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磬乐”代表着中国先秦时期音乐艺术的高水平,金声玉振鼓声隆隆,其宏伟的气势和多样的音色组合显示出上古时期独特的审美风格和高度发达的音乐文明。两千四百多年前一位痴迷音乐的诸侯国君驾鹤西去,其生前极尽奢华的宴飨场面与翩翩乐舞的情景被其后人原样照搬,和主人的棺椁与陪葬乐人一起放人精心设计的大墓中。1978年,沉睡于地下两千四百多年的大墓奇迹般地重现人间,让世界感到震惊、让国人激动不已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这座战国时期南方的王侯墓为我们揭开了先秦钟磐乐的神秘面纱,成为今天研究钟磬乐队及其形态特征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这就是出土于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乐器群。
这座地下音乐宝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墓中的多种乐器、礼器及其纹饰和铭文展现出地处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传统和鲜明地方特色。墓中出土了青铜乐器、礼器、兵马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等共15000多件文物,这些丰富而珍贵的物品集中体现了战国早期人们的音乐生活、物质生活以及精神世界。
“乙”即墓主人的名字,姓姬名乙。这是一座呈不规则多边形的大型墓葬,总面积20平方米,墓椁分为东、西、北、中四室。曾侯乙的主宿位于东室的正中,有八个女性陪葬棺、一个狗棺和一些琴瑟等以丝竹为主的乐器。著名的钟磬乐队出土于中室,中室的这个乐队由呈“L”形的两面编钟,一面编磐以及鼓 、笙、排箫、篪等乐器组成,正如典籍中所记载周代礼乐制度中“诸侯轩悬”的赏乐规格,诸侯可以享用三面排列的乐队奏乐。西室放置13具女性陪葬棺,可能是表演乐舞或奏乐的乐工。北室是兵器、车马器和竹简等。可以想见,东室是曾侯乙的寝室,这位热爱音乐的国君在此享受到的是丝竹乐的优雅与动听。中室是曾国宫廷宴请王宫贵族及亲朋友好、欣赏钟磬乐队和歌舞伎乐的场所。这种讲究排场与形式的金石之乐是中国先秦礼乐形态的真实再现。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三面悬挂的乐器使用并没有超出诸侯的级别,是符合周代的“乐悬”制度规定的,但墓葬中排列的“九鼎八焦”却带有僭越礼制的印迹。这是否代表着周朝发展到战国早期礼乐制度已经走向没落,九鼎八簋不再是周天子专享,而变成天子与诸侯国君均可享用的礼器?无论如何,这些象征着幕主人身份地位的“九鼎八售”,可以证实墓主人在当时应该拥有较高的地位;如此厚葬的规格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曾国文化的强大、制作技艺的高超与经济力量的雄厚。
墓葬中最有音乐学术价值的是随葬的125件乐器,它们构成座巨大的地下音乐厅。曾侯乙喜乐器共计9种:编钟65件、编磐32 件、琴(十弦)1件、均钟(五弦)1件、瑟12件、篪2件、排策2件、笙6件、鼓4件。如果按今天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来分,可分为打击乐、吹管乐和弹拨乐三类。最令人瞩目的是整套青铜编钟,它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先秦编钟里规模最大、音乐性能最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那么如此浩大的“曾候乙墓”为何被称为“地下音乐厅”呢?
首先,曾侯乙墓随葬品刻有“曾侯乙作持”等铭文字样的青铜器有200多处,由此表明这些乐器都是酷爱音乐的曾侯乙生前享用和拥有的。铭文内容以当时的乐律学理论为主,用以记投先袭时期乐律学理论以及管国和周、楚齐等各国的律名、阶名、八度音相互的对应关系,还有一些用以铭文记事。这些乐律学术语,正如一部失传了的中国先秦时期乐理全书。例如:铭文中记载了某个音在其他调式中对应的称谓是什么,反映出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这些在后世的文献已经很难寻觅或辨析了。
其次,现代欧洲乐理体系中的大、小、增、减、八度等音程的概念,在当时曾候乙编钟的铭文中已经应有尽有了。这些铭文曾经是上古时期独有的音乐表达语言。它们所揭示出的乐律体系,是在继承商、周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南方楚文化的传统而创造出的辉煌成就。曾侯乙编钟乐律体系是以我国传统的三分损益法为基础,兼采纯律生律法而产生的一种复合律制,它像是一个以五度音程为框架,以三度音程为枢纽的网,它们的发现使人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第三,曾侯乙墓共出土的笙,是目前我国所见匏制笙最早的实物。因笙斗的制作材料为葫芦,所以笙归于八音中的匏类,出土时大部分长短不一的细竹管散乱,经过脱水处理后得知这些是插在笙斗上的笙管。用匏制作笙时,需要在幼匏生长阶段按照笙斗的形制,用匏范套住幼匏使之定型,这种方法类似今天制作各种类型的葫芦,也是要在它们某一个生长阶段先把外形固定好,等到葫芦成熟时才能结出需要的形状。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笔管中发现了大小不同的竹制簧片,这说明当时笙的制作和调音已经达到比较细致的程度。
总之,作为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界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它的出土使人们对周代礼乐制度有形象的认识,也为研究周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其次,曾侯乙墓编钟是古代科学与艺术高度结合的顶峰之作,无论在铸造工艺、结构设计、音响性能等多方面都堪称为一项显赫的科学成果。第三,在曾侯乙墓中首次发现一些久已失传的或形制较早的古乐器,它们与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为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第四,编钟上所刻的大量铭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钟体的铭文有记录、标音、乐律方面的功用,对于曾侯乙乐器的断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乐律的使用情况以及所用音阶及变化音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震惊世界的“曾候乙墓”被称为“地下音乐厅”看来是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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