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胡适、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胡适等人的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胡适的言论引起公愤,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
在淞沪抗战以前,胡适一直对日本的侵略保持妥协退让低调的态度。
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 (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 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
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实际上,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得罪日本。
胡适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
1935年,胡适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在日军进而侵占我热河省、染指我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他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
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看到后骂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胡适居然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激烈化,是刺激日本出兵东三省的主要原因。爱国运动参与者的癫狂情绪是导致日本侵略的罪魁祸首。”
胡适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就备受争议,一个美国回来的博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由主义的领袖,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恐惧退让?有些人胡适骂汉奸,其实胡适算不上汉奸,因为胡适没有做过卖国的事情,胡适的言论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谏言而已,一个书呆子的政治论点,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一直主张民主理性,反对暴力反对极端,一切激进的行为在胡适眼里都是不合适的。
胡适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最大的原因就是民族自卑感,缺乏民族自信。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
既然处处不如人家,抗战必亡,与其抵抗不如妥协退让,保留一线生机,这就是胡适的低调思想。
淞沪会战彻底打破了胡适的不抵抗,胡适发现中国人的血战让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落空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劝“低调俱乐部”的同仁们,“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明确说,“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
从此以后胡适开始了抗战外交,奔波于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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