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里的穷人，以及美国所经历的增长困境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

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十四篇，探讨美国社会及其增长困境。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的采编人员。

1.

费城郊区卡姆登是城市衰退的一个标本。

这里“曾经容纳了几十家蓝筹股公司旗下的工厂，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金宝汤业公司、纽约造船公司。在 1950 年鼎盛时期，卡姆登有 12.5 万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社区”。 1960 年代，随着制造业转移，工厂关闭，商店关门，服务消失，工薪阶层家庭搬到周边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卡姆登陷入了城市衰退的旋涡。 2010 年，卡姆登人口仅有 7.7 万人，其中黑人占一半，西班牙裔占 42%（大多为波多黎各人），贫困家庭占 38% 。 2009 年，卡姆登市因为“每 10 万人中有 2333 起暴力犯罪”成为全美最高犯罪率城市。

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工业最早产生衰退的地区。威廉·富特·怀特早在 1940 年代对这一地区就业能力不足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而写出《街角社会》；简·雅各布斯在 1960 年代就已经从城市衰败角度总结了问题所在：

到了 20 世纪，新英格兰的工厂一直在倒闭，不断解雇工人。对大多数新英格兰的居民而言，该地区经济衰退的原因看起来十分明显——工业的失败。他们沉思失败的原因：南部廉价的劳动力，沿河和瀑布边旧砖厂的萧条，波士顿码头的衰败，来自瑞士和日本的进口品。他们努力地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劣势，不希望再有损失。

《城市经济》

简·雅各布斯引用了拉尔夫·弗兰德斯——一位新英格兰地区的企业家，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的一句话：“该地区的问题并不是旧工业的失败，而是缺乏新工业”。但是在 1970 年代以前，这些问题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那些耀眼的新兴工业地带、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大都会地区的城市经济结构的改造，以及它们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让人们始终相信这只是事实的很小一部分。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大的趋势里，异地的发展会消化掉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问题。以“增量”解决“存量”——几乎是寅吃卯粮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版本，前提是笃定于未来增量可能性的不容置疑。

在简·雅各布斯活跃的年代，虽然她指出了忽视制造业、开发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潜藏问题，但一切还没有显示出无以为继的样子。而且简·雅各布斯的志趣也并非在此，她更关心在意城市的兴衰。

到了 21 世纪初，金融危机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尤其是锈带地区的传统汽车制造业相继破产，这就变成大问题了。

2.

《美国增长的起落》在 2016 年出版之后，罗伯特·戈登成为经济史学家里最大音量的一个人。他提出了“特殊世纪”—— 1870 年到 1970 年这 100 年的概念，其中包含了如下观点：

（1）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又一个世纪以不变速度创造经济进步的稳态过程。相反，这一过程在一些时期比另一些时期发生得更快些。
1770 年之前的上千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公元 1 年到 1820 年，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06% ，亦即每个世纪增长 6% 。）在 1870 年之前的过渡世纪只有缓慢增长，而在截至 1970 年的这个世纪中发生了显著的快速增长， 1970 年之后再度放缓。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一些发明比另一些发明更加重要，而内战之后的革命性世纪是在 19 世纪晚期一系列独特发明的失去下形成的，我们将这些发明称之为“伟大发明”。
（2）1970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令人无比失望。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是： 1970 年之后的进步已经逐渐转向人类活动的一个狭窄领域，这些活动与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有关。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事务，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看，在 1970 年之后进步速度都已经放缓。
衡量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的最好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它主要用于衡量相对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而言产出增长有多快。 1970 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只是 1920 ~ 1970 年相应增速的 。
（3）过去 150 年间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但是，对未来美国经济进步的任何考虑都必须超越创新来考察阻力，这些阻力像狂风一样正在拖累经济进步的步伐。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即 1970 年之后最高收入阶层享有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不断扩大。
《美国增长的起落》

1870 年开始的那个世纪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和贡献率，在美国历史中无出其右，这一点上毋庸置疑。引起争论的是如何评价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信息工业革命——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创业英雄、知识英雄、首富英雄、已经改变世界的和正在以及声称要改变世界的英雄……在戈登的数据面前，显得有点虚张声势。戈登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信息产业在美国对 GDP 的贡献率不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的应用和汽车的发明相比尤其如此；没有产生足够多的就业，实际上美国这些年的就业率是下降的，直接导致美国呈现出越来越多贫穷国家才有的现象。综合下来，罗伯特·戈登提供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的图表（P551 图表）——从其中可以看到 1970 年代后增长的困境。

《美国增长的起落》P551图表

如果单看美国，这张图确实够触目惊心。但戈登过于从美国市场本身看问题了——这是另外一种美国封闭的思维方式，同样值得担忧：这对美国当然是个大问题，但如果不在全球化的范畴内去思考并解决，那最终与特朗普的关门战略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从全球制造业整体角度看，二战之后的汽车业生产重心转移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这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变迁的一部分，如果在 1970 ~ 1994 年那个巨大的波谷中引入日本经济的数据，那可能会发现 1970 年前后变化并非很大——“不能用前 100 年否定后 50 年，也不能用后 50 年否定前 100 年”（有点冷）。

而戈登留给信息工业革命的时间有点短，它的影响——如果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留下来的充分时间—— 1870 年代开始到 1920 年代爆发，留了整整 50 年时间的准备，保守一点从 20 世纪初开始算起来，也有 30 年的时间，而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时间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长。并且，它同样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IT 制造业产生的工作机会相继出现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而互联网所刺激并产生的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至少现在看，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表现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或者领先的影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评估。虽然我对信息革命的过分强调也持怀疑态度，近大远小的这种思维范式无处不在，但可能戈登也忽视了一些东西。

当然，戈登最核心的思想还是对制造业的重视。 1994 ~ 2004 年间，美国经济数据增长又恢复了一点竞争力，这显然是以英特尔、微软、惠普、 IBM 在内的 IT 制造业的贡献，与上一个 100 年中的汽车业的影响相近，这 10 年的“异常”表现倒是能从另一侧面证明戈登最在意的那一部分：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离开了制造业，就失去了根本。

3.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单从美国本土而论，两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后果在很大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2014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50600 美元，如果 1970 ~ 2014 年和 1920 ~ 1970 年的生产率按照同样的速度快速增长，那么 2014 年人均实际 GDP 将达到 97300 美元，几乎是当前人均实际 GDP 的两倍。对每位美国男性、女性和儿童而言，这 46700 美元的差异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力量对比的显著象征。

贫穷会一点一滴地消耗一个社会，即使是美国。 1990 年代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记录并分析了美国社会参与度的下降，动摇了美国民主社会——那个将近 200 年前托克维尔热情赞美的新社会——的根本。

而贫穷并不会止步于此，在帕特南的另一部著作《我们的孩子》中，他论证了另外一个美国危机的原因：

在地方经济崩溃之后，紧接着就是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双双飙升的 10 年。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家庭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是 1960 年代的文化动乱，而是发生在 1980 年代的工厂歇业破产。这一现象也并非仅发生在工业衰败区，而是蔓延至整个美国。

《我们的孩子》

一方面是中坚阶层——制造业诞生的传统中产阶级丧失自己的劳动岗位，另一方面是城市提供更多的低端服务业岗位，这个结果就是城市中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小熊英二在《改变社会》中复盘美国和 OECD 发达国家的就业变化：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减少，而信息产业及依靠 IT 技术投资全球的金融业等则兴旺起来，并催生出大量的新式承接业务，如快递、数据录入等。为向在商业街工作的核心精英提供支持，从事简单作业的事务员、清扫员、便利店员、餐饮店员等也必不可少。这就是以在麦当劳打工的工作人员为象征，被称为“Mac Job”的短期雇用者们的职业。一般认为，一位核心精英的周围，约需 5 位外围劳动者为其服务。

《改变社会》

这些劳动岗位无法外包海外，但也不会成为传统中产阶级的就业选择，自然成为移民劳工的首选。在《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一书中，雪伦·朱津（大陆一般译为莎伦·佐金）中描述移民就业者在纽约市提供的服务：

莎斯基亚·莎森在她纽约市低薪移民劳工研究中指出，士绅化的新消费实践是劳力密集的。她指出，英国保姆要照顾双薪家庭的小孩，萨尔瓦多女佣打扫他们的公寓；衣索比亚或海地的出租车服务司机，深夜将一块辛勤工作的夫妻送回家；多明尼加家庭工替昂贵的第七大道设计师手织毛衣；送货小弟来自当地的中国餐馆；维持水果摊 24 小时营业的是韩国菜商家庭。

《权力地景》

改变社会结构并没有终止，对男性养家观念的最后打击由家庭中女性角色来完成。莎伦·佐金《权力地景》中记录了这一过程：

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经济权力的地方地景，不能指望由汽车和钢铁生产来重构。检视威尔顿及底特律下游区周边的就业变化，确认了服务业工作成长及女性劳动力的全国趋势，尤其是在健康照顾、学校与零售业方面。世代与家户变迁反映了这些转变。譬如，在一名麦克路斯钢铁工人的家庭里，男人在三代里经历了向下流动。 40 多岁的丈夫是工会活跃分子，他的父亲也是技术熟练的工人；儿子则是一位年轻的钢铁工人，于 1980 年遭解雇。但妻子有个公共部门的行政工作，女儿则在附近的零售商店工作。这是麦克路斯及许多其他制造业公司里的典型家户，工资与福利让步及解雇，将更多妻子和女儿送进劳动力。更多类型工作将在去工业化的未来地景中创造出来。

《权力地景》

家庭收入在男女之间的此消彼长，让男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这既是小熊英二所总结的就业危机，也是更深刻意义上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家庭危机”——最终它会动摇整个社会的根基。

4.

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世界比我们想像得要残酷得多，我们不是旁观者。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中提到：

在经济以及最重要的军事武力上，我们拥有不断革新的强大科技。今日，科技对于军事事务的决定性更甚于以往。全球规模的政治强权如今必须能支配这种科技，同时结合上领土极端庞大的国家。
在这之前，幅员问题并不重要：大英帝国在其气势最盛的时代，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而言，英国本土也只是一个中型国家。而在 17 世纪，与瑞士同级大小的荷兰，也能蹿升为叱咤全球的要角。但是到了今天，不论该国多么富有，在科技上又如何先进，若是缺乏相对庞大的幅员，势必无法登上全球霸权的宝座。
《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

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未来之路其实可资借鉴的路径并不多，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美国可能是唯一的：它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可能要遇到的问题。

很多人喜欢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那里看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实践，看后富裕社会的路径，实际上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学的。这并非是一种沙文主义，而是实际情况。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制造业的承接国，它还是一个市场的制造者，它本身的纵深和人口，还意味着创新能力的可能性。霍布斯鲍姆并非是在鼓励霸权，他只是道出了那个事实。

况且，我们显然不能排除掉美国这个已知最好的制度。我们朴素地认为虽然近 200 年来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几乎很难有现成规律可直接借鉴，但普适价值的理想、丰裕社会的追求是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要正视而且接受的——理性、解放、人性光辉之类毕竟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除非我们自动放弃这种希望。

托尼·朱特引用过一个西班牙外交官痛心疾首的困惑：

我们怀着一个美国梦在佛朗哥政权的统治下长大。这个梦想鼓励我们想像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后来这个梦想鼓励我们去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褪色，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成为噩梦。我们西班牙人对政治上的噩梦有一些了解。美国现在怎么了？你们该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事情？

《事实改变之后》

我们现在对美国的关心，与之近似。

5.

回过头来看，美国经济为什么成功，以及这个成功为什么在今天难以为继。

分析美国在两次大战之后经济上的成功，不可避免要涉及它的帝国主义倾向，不过这个帝国主义是经济成功的原因还是结果，始终是个问题。《美国增长的起落》更大程度上认为是一个结果。经济上成功得因于多种生产力要素的综合作用，至少从二战结束到戈登看重的 1970 年这个分界点的时间段内，生产力的调度和资源配置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因。反过来也看到，从日本到中国的崛起，虽然有广场协议和现在的贸易摩擦，但于美国国内就业和增长，难说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 20 世纪前几十年和更早一点帝国主义的样子。

什么造就了美国经济成功？

人口还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这一点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种学者有海量论述。

戈登与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做了一个对比，“战后美国都市区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太相同，尤其不同于西欧和日本，最为明显的差别就是人口增长。美国人口在 1950 ~ 2015 年增长了一倍多，而英国的人口增长了 15% ，意大利增长了 17% ，德国增长了 18% ”。

美国人除了劳动力人口多，也更勤劳一些，至少相对欧洲来说是这样。托尼·朱特曾经引用过一个数字，“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分别比德国人长 28% ，比法国人长 43% ，另外他们假期更短或者根本没有假期”。

可能是个题外话，《经济学人》智库编辑的口袋书《经济学超市》中披露的数据，美国人有变懒的趋势，他们的年工作时长从 1950 年的 1867 小时，降为 2007 年的 1794 小时。不过，比起法国人从 1926 小时降为 1561 小时还是要表现好得多；丹麦在 1950 年的时候有 2283 小时，是有统计国家中最勤奋的，但在 2007 年的时候变成了 1574 小时 ，差不多与法国人一样是最懒的了。对照一下，韩国在 2007 年的时候年工作时长足足有 2305 小时。

与罗伯特·戈登的 1970 年制造业衰退引致的增长拐点论相得益彰，小熊英二援引的制造业人口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在 1966 年登顶，之后到 2011 年，其比率基本由 28% 下降到 9% ”。它同样可以说明经济衰退与制造业不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从简·雅各布斯到罗伯特·戈登一脉相承的观点。

小熊英二提供的一个反证是，日本 1965 年第二产业（制造业）首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在 1992 年绝对数量登顶（不过，两年后的 1994 年就被服务业反超）；日本制造业执日本经济牛耳地位的 1965 年到 1993 年，基本上是“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到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这段时间，也是美国转移制造业的开始时间，这成就了日本的经济腾飞。日本从业人员数量在 1997 年达到最高值，同样是人口红利的结果。

与我们既往所感知到的“美国人不爱储蓄”这一印象相反，美国与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准发达国家的崛起路径一样，储蓄也是重要原因。

二战期间， 520 万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了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体验。铆钉工露西成为战争期间美国女性爱国主义和参与服务的象征，当时经济正努力克服成年男性劳动力更重不足的问题。部分由于女性出来挣钱，更因为工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工资收入，加之定量配给和禁止生产导致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战争使美国有了大量储蓄。个人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 1943 年达到峰值，之后在 1944 年再次达到 27% 的峰值，远高于和平时期一般年份的 5% ~ 10% 。

罗伯特·戈登认为二战将美国经济从长期停滞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战争， 1939 年后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惨淡的”。而战争创造的家庭储蓄在战后花费在消费品上，戈登称之为“被抑制的需求”的经典案例。

不仅于此。戈登认为从新政开始的“供给侧”调整从长期效应看更有意义。这或许可以看作美国二战之后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原因。

……供给侧的效应更加微妙和有意义，其中包括国家资本存量的巨大扩张，政府出资建设新的工厂和设备，随后交由私人公司运营生产飞机、船舶和兵器。政府资本扩张在 1930 年代就开始了，不仅包括战争期间生产军需品的工厂，还包括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增，国家高速公路网连绵不断，金门大桥，旧金山海湾大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以及博尔德（后来的胡佛）水坝等重大项目接连竣工。另一个提高生产率的渠道是“干中学”。 1942 ~ 1945 年战争的供给约束迫使每个企业使用新技术提高产量，突破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约束。

受教育人口的增加，全球技术人才向美国汇集——虽然其效用经常被质疑，但在几十年的一个时间维度内，不管是它本身造成的经济增长，还是教育与科技带来的工业增长，都是无可质疑的。

四年制大学毕业率提高最快的时期是在 1940 ~ 1950 年的 10 年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于 1944 年通过，规定由联邦政府为每一个二战老兵上大学提供资助。由于 1610 万人，或者说是 1940 年人口的 12% 曾经参战，因此该法案的影响非常大，并在 1946 ~ 1949 年为全国高校带来大量入学人口。这个法案也为那些想要完成高中学业的老兵提供资助，为购买住房者提供低息贷款，为退伍第一年提供失业救济。

这些成功的要素，是今天中国或者说前 40 年里中国所津津乐道的。那么，接下来呢？

6.

罗伯特·戈登笔下的美国未来是黯淡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制造业减少，中产阶级产生机制出现问题，总人口量降低，贫富差距加大。

制造业岗位减少，要求劳动力素质增加，受教育年限增加，就业年龄逐渐加大，单个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年限缩短，总产出实际上是降低的。在中国如今也同样能看出这一点：就业年龄从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现在读个硕士—— 25 岁左右进入职场已经正常，理论上一个人创造财富的实际年限已经只有 30 多年。戈登认为在制造业主导的国家和市场里，这个时间段可能是 50 年——实际差不多是从 12 岁开始，到不能动为止。

工作年限短了，压力就会增大。所以，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结果。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曾经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婴儿潮一代的退休。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允许在三个年龄退休，分别为 62 岁， 66 岁和 70 岁，所以婴儿潮退休的影响相对分散，始于 2008 年，将延伸到 2034 年。其他人口问题还包括工作模式的转变，因为 55 岁以上人群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同时 55 岁以下所有年龄段和性别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
综合来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较低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是减少了人均工时，这意味着以人均产出定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率一定低于以时均产出定义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每天大约有 1 万名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开始接受 Medicare 和社会保障福利金。在 1960 年，每 5 个工作的人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到 2030 年，每 2 个工作的人就要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那些对长期预算预测不屑一顾的人应该重读上述最后一段。
7700 万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进入社会保障和 Medicare 体系并不是理论上的预测。人口即命运。

这里还是可以插一句中国现状：悲剧一代的 80 后、 90 后，要面对的现实是：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要多交几年社保、同时少享受几年养老金——一出一进可能会相差将近 100 万元人民币。如果从在职的总年数角度来说，不冤；从代际平等角度来说，真是要死的心都有。

当然，另外一角度，这一代或两代人生活在富裕社会，社会积极向上，而且承平日久，相比于祖辈或者再晚一辈，这已经是相当大一笔财富了——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说，是一种福气。再下一代，未必有这样的景气社会伴随一生，甚至连和平机会是否都能享受得到，也不好说。

还是套用那个经典的句式：地球不可能支持全人类都像欧美那样的重能耗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更迫切的疑问是，不可能支持全人类都去做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而忽视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眼下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往往乐于看到股市的强劲增长，把它视为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象征，不过实际上，它只说明一个问题，它是造成财富分配向资本家和管理层倾斜的最重要原因，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贫富差距加大——除了中产阶级产生机制出了问题，工人阶层被抛弃之外，这是来自另一端的致命一击。

美国基尼系数的逐渐增高，与股市指数增长有强烈的正相关。

炒得多了，职业经理阶层业绩与股市挂钩，造成 CEO 与普通员工收入比不断拉大，贫富悬殊问题就不可解了。“如果股票市场继续上扬，我们知道不平等将会加剧，因为股票的资本收益将不对称地积累到顶层收入人群那里。”罗伯特·戈登总结道。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步履蹒跚的教育体系，人口阻力以及可能性极大的财政转向，这四大阻力的综合影响意味着未来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要缓慢得多。如果再考虑到 1970 年以来创新对生产率的较弱影响，经济增长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考虑到所有这些阻力，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未来增长很难是正的，并将远远低于 19 世纪以来几代美国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

这还没有算房产问题——可能中国人更关心一些。

纳特·西尔弗是《纽约时报》的竞选网站 538.com 的创始人，他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提及另一种虚幻财富对社会心态的破坏：

截至 2007 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家庭的财产中有超过 65% 都花在自家的房子上了。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他们一直把房产权视为自动取款机。 2001 ~ 2007 年这 6 年的时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非房产资产，即存款、股票、养老金、现金以及其他小生意的收入总和下降了 14% 。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使他们丧失了房产权时，这些中产阶级家庭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几年前相比可以说是极度恶化。

《信号与噪声》

简·雅各布斯在差不多 50 年前只是提了一个醒，缺乏新工业的原因并非新的企业缺乏资本，而是没能很好地利用资本。“许多资本都被腐朽的信托基金把持着，用于投资免税的政府债券，或者投资知名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还有的输出到了其他地方，另一些则投给了逐渐废弃的旧磨坊、手表厂，还有那些由无法胜任的人管理或者出名的无赖压榨的铁路。”

那个时候风险投资刚刚开始，某种程度上在简·雅各布斯提出这个疑问之后，资本有了通向创新企业的新路径，它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帮助硅谷和旧金山的信息和互联网企业实现了腾飞。但你们注意到最近几年，这些以天使之名的资本、以风险为成本的基金都把钱投向哪里了吗？

简·雅各布斯针对当年而说——对于今天来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在过去 25 年中大量的资本出口，大多是由于城市里的黑人——和其他人种——没有进行昂贵的试错和开发，也是由于在尖锐的实际问题开始堆积时，城市没有尝试开发新的商品和服务去解决它们。经济由于克扣发展而换来的富裕只是暂时的，它是经济停滞的序幕。

《城市经济》

7.

卡姆登成为世人关注的城市贫困的代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在 2009 年成为全美犯罪率最高城市，二是由它的衰落所引发的一个社会保障房计划项目旷日持久的诉讼。

当卡姆登日渐衰落，有钱人选择 8 英里之外的新泽西州劳雷尔山镇为新的中产阶级社区。这里的精致郊区生活成为他们美国梦的组成部分。然而，一个在劳雷尔山建造社会保障房的政府计划破坏了这个梦想的延续。

在对城镇提起诉讼时，原告劳雷尔山的区划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禁止贫困的少数族裔进入，这与新泽西州宪法相悖。从城镇居民和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想通过阻止土地使用（多居住单元开发）和人口（贫困家庭）的进入，以保护他们来之不易的美国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会带来税金上涨、犯罪率上升、房价下降以及郊区生活方式受干扰的威胁，进而破坏他们的社区。

《攀登劳雷尔山》

在有关这个诉讼的诸多听证会上，当地政府和居民达成了一致——政府从选票角度当然倾向于当地居民。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在于更多出现在城市社会里“我们”与“他们”的分野。

“我们”是中产阶级住房拥有者，是房主，是对自己财产负责任的人，甚至也包括了先行融入中产社区的非白人；“他们”是保障房的租户，是没有能力在漂亮的中产社区购置房产的人，“我们”假定了租户的道德品质，破坏了劳雷尔山隐含的道德契约。这样的契约规定：“人们应努力工作、遵守规定、存钱，然后会受到社会的适当报偿，在像劳雷尔山这样的漂亮郊区居住”。

在一个冗长的总结中，同一个人列出了“他们”（即假定的住宅项目居民）如果想被劳雷尔山接受，需要具备（但可能不具备）的特征：
如果这个社区要进入我们的居民区，这些人要在我们的社区中居住，我不在乎他们收入有多少，但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如果他们不是残疾人，如果他们想维护自己的房产并尊重自己与周边的人，那么他们每天都要努力起来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这些人所寻找的生活。我欢迎任何人来我们的居民区，前提是他们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攀登劳雷尔山》

“我们没有补贴，我们早早起床去挣钱谋生，我们缴税、交车险、为孩子的各种活动支付费用。如果我们想出去吃顿晚饭，我们自己会埋单。没有人给我们提供补贴。”

一位劳雷尔山居民说。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本有关美国拖车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作者马修·德斯蒙德，为了做这个调查，他在一段时间里深陷抑郁情绪当中，他在看到大量悲剧之后相信，一个人有权用食品券赢得她的幸福。

拉瑞恩那天并没有用分期累积预付订下任何东西。但食物券一下来，她就直奔杂货店买了两条龙虾尾，买了虾、国王蟹脚、沙拉与柠檬蛋白霜派。把这些真材实料带回毕可的拖车后，她开始做料理。她往国王蟹脚加了卡真粉当调味料，还用摄氏 176 度的高温煮了龙虾尾佐柠檬奶油。料理完毕，她一鼓作气，一个人囫囵吞下全部，搭配百事可乐呼噜下肚。这顿饭用掉了她整个月的食物券，但这天是她和格伦的周年纪念，她希望能过得特别一点。“我知道我跟他处得不算好，但毕竟夫妻一场，有些疙瘩我永远没办法解开。”显然龙虾可以让人好过一点。

《扫地出门》

那位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劳雷尔山镇居民在诉讼听证会上说到了他的美国梦：

我自己工作了 50 年就为了攒钱，没有人为我提供补贴。如果爸爸挣得钱不够妈妈维持生计，那么妈妈就会告诉他要多挣些钱。于是爸爸就又找了份工作，要工作到夜里 11 点。我们没有要过补贴。哈里·杜鲁门应该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好的总统了。他说如果你想为饥饿的人做点什么，那么你应该教给他们捕鱼、种庄稼的方法，而不是给他们食物，因为那样会打消他的能动性。

《攀登劳雷尔山》

J.D.万斯 17 岁的时候也这么想，他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挣扎之中，但我们将就着过，我们努力工作，憧憬着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

J.D.万斯在米德尔顿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经历过种种艰难，最终成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因为他是那个唯一走出米德尔顿的人，所以他有机会写出《乡下人的悲歌》。

他笔下的米德尔顿居民与劳雷尔山镇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是，米德尔顿当年踌躇满志的白人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是货真价实的穷人了。

题图为电影《佛罗里达乐园》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