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百科 | 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年号背后不止“平成”二字

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年号背后不止“平成”二字

编 | 黎安歌 鹌鹑

编者按

2017年5月19日，日本内阁决议通过适用于明仁天皇的退位特别法案，同年12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确定2019年4月30日为明仁天皇的退位时间，这是近200年来日本天皇首次生前让位。

伴随退位消息，人们的关注点也集中到了将以不同形式影响人们生活的年号更替上。自1989年开始，“平成”已走过三十个纪元年，在很多日本人心目当中，“平成”二字不仅仅代表着新君上位或标记年份的单位，更象征着一个时代，跨越千禧之年、世纪交替的风雨或繁荣。随着“平成”完成其历史使命，日本国民也即将迎来他们的第248个年号。

2019年3月29日，日本政府在关于新年号选定手续的讨论会议上决定，于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11点半前后由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新年号。

1989年时任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在记者会宣布新年号为“平成” ；图源网络

一、年号的发源与移植日本

年号是用来纪年、表示年份的一种名号，中国是历史上最早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

据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制度是在汉武帝十九年由“获麟”一事而首创的。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即位十九年（前122年），武帝到雍县祭祀五帝并顺便打猎时，捕获了一头怪兽，其通身纯白毛发，头顶独角。武帝向大臣们询问这头怪兽的来历，大臣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但他们猜想这是一只麒麟，便作了一篇《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盛事。后来群臣建议以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将过去武帝在位的十八年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定第一个六年的年号为“建元”，定第二个六年的年号为“元光”；定第三个六年的年号为“元朔”。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叫做“改元”。此后，中国的每个皇帝即位都必定要有年号，有时遇祥瑞或灾祸还会改元以图吉利。

随着年号制度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成熟，周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越南、大韩帝国时期的朝鲜以及高丽都因为受中国的影响，开始使用年号。年号制度也在这些国家由外来品逐渐成为其内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日本历史上的纪年，最初是使用干支纪年法，没有年号，纪为某天皇XX（干支）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是公元前660年即位，纪为辛酉。据《日本书纪》卷廿五记载，“改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為大化元年”，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时。

在此之前，日本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僧人制定年号，不过这只能叫做私年号或者逸年号，不是真正全国通用的正式年号。而日本的大化改新时期正值唐代“贞观之治”时期。中日两国一直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到了唐代，两国之间的交流达到了鼎盛，当时日本积极吸收借鉴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年号制度也就从那个时候被引进日本的。

私年号也称异年号、伪年号，系指朝廷正式制定的年号以外的在民间私自使用的年号。从严格意义上讲，应指中世以后在民间、地方所使用的年号。随着中央朝廷势力的衰落,战乱起伏,地方豪族、神社、寺院势力不断增强,他们各据一方,私立年号。这种年号多见于记述神社、寺院的起源和碑文中。如大和、泰平、迎云等，多达二十余个。

逸年号，是指一种非正式的但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年号。从广义上讲，它不包括在私年号当中。这种年号的记载主要残留石刻、金文以及古社寺的起源等之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如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使用的年号“法兴”,就是日本最初吸收佛教、倡导佛法、兴建佛寺的表现;年号“白凤”则是日本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史称“白凤文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张劲松、李明著《日本的年号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二、“尤其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

按北京大学刘元满教授的记述，“大化”年号的出处，一为《吕氏春秋》中的“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一为《汉书·循吏传》中的“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此二书在大化改新之时，均已传至日本。但除《吕氏春秋》和《汉书》而外，中国古籍中有“大化”二字者，还有很多。如《周书·大诰》中 的“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孟子·尽心》中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为圣”，等等。从时间上看，“大化改新”对应中国的唐朝初年，上述诸汉籍应已传入日本。因此不少学者相信，不论“大化”二字的实际出处为何，都应源自中国古籍，且日本年号制度的产生是受到当时中国的直接影响，都应当为不争之事实。

到了7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献上断断续续出现过年号的记载，但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孝德天皇以后的第 37代齐明、第38代天智、第39代弘文等天皇就没有年号。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当时《仪制令》规定：“凡公文纪年，皆用年号。”年号于是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不过，在“大宝”之后，日本的年号制度仍较为混乱，以改元为例，有的一世数元，有的一元数世，甚至还出现二元并行的局面。与此对应时期的中国的年号使用也较为复杂。

有学者认为，日本天皇的屡次改元现象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中国商周时代的天道观或天命观认为，天道、天命主宰着人事，而且会垂象示人。到了汉武帝时，经学大师董仲舒把大量的阴阳五行学说加入到儒学中，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对皇帝的行为起到警戒作用。后世的皇帝如唐高宗、武则天、宋仁宗等的多次改元，其目的也大抵如此。因此受到中国皇帝改元的影响，日本天皇也往往是在出现所谓“祥瑞”或“灾异”时改元。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几乎都是因灵异、祥瑞之物出现而改元。如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因宍户国（今山口县一带）向天皇进献白色野鸡而改元为白雉；元正天皇时（公元717年）因美浓国（今岐阜县南部）发现了灵泉而改元为养老。这些年号在用字上直指祥瑞之物本身。除祥瑞改元之外，新皇即位、发生灾变或遇革年也会引起改元，“革年改元”是受 6世纪传入的中国谶纬说的影响，例如《易经》中的“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认为辛酉年是革命之年，甲子年是革令之年，故逢这两个干支年头，改元以冀求政治的革新。

平安时代（794 -1192年）因祥瑞改元的年号就不再那么朴素、直白，一有说是受汉字文化的发展的影响，直接以物命名的就很少了，年号字选取变得抽象起来。从771年“天应”以后，基本所有年号都能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出典，不少年号的出典还不止一处，年号也逐渐寄托了更多统治者的情感和愿望，有了表面抽象实则更为强烈的政治意味。平安末期由于政局混乱，便出现如“保安（1120 -1124）”、“大治（1126 -1131）”等年号，体现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的渴望。

部分日本天皇年号；图源区块链每日资讯

在以上的时间内，对于年号的变更并没有太多限制，日本天皇在祥瑞改元、灾变改元、革年改元代始改元中自由切换选择，但这在明治维新时期发生转变。

三、明治维新后的改变

此时期间，西方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到了日本，日本国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也自然抛弃了所谓“祥瑞”“灾异”之类的无稽之谈。

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天皇的诏书中写道：“其改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自今之后，革易旧制，一世一元，以为永式，主者施行”，规定以后实施一世一元制，并于明治22年（1889年）将该制度正式写入《旧皇室典范》中。

《旧皇室典范》中的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踐祚ノ後元號ヲ建テ一世ノ間ニ再ヒ改メサルコト明治元年ノ定制ニ從フ”（依明治元年之定制，践祚后建年号，一世之间不再改易）。

之后，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时才能更改年号。此外，1909年《登极令》“年号经咨询枢密顾问后敕定之”、“年号以诏书公布”条文规定了年号不再由天皇独自确定，而是由内阁官员经过慎重讨论初步选定，最后由天皇决定。这两部文件为年号的修改和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旧皇室典范》缩影；图源豆瓣网

二战后，旧《皇室典范》和《登极令》被废除，但是新的《皇室典范》里，并没有和年号相关的规定。1978年6月，日本成立了“促进年号法律化国民议员联盟”。1979 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年号法》，将天皇年号规范法制化。

《年号法》是日本最短的法律，除去项目编号，原文只有31个字，该法案规定了年号以政令规定，改元仅限于皇位继承的场合。此外，依据战后日本宪法，天皇不具有政治职能，因此天皇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决定年号的权力，年号由内阁听取有识之士及参众两院正副议长的意见之后，最终通过内阁会议来决定。同一年，提交内阁会议的要领规定了有关年号决定、变更的具体的程序：

首先，由内阁总理大臣选择博学多识之士的人士，委托其思考适合用作新年号的候选名，受托者提交候选名时，应附上各个候选名的意义和典故依据等说明；之后由总理府总务长官对受托者提交的候选名进行研究和整理，并向内阁总理大臣汇报最终结果；最后通过内阁相关会议来选定草案、并决定修改年号的政令。

1989年日本年号由“昭和”改成“平成”的程序与这次新年号的制定和公布程序大体上都在相同的制度下进行。

日本明仁天皇；图源视觉中国

如今，采用非西历历法的国家仍有不少，如一些采用伊斯兰历或佛历的国家，伊朗在1925年波斯议会立法采用了伊朗历，追溯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在那年从麦加出行到麦迪娜）为伊朗历纪元元年；阿富汗也在1957年立法采用新伊朗历；在印度，1957年以塞种纪元为基础，制定了统一的全国历法。

而年号作为曾经东亚文明中普遍使用的纪年方式，只在日本一国保留下来。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废除年号纪年，实行民国纪年；越南的最后一个年号“保大”随着1945年八月革命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终结；1911年，外蒙古方面决定成立“大蒙古国”，奉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大汗，以“共戴”为年号，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共戴”的使用也画上了句号......

于我们而言，年号制度早已是历史封存箱里久远的事物，成为死去的传统，而其仍在隔海他国鲜活使用。旁观日本对新年号的热烈讨论，我们亦可依稀寻见那一部分寄托于年号之上、过往千年的文化根源。

参考资料：

1、《日本书纪》

2、李寅生著《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日本天皇年号的影响》，日本研究，2001年第2期

3、陈景彦、张锦著《从江户时代年号看日本对儒学文化的吸收》，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

4、张劲松、李明著《日本的年号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5、刘元满著《日本皇名、年号用字中的汉字文化表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月

6、王晓云、黄莺著《日本年号的由来和特点》，日语知识，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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