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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品
必须指出的是，“鹿晗公布恋情”事件之所以会造成爆炸性的流量增长效应，不仅是基于那个与鹿晗维持着情感联结的粉丝群体所具有的极为可观的数据生产力，而且是由于鹿晗公布恋情的行为事实上引发了多家粉丝社群的巨大震惊与剧烈争议。
这种震惊的成因在于，前文所述的情感联结其实是与某种不成文的交易契约共同构成了“爱豆-粉丝关系”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倘若“爱豆”要接受粉丝的“爱的供养”，就必须回馈给粉丝以“爱的报偿”。
如前所述，鹿晗与其说是一位依靠贩卖个人魅力来赢得人气与资源的“崇拜型”偶像，毋宁说是一位在粉丝社群的应援活动的供养之下才显现出“流量担当”的商业价值，进而反向吸引娱乐圈资源投注的“养成型”偶像。而在商品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之中，粉丝持续而狂热的供养绝不会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而必定会是有所索求的。
其中最为通行的一项索求，就是索求一位存在于媒体系统之中的“云男友”、“云哥哥”、“云弟弟”、“云儿子”，索求一份由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形塑而成的亲密关系或亲情关系。就那些事实上构成鹿晗粉丝群体之主部的“女友粉”而言，“爱豆”需要满足她们对于某种亲密关系的甜美幻想。
而鹿晗突然公布恋情的行为，以及他在公布恋情之前的某些可被解读为“欺瞒”的言行、他在公布恋情之后的某种可被解读为“冷漠”的态度，对于很多以“女友粉”自居的粉丝来说，则破坏了这种想象性的亲密关系，违背了这种虽不成文却维系着“爱豆-粉丝”的情感共同体的隐性契约。
换句话说，在“爱豆文化”的语境中，鹿晗的粉丝会自认为拥有干涉偶像私生活的权力，而鹿晗公布恋情的行为则至少消解了“云男友”这样一种既存的人物设定。也正因如此，“鹿晗公布恋情”事件才会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争议，制造出如此惊人的流量增长效应。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粉丝社群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同时也发生在粉丝与那些认为“恋爱乃是个人自由”的非粉丝之间。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鹿晗公布恋情”事件还提示了一种格外重要的文化趋势——亲密关系的虚拟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再需要与一位肉身在场的他人主体发生面对面的交往，就可以进入到一段想象性的亲密关系当中。
更进一步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与视听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亲密关系正在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崭新样态。除了当前最具媒体曝光度的“爱豆文化”之外，蓬勃兴起的网络直播行业和二次元行业，前景广阔的虚拟现实游戏、全息投影虚拟偶像、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向人们展示了亲密关系在数码时代的多种可能。
或许，当我们在若干年之后回顾“鹿晗公布恋情”这起新媒体事件时，我们会发现，当前的“爱豆文化”只是亲密关系虚拟化潮流当中的一个过渡性的产物。在日新月异的数码技术的重塑之下，流行文化无疑还会发生难以预期的新变。
在这股亲密关系虚拟化的浪潮中，偶像明星作为经纪公司力量、演艺投资力量、行政宣传力量、文化消费者力量等多重力量相互博弈的纽结点，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营造与贩卖某种能为消费者提供情感满足的“人设”，来赢得网络粉丝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影响力。
然而，那些经过提纯的可标签化的“人设”，虽然便于新生代的“产消者”借由“脑补”与二次创作获得情感满足，却不免会与艺人的真实人格与生活境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因而往往会在某些网络新闻的披露与突发事件的冲击之下遭到瓦解，以至于“人设崩塌”成为近年来网络舆论场域当中一个常见的流行短语。
或需赘述的是，尝试收编“爱豆文化”的话语资源的官方宣传机器也会面临“人设崩塌”的风险，当某些触目惊心的时事报道冲击到网民的视线，或是某些行政命令直接干扰到“产消者”的文化生活，“小粉红”群体的其中一部分成员同样会察觉到拟人化的“祖国爱豆”与真实的国家状况之间的出入，进而产生“人设崩塌”的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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