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越是现代化，贫富差距就越大

继续说这本《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和不平等史》，通过前面两篇文章的叙述，作者沙伊德尔对全球贫富不平等历史的研究结论，让人很不乐观。基本上除了大规模战争、国家崩溃、大规模瘟疫和大规模移民之外，全球很难有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从全球历史上看，大多数时候贫富差距都是不断拉大的，直到用暴力对财富进行重新洗牌。不过，在过去一百年有一个时期，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程度空前降低，那就是从1914年到1980年。而从1980年以后，全球又重新回到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轨道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未来有没有可能解决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呢？

先来看看从1914年到1980年全球经济发展为什么不寻常？因为在全球历史上，这样长时间贫富差距的缓解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一期间，欧美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经济蓬勃增长，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普遍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并用高税收来限制富裕阶层的收入，尤其是1%的巨富阶层。这是一个社会整体富裕，而贫富差距整体缩小的特殊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这一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影响到所有人，也令富人资产大减，战后通货膨胀的威力也一样。

再加上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经济危机的影响跟战争叠加，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重大经济危机引发的新政，以及二战之后各国政府都深入反思此前的政策失误，为战后各国推进一系列进步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包括普选、扩大工会和福利国家的扩张，都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的政策出台。不过，沙伊德尔强调，这些政策，只有在经济残破，战后一片废墟需要重建的危难时刻，才有可能被推出并实施。

然而到了1980年，全世界似乎又再次回到了资本与收入集中的贫富差距拉大的老路上来。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从1980年开始就在欧美普遍出现。按照统计，1983年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欧洲的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以及亚洲的日本都开始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相比之下，这种不平等拉大的现象在英美来得更早，英国出现在1973年，美国则出现在1976年。

这种贫富差距拉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的收入停滞，另一方面则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巨富财富激增。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最富1%阶层的收入增长加速的情况。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在21个有数据的国家中，有11个国家最富1%阶层的收入增长超过了50%，但是同期普通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基本没有任何增长。

在美国，这种富人更富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2012年，美国最富1%阶层的收入，以及美国财富金字塔顶尖0.0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占全美收入总数的百分比都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1929年也就是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年代，可以说是美国“镀金时代”从盛到衰的分水岭。镀金时代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拜金时代。2012年的美国，顶层富豪的财富超越镀金时代的水平，的确是一个不一般的风向标。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1980年之后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加剧？

首先，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加剧了成熟市场收入的不平等，资本的收入与劳动的收入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无论是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全球贸易和金融创新，都给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对1970到2005年间80个国家的调研发现，国际贸易以及同时发生的放松监管，极大地增加了不平等。全球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全球化的收益却分配不均。全球的资本和精英阶层在全球化中受益，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更多由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承担。

全球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制造业的外包，也就是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劳动力要便宜得多的发展中国家，接着自动化替代了大量中层职位。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拉大了精英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密集型的低收入岗位与知识密集型高收入岗位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中层的岗位不断消失，这些都在加剧收入的分化和贫富不均。

其次，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之间结婚，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结婚，堵塞了很多通过婚姻来改变经济地位的机会。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这种“门当户对”的通婚导致了美国从1970年到2005年30%左右的收入不平等。这种更有效的匹配却加剧阶层固化的现象。

此外，减税也让富人更容易受益，从而增加了不平等。从1980到2013年间，美国顶层富豪的无论是所得税、财产税还是资本利得税都大幅下降，令他们的财产收入激增。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呢？沙伊德尔没能给出特别乐观的答案。从1914到1980年的那一段贫富差距缩小的历史，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的。谁也不会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不过，沙伊德尔在书的最后还是给出了几条针对未来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和很多经济学家的政策一样，侧重于两方面：一方面如何更好地保护劳动阶层，只有让劳动阶层的收入持续增加，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涉及到鼓励发展和创新，因为只有发展和创新才能带来增长。换句话说，如何在把饼做大的同时，更公平地分配。在给劳工阶层提供收入保障方面，沙伊德尔和很多其他政策建议者一样，提出应该出台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让所有人，不管有没有工作，都能从国家那里拿到一份收入。如果未来大量人类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那这种全民收入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刺激发展和创新，沙伊德尔也提出，应该修改关于专利权、反垄断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以便让更多人能够享受专利的红利，加强对数字巨头的监管，更好地限制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同时，为了鼓励创业，应该出台政策让穷人更容易贷款创业，同时应该修改破产法，减轻债务人的压力。

沙伊德尔开出的药方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这一点他也心知肚明，因为难点在如何能真正促进政府推行这些药方。前边说过，1914到1980年这段时间不平凡，恰恰是因为这段时间各国政府的确实施了一系列缓解贫富差距的政策。可是，如果每次都要等到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行动起来，那成本都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