲的职业是银行家。“你是说你是糕点师傅吧”，警官坚持是自己听错了(编者注：糕点师傅的英文baker与银行家banker发音接近)。

　　2012年，父亲在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6岁。每年6月，我们几个子女都会聚在一起为父亲庆祝诞辰，时间恰好在父亲节左右。

　　而今年，在追思父亲的时候，我想到从华盛顿传出的新闻与父亲的努力背道而驰，尤其是移民问题。我在想，父亲又会如何应对如今的窘境？

　　我们国家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都充满了这样的争论，即谁才有资格成美国人。父亲对这一讨论的贡献始于1965年，当时他到华盛顿参加全美华人福利会(National Chinese Welfare Council)——这一最早的全国性华人组织召开的一场会议。该组织的要务就是扫除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的针对中国移民的人口限制令。

　　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颁布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倍受限制。1922年，执行的新法规允许每年可以接纳的中国移民人数为105人。对于想要拿到美国签证的中国人来说，这份等待清单长到不可思议。

　　我的外婆就曾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在外公位于加州斯托克顿(Stockton)的工厂因遭遇大萧条(the Depression)倒闭前，外婆已在加州生活了近20年。1934年，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中国，靠家里的土地过活，我的母亲与父亲就是在那期间认识的。

　　二战后，外婆曾试图返回美国。尽管她的5个子女都是美国国籍，尽管她的两个儿子曾为美国战斗在前线，她仍需要通过排队等待许久才能回来。

　　1950年，母亲向时任参议员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请求帮助。尼克松通过签署一项特殊法案，给外婆发放了“不占名额的移民签证”。从母亲写信恳求尼克松帮忙到外婆最终回到美国，前后用了两年的时间。

　　外婆的遭遇促使父亲加入到移民事业之中。

　　1965年，当父亲回到华盛顿时，他与参议员泰德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见了面。后者邀请全美华人福利会来参加有关一项重大移民改革法案的听证会。

　　父亲将家族的移民故事连夜整理出来，让议会领袖得以在听证会上发言时使用。几个月后，国会全票通过了《1965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该法案取消了之前基于国籍的移民制度，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则以申请人的技能和让家庭成员团聚为重。对中国移民来说，如今的年度移民名额已增至2万人，与其他国家移民的待遇一样。

　　父亲一直为自己能参与这一重大法案的立法感到骄傲。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改革将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他来说，那是个事关公正的问题，但1965年的新法案却为世界各地的人移民来美国打开了大门。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扇大门如今已经“坏了”(甚至如果父亲在世，可能也会这样说)，但我们在是要修葺还是要将其牢牢钉死上意见不一。

　　而唯一让我确定不移的是，这扇门曾为从牛毛岭来的一位农村男孩打开过，而他也努力让这一切都变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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