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1858年，在两党的同意下，《印度法案》解散了东印度公司

在当时，慌乱情绪在整个印度弥漫开来，印度人民开始发起反抗。印度反英大起义是大英帝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起义，只有坎普尔和勒克瑙等孤立的要塞还掌握在英国手中。最终，英国军队在坎普尔的驻防地经历了长期围困之后，被迫在休·惠勒的领导下投降。不幸的是，领导坎普尔围城之战的是达尔豪西侯爵“无嗣失权”政策的受害者——浦那最后一任佩什瓦的养子那那·萨希伯。那那·萨希伯存心报复英国，他欺骗了英国的驻防部队，首先给英国士兵的妻儿发放安全通行证，然后在他们乘船顺流而下的时候，命令士兵开枪在他们的丈夫和父亲面前射杀了这些妇女和儿童。侥幸未被杀死的人一边流血，一边恐惧地被押送到当地宫殿关押。

在那里，那那·萨希伯命令自己的5个部下将他们砍死，然后把大大小小的肢体扔进坎普尔的一口井中。只有3名男性侥幸逃脱，他们将坎普尔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英国，英国卫戍部队因此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十分憎恨印度人。英国士兵在坎普尔的井里发现了战友妻儿的尸体，他们愤怒无比，对印度人实施了同样的报复他们把一些印度人绑在加农炮上射出去打得粉碎。印度的受害者同样也忘不了这段仇恨。在勒克瑙的卫戍部队一直坚守到哈夫洛克将军率部下从旁遮普邦赶来。8年前，英国在与好战的锡克教徒进行了两场艰苦的战斗之后，才吞并了旁遮普邦及其位于印度西北部的下属省份克什米尔。

不过，在亨利·劳伦斯和约翰·劳伦斯两兄弟的管理下，英国人对待旁遮普邦的方式与对待欧德王国及其他不忠地区的方式截然不同。劳伦斯兄弟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印度，他们尊重并崇敬印度文化，公开谴责达尔豪西的无嗣失权政策。两兄弟在旁遮普邦建立的政权能够被锡克教徒接受，也确保了该地区一直忠于英国。实际上，锡克教徒的军事传统和英勇无畏的士兵成了维持大英帝国统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印度反英大起义期间更是如此。英国确信，旁遮普邦不会参与起义，所以召集了一支部分由英国士兵、部分由锡克教徒士兵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从旁遮普邦出发，向南挺近，再次攻占了德里；其他军队沿着恒河航行，向保卫勒克瑙的薄弱兵力提供援助。孟买、马德拉斯和下孟加拉没有加入起义，霍尔卡王子和辛迪亚王子等多数当地独立领导者一直都是英国的可靠盟友，这对英国来说是一种幸运。

幸运的还有，英国派去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士兵可以在途中转而派往印度。印度反英大起义表明，用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企业来管理广袤的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即便英国有内阁代表来监管这个企业。1858年2月，帕默斯顿被踢出政府，德比-迪斯雷利领导的第二届保守党政府掌权。在两党一致同意下，《印度法案》解散了东印度公司，也结束了其在印度101年的统治。《印度法案》将管理英属印度的权力归英国国王，由印度事务大臣作为国王代表；同时，专家委员会代替了原先由东印度公司董事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新总督取代了原先的总督，孟买、马德拉斯等地所有的前总督也随之从属于印度总督。

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军队合并。英国首相乔治·坎宁之子——“仁慈的”坎宁伯爵成了第一任印度总督。他在印度反英大起义中表现得沉着冷静，并坚持善待大多数起义者。1859年，德比和迪斯雷利组建的少数派政府倒台，帕默斯顿二度出任首相。虽然这届政府被人们叫作“辉格党皮尔派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到1865年它转变为第一届自由党政府。1859年6月6日，在帕默斯顿就职的几天前，约300名辉格党、皮尔派和激进派成员聚集在伦敦的“威利斯的房间”，他们联合成一股反对德比和迪斯雷利的力量许多年来，这三大派系在代议制政府和自由贸易等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帕默斯顿担任首相期间，扩大投票权和社会改革日益成为新的党派议题，而不同派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政府内部的紧张氛围仍在延续。

不过，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实际上，下议院议员普遍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这与他们属于哪个党派无关。19世纪中期，城市中与英国国教抗争的不遵奉国教者，在自由党的支持者中占大部分比例。这时，两个多世纪以前伊丽莎白一世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已经不再适用，英国人的排外情绪有所消减。1858年，在保守党的领导下，《犹太人济法》允许非基督徒陪审员担任议会议员。1847年，犹太人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在投票中获胜，获得了下议院席位。同年，《财产资格法》首次取消了仅有钱人才能成为议会议员的规定。自1859年以来，自由党改革派领导人之一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他与年长自己约25岁的帕默斯顿之间频繁发生冲突。

格莱斯顿一生都在探索新知识，而帕默斯顿却死守陈旧观念。帕默斯顿无法理解，为何格莱斯顿对人类的可臻完善性和民主思想越来越充满信心。格莱斯顿也越发担忧，财富水平将阻碍一些人获得投票权。这与他的基督教思想发生了冲突，从而推动他平等地看待所有人。很快，他发表演讲，支持推行普选并进行议会改革。而帕默斯顿则下达了严肃的命令，严厉谴责一切试图扩大投票权的尝试。帕默斯顿甚至试图驳回格莱斯顿提出的降低报纸税的法案，因为该法案会使工人阶层能够买到更廉价的报纸。帕默斯顿与上议院联合，试图驳回这一提案。但是，格莱斯顿将这项法案包含在预算案之中，使法案得以通过。因为宪法规定，涉及金钱的法案不需要经过上议院同意。1859年，自然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
小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念随之广泛传播，英国人对文明的信念也得到了增强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男爵认为，英国历史进步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他的“辉格党式”文章成了当时人们的必读作品。印度反英大起义表明，尽管其他民族低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成果，但英国人并未放弃向欠富裕民族输出物质成就的爱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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