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美了！历代义乌的图书刻印和藏书堪称文化瑰宝！

山川秀美的义乌，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了很多优秀人物。历史上的义乌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文献渊薮。

义乌拥有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自古以来，义乌古籍频遭虫蛀霉变、兵燹水火、朝廷禁毁、败家子倒卖等天灾人祸，但目前义乌图书馆收藏古籍49368册（不含1956年2月，省政府令义乌图书馆所藏珍贵古籍移交给浙江图书馆的2971册），数量超过金华其他各县市总和，为省内县市级第一。

义乌市图书馆收藏有善本书2360册；1961年，收藏了圣寿寺大藏经一部，计290册；收藏了乡贤著作2635册；收藏了义亭石塔村吴源家抢救下来的古书近万册——“破四旧”时，古书被运到造纸厂禁毁前，被图书馆人救下……

01

义乌刻书印书的有利条件

1.义乌书籍刻印主体及刻印条件

宋室南渡，江南成为思想、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所在。南宋义乌学者在传承北宋理学的基础上，沉淀总结、推陈出新；儒家学者们创建并主持各类书院、精舍、私塾等民间性的学术教育机构，使理学思想走下庙堂，深入民间。

由于临近都城杭州，义乌出版业兴盛，图书出版的工艺水平较高，出现了刻售兼营的书坊、书肆。元、明金华的雕版印刷业仍很发达,当时刻书风气之盛,刻书数量之巨，均为前代所不及。金华作为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除官刻、坊刻外，私人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活动也十分活跃。江南文化繁荣，私家藏书崛起,为增益藏书，藏书家除竭力搜求四方外，还从事刻书活动。除刻印自辑、自著的图书外，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又将自藏的部分图书付梓刊刻，为古籍的保存和流通作出了较大贡献。

明代嘉靖年间，金华就有“刻书”（出版）“聚书”（批发）的分工。明清两代，义乌官方刻书，重视乡贤著作和地方文献。至清代，金华文风式微，鲜有大家，清戴璐《藤荫杂记》云：“金华府自顺治丙戌朱之锡馆选(点翰林)后，一百五十年无继者。”

2.义乌发展雕版印刷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的自然条件

从北宋开始，义乌即以竹子作为造纸原料。义乌产水竹，《唐六典》记载“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状纸”，正如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

义乌苏溪，水源丰富，盛产水竹。清代诗人范干在《水竹洞天》一诗中写道：“苏溪溪上亭还好，水竹清幽胜倍加。安得携朋并载酒，烂题诗句发英华。”婺州义乌具有丰富的造纸原料。

书籍雕版所用的木材，以枣木或梨木为佳。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本县宋时，青枣、三花梨即已闻名外郡。”所以具有丰富的雕板材料。

义乌苏（酥）溪，又名大陈江，属钱塘江水系，江宽约60米，是义乌两大水系之一，它直穿苏溪蒋宅。唐代时，在苏溪桥头建有“溪上亭”。文献记载，唐代诗人戴叔伦在《过苏溪》诗中写道：“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风雨杏花寒。”

早在唐朝时，“苏溪亭”就是个文人雅士们畅叙幽情的胜地。苏溪也具有发展书籍印刷业的人文环境。义乌盛产纸张，多能工巧匠，且离徽州不远，徽墨、徽砚、徽笔、徽纸供应充足。义乌产枣木或梨木，适合书籍雕版所用。拥有发展印刷业的物质基础。所刻书被称婺本。

3.义乌“人杰地灵”，具有优良的刻印、藏书环境

从南宋开始，义乌盛行理学。从南宋到元代，义乌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条核心线索，就是朱子学在金华、义乌的传播。朱熹、何基等名师对义乌读书人深远影响。很多读书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朱熹过世之后，最重要的弟子是黄干，既是大弟子，也是其女婿。黄干对朱熹学说的解释代表了朱学的正宗，其后学主分为三派：北方一派，江西一派，浙江一派。在浙江，黄干传给了何基，朱子学从此在金华生根发芽。

而后何基传给王柏，王柏传给金履祥，金履祥传给许谦，这就是“北山四先生”，也称“金华四先生”。何基嫡长孙何宗瑜得到爷爷真传，是宋朝最后一位殿前都指挥使（从二品）。南宋末抗元失败，为逃避追捕，隐居于东阳义乌交界处，是国家级传统村落爱溪何宅村、省级古建筑保护优秀村爱溪陶店村的始迁祖。

何宗瑜继祖父何基遗训，传承理学给后代。到明初，其后代即开办了“西园书屋”，义乌很多名人曾经在此就学。虞守随、虞守愚系何宅外甥，皆曾在“西园书屋”就学。

此外，朱子学在义乌的另一条重要的传承线索是义乌人徐侨。徐侨（1160—1237），字崇甫。南宋政治家、理学家。义乌靖安里龙陂（今义乌佛堂镇徐塘下村）人。他曾受学于吕祖谦的弟子叶邽，又曾登门接受朱子的教诲。中年时期，因为上书批评权臣史弥远，被排挤后辞官归里，创办了“东岩书舍”，传讲朱子理学17年，以博学、刚直、显达而闻名于世。

在史弥远死后，徐侨复出，担任宋理宗的侍讲，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与理学。他与侍读真德秀等人，合力推动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从祠孔庙。使“四书”及朱熹的解释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后理学得以复兴，并长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和伦理思想体系。

石一鳌主持讲岩书院时，学生王龙泽中了状元，王龙泽家族四世登科，“负笈执弟子礼者数百人”。（嘉庆《义乌县志》）

明朝统治阶级很重视教育事业。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下诏命令地方郡县设立学校，并明确规定了府、州、县学的规模和学生学习的内容，推行儒家思想学说。地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高的，可定期保送到京城国子监深造，也可参加科举获取功名。1375年，又设社学以教授民间子弟。京城的学校即为国子学（1382年改为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其学生叫监生，有很多平民子弟。主修“四书”“五经”及典章、律诰等，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朱熹的《四书集注》等已是御定的基本教材，学生结业后可直接做官。

朱元璋迁都北京后，仍以京师（南京）国子监为南监。从此，明代即有南、北两监。据《南雍志》记载，当时的国子监，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模甚为宏大。经过严格的管理、教育，学生可以读书做官，得到政府的优厚待遇。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读书人日渐增多。为了给学子提供学习教材，县府、私人作坊，都有刻书的需要。终于有了多个以印书卖书为业的坊肆，推动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图书成为有专业印刷、运输、销售的商品。

02

义乌图书印刻种类

1.坊刻本

坊肆刻书又称坊刻,是指书商刻印的书。坊刻书以售卖营利为目的,书场自己有写工、刻工、印工，刻书往往也称书林、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

坊肆刻书起源最早，自从唐代印刷技术发展以来，为了给参加科举学子供书，坊间就开始刻书。南宋的坊肆刻书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主要地区，坊肆刻书十分活跃。有的坊肆从事刻书卖书而牟利，相继传承了几代人。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录载：金华的坊刻业肇始于唐代；鼎盛于南宋；在明清时期地位虽然不及南宋，但仍有长足的发展。经过历史沉淀,坊刻金华本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参加科举学子为目标人，大胆革新,勇于探索的发展格局。在编排上，运用图文互重的模式,在刊刻上，运用套印技术,使坊刻金华本成为浙江刻书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婺州图书出版发行的品类多、式样齐、质量高。

品类多：是指经史子集各种品种都刻印。

式样齐：是指各种样式的书本都有，如能放入巾箱的小版本图书。

质量高：是指刻印工艺水平高。

浦江的吴渭，南宋末曾任义乌县令，入元后隐居，拒绝出山做官。他在元至元23年（1286）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诗题为《春日田园杂兴》，限作五、七言律诗。第二年，共收到应征诗2725首，特请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流一起评定甲、乙等级，共选诗280首，刻印为《月泉吟社》分送。

早期义乌书坊的书商为了速成易售，降低工本，书被印得狭行细字，纸墨粗糙，校勘不精，避讳不严，开本瘪曲的不少。因为质量不高的理由，被毁了不少书。

刻功精细的作品有：南宋孝宗时期，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刻印的《三苏先生文粹》，巾箱本；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刻印的中版《三苏先生文粹》；苏溪蒋宅崇知斋刻印的《礼记》，巾箱本。这两家作坊是南宋义乌刻书业的代表性坊肆。

《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巾箱本，共24册。由“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现藏上海图书馆。专家根据书中避宋讳“慎”字，推断是南宋孝宗时期(1163-1174)所刻。“字体俊整，镌工精湛”，为一代精品。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三苏先生文粹》，是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婺州吴宅桂堂刻、东阳胡仓王宅桂堂修补本影印的。

2017年8月，根据义乌青口吴宅桂堂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三苏先生文粹》(上下册)。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另外还出版了中版《三苏先生文粹》；乾道间刊《老泉先生文粹》十一卷。（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何章条”）

现北京图书馆收存的经书、汉郑玄注《礼记》全集20卷，现存卷1至卷5，巾箱本，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 长方双栏版记。书中避讳“慎”字，也说明它刻于孝宗时期。《礼记》系儒家经典著作。书后镌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长方双栏版记，已成稀世之宝。

郑玄《礼记注》（70卷）是其著名的“三礼”注之一，也是崇知斋刻本。该书博采众长，经传、史书、律令等皆有所引。傅增湘先生称：“字瘦劲，小字精绝”。

“苏溪蒋宅崇知斋”另外还出版了巾箱本经书《礼记月令》一卷，汉郑康成注；书法类《书学会编》六种十六卷；《法帖释文》十卷；《书史》一卷；《法帖刊误》二卷；《法帖谱系》一卷；《法帖音释刊误》一卷；《书法正宗》一卷。由老板自己承担图书收藏、管理、研究、校勘的使命。为加强编纂水平，严把质量关,崇知斋校勘日精，出现了精刊本。为了制作精品书籍盈利，在版面设计上，在诸如二节版、字栏、竹节栏、博古栏及插图形式、牌记广告等装帧艺术方面，“苏溪蒋宅崇知斋”书坊有不少发明创造和改进。

从苏溪蒋宅崇知斋刻印的《礼记》书的规格来看，这是一种袖珍本，便于携带，也叫巾箱本。巾箱是古代放置头巾、文件、书卷的小箱箧，能放入巾箱的书，只能是小书。实际上，巾箱本是为了让科举考试的考生方便携带而刻印的参考书。发展到后来，因为携带方便，也成了个别考生放入衣袖、带入考场作弊用的工具。巾箱本字小，雕刻难度大，要求的雕刻技术很高。

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还有汉郑玄注《礼记正义》70卷40册，也为崇知斋刻本。（第一孤本南宋三山黄唐刊本已经遗失，崇知斋刻本《礼记正义》被视为现存最佳刊本。南宋三山黄唐刊本清末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盛伯熙收藏，后来到了袁克文手里，再到潘宗周手里，最后不知所踪。）

南宋雕版印书业昌盛，宫廷乃至官府都刻书。有钱人家、作坊间也刻书成风，图书成了有专业印刷、运输、销售，可供盈利的商品。书籍在宋代首次出现了文化产权的问题。所以，《礼记》开始有了“牌记”“版记”，用来标明出版者刻工和刻坊的名字。这些不仅是保护版权的一种标识，而且是书籍刻印、校勘、装订质量和信誉的化身，这是古籍雕版书上最早出现的商标。

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朱丹溪，一生最大成就是医学著作，有《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素问纠略》《局方发挥》《格致余论》《医学发明》《活法机要》《新论》等。这些医书，就是义乌就地刻印，流传全国，后出现多个版本，传播到日韩文化圈。

元末明初义乌大学问家黄溍、王袆等都是当时国内一流文人，黄溍、柳贯与虞集、揭傒斯，号称“儒林四杰”，有不少著作在义乌刊行。黄溍撰的《黄文献公集》23卷，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刊行，为胡惟言所刻。

2.官刻本

北宋元丰二年，义乌知县郑安平曾经官刻《[元丰]义乌志》（又名《义乌图经》）。

南宋咸淳年间，县人黄应和撰修并刻印了《义乌续志》。

元代至正年间黄溍撰修的《义乌县志》系金华刊版。

明代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县等地方官都根据需要刻书，很多府县都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明代官刻本中还有藩府刻书。明代采取分封同姓王的制度，把王室子孙封到各地为王。他们之中有的人比较好学，喜欢校书、刻书，又因为藩府刻书多数以宫廷赏赐的宋元版本作为底本，所以质量较高。如永乐年间周藩定王，封于河南开封，刻有《普济方》《伤寒论辨》（朱丹溪著）等医书。

明清两代，义乌县官纂修县志时，都设“艺文”卷，选录先贤部分诗文。明代义乌知县熊人霖曾刻印《骆宾王文集》和《宗泽全集》。清代金华知府阮元，刻印了诗集《金华诗粹》，文集《金华文粹》。府衙专刻了《黄溍文集》《黄晋卿集》《黄文献公集》《王忠文公集》及《金华文统》。金华知府黄彬，印成《金华诗录》60卷，收录义乌63人诗作354首。朱琰亭在序中说：“金华之诗，起于义乌，盛于浦江，振于兰溪，承于东阳。”后阮元又在《金华文粹》的基础上，汇印了《金华丛书》正续编。

义乌历代曾经建了20多所书院，光南宋就有龙华、龟山、五云、滴珠、东岩、讲岩等书院。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南宋刻书业的发展。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为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凭证。师事朱熹的徐侨(1160—1237)，著有《读易记》《读史记咏》《杂说》各一卷，《文集》10卷。

明清盛世时，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抄录、收藏各地古今著作。义乌古人著作收于明代《永乐大典》的，有傅寅的《禹贡说断》，喻良能的《香山集》等宋元以前的诗文集。

《婺书：义乌人物志》元朝义乌人朱廉著。朱廉，字伯清，从黄溍学古文，曾任钓台书院山长。洪武初，征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廉好程、朱之学，尝取《朱子语类》，摘其精义，名曰《理学纂言》。宋徐侨诗文多散佚，后裔搜集遗诗，辑《毅斋诗集别录》；清阮元将其收入《宛委别藏》；清陈圣圭撰有《八婺类考》；清知县王廷曾刻有《宗忠简集》。

3.私刻本

亦称私刻、家刻、家塾刻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图书。由于校刻人比较注重书籍底本的选择，并进行了精细地校订，所以这种书的质量一般是很被推崇的,家塾刻本往往在刻书上印有某某家塾之印记。

南宋时，金华是全国最大的4个私人刻书地之一。私人刻书，不为赢利，主要是使自己或亲友、师长的诗文通过刻印（也包含了一种为他人刻的“义刻”），能流向社会，传诸后世。南宋以后的有钱人士，怕本府先辈著作散失，经常出资收集刊印。在义乌刻印的古人著作有书目230多种，现存40多种，2635册，仅1/6得以流传。

元代金华人吴师道，采集金华府贤达有价值的言行，撰成《敬乡后录》，宋代义乌的何恪、陈炳、喻良能、喻良弼等都有多篇文章收录在内；明代较有价值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刻本，如义乌金江撰写的《续敬乡录》《华川文派录》和《义乌人物记》都是私刻本；明代刘元震，选编金华府属各县先贤文章，刻成《金华文选》；《凝香阁诗稿》三卷，清义乌女诗人倪仁吉著，嘉庆20年，仰止堂刻本；《骆宾王全集四》卷 唐义乌骆宾王撰，明，颜文选注，清道光30年刻本；清光绪年间永康人胡凤丹，撰写成了《金华文萃书目提要》，又于杭州设退补斋书局，分经、史、子、集四部依次排印，光绪二十一年（1895）成《金华丛书》；《虚白山房集》六卷，清朱凤毛，义乌人，光绪十五年刻本，二册；《傅大士语录》四卷，南朝傅翕撰，清宣统二年浙江义乌稠州通美公司石印本……以上图书，义乌图书馆皆有收藏。

4.寺院、道观的刻印

宋代，不仅广泛印刷儒家书籍，也开始了大规模地印刷宗教经典。

1.寺院刻书

唐太宗大力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宋太宗注意效法，建立了宋王朝的译经事业，设译经院，诏令梵僧进驻译经。为使译经事业不致中断，诏令从京城中选拔童幼惟净者50多人送译经院学习梵文，成为宋代最早的一批华籍佛经译师。明正统元年（1436），双林广济禅寺住持茂本清源，根据《傅大士集》（四卷）易名《善慧大士集传录》（三卷，加附录一卷）重刻。

2.道观刻书

宋初，道教盛行，太宗为拢络人心，广求道家经典，将包括先秦诸子著述在内的约七千余卷，抄写后送到太清宫。真宗又把秘阁所藏道经和太清宫所藏全部送至余杭，命人修校。分目为三洞四辅十二类。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目录献上之后，皇帝赐名《宝文统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又诏访道家经书，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此时，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六年(1116)，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福州知州黄裳招工雕板，刻成后将板进于京师。因于万寿观雕刻，所以定名为《万寿道藏》。惜经板在靖康变乱中，被金人掳走，遂成为金、元道藏雕印的蓝本。义乌的道观也刻印了《庄子》《老子》《黄历》。

03

义乌藏书类型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原始佛教典籍被带入中国大地，并被翻译与流传开来，大量诠释、介绍、宣传佛教思想、教义的著述也在中国僧人的笔下写出并在僧俗两界流通。寺院藏经统一庋藏于寺院的专门藏经之所——藏经阁，也即是寺院的藏书楼，有多少寺院就有多少藏书处所，不同的是藏书多少。同时，道教经书出现“遂令篇卷，至若山积”“卷帙滋繁”，于是道士藏经也发展到一定规模。遗憾的是藏经阁也好，道观也好，藏经很少，有的新造藏阁只是一个空壳。书院藏书也是一种类型，书院起源于唐代，有官方书院也有私办书院，成为藏书之地。

1.转轮藏与寺院藏书 傅翕（大士）发明转轮藏的营造法。转轮藏专藏佛教经籍，设于双林寺。经藏就是藏经楼，转轮藏是经楼当中建立的中大型旋转式书架，转轮藏，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检出所需之书。十一世纪中叶，两浙路寺院建轮藏的风气就相当盛行，如婺州义乌县景德禅院也建轮藏，南宋初宗泽撰的《义乌景德禅院新建藏殿》提到寺主琳师始建经藏，但仅写有经律一百函，并未完备。神宗元丰中（1078—1085）居士叶诜发念舍财作轮藏，住持契海也劝化檀施，两年后，终于大功告成。

华阳教寺藏书 位于城东十里华阳山，唐法轮大师卓庵之地，明洪武廿四年改今额。明永乐癸已年（1416），寺僧智慧福源倡摹建藏经阁，储《大藏经》五O四八卷。

圣寿寺藏书 大藏经孤本《班诺波罗密经》《古今图书集成》，被省馆收藏，其余书保存在义乌市图书馆。文革时，寺院藏书随寺院废弃而消亡，部分藏书被图书馆收藏。

2.县学、书院藏书 县儒学尊经阁和县办绣湖书院均有藏书，后多散失，绣湖书院所存部分藏书后由县立图书馆接收。

南宋时，婺州民间的书院兴盛，见诸方志记载的就有30多所，其规模也大大超过官办学校。朱熹又接纳义乌徐侨、傅定为门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王应麟在所著《玉海》中解释：“院者，取名于周垣也。”中国古代书院，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就如吕祖谦主讲的丽泽书院，在学规制定方面，比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等国内著名书院早了12年。理宗绍定三年(1230)，丽泽书院刊印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先河。

书院发展推动了印刷术的改善，印刷术改善又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辑录朱熹99个弟子多年听讲笔记而成的，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有“丽泽讲义”，也是学生的听讲笔记整理汇总起来的，都需要刊印。

3.私人藏书

义乌的私人藏书早已蔚然成风。

南宋东河人何恪经营藏书一万余卷的西园藏书楼，著有《南湖集》20卷（《应迁育辑》《金华先民传》（卷七）；元代医学家赤岸人朱丹溪所著《宋论》《格致余论》《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素问纠略》等皆刊印并家藏；明代吴大元村举人吴之器是刑部尚书吴百朋曾孙。吴百朋回乡后建造书楼“抱瓮园”，吴之器祖父吴大缵、父亲吴存中相继购书，吴之器改“抱瓮园”为“明月斋”，有藏书10余楹，43岁时编成《婺书》八卷，四册一函。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版框尺寸18.9×13.2厘米，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口题书名，中缝标卷第。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未录，《明史·艺文志》亦不载，盖传世极稀。首有吴载鳌序，熊人霖序文两篇，吴之器自序一篇。该书以诸史为准，收录婺州各方名士80余人，每人各有小传，史料价值极高……

此外，还有虞守愚、陈熙晋、朱一新、吴瑸珏（吴晗之父）、何菁、吴 源、楼杏春、吴子泉、陈知庠等藏书大家，均曾珍藏过丰富的珍贵图书，大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一部分由义乌图书馆保护收藏。

来源：金华晚报

文/摄 何赛阳

编辑：董宏程 商务合作微信dhc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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