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改20年，素质教育为何依旧困难重重？

即日起，我们会不定期推出“名家说”栏目，给您推送杨东平、熊丙奇、李镇西、陈大伟、汤勇等全国教育名家的论述文章，邀请您参与留言讨论，共同探寻教育的真谛。

本期为您推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一篇文章——

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多个层面的“两难困境”：一面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20年，如今却陷入“麻烦治理”，另一面是应试教育不断强化，大有“军备竞赛”之势；一面是力推教育大众化，另一面却是高度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和精英化的教育资源分配。本文论者认为，中国推行教育改革多年却依旧麻烦不断，其原因就在于教育制度问题本身，在于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教育是大写的政治，当前社会一方面批判教育导致阶层固化，一方面又追求高度的教育精英主义，这是思维分裂的过程，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面向未来，新的教育价值观亟待重塑，而教育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个人和家庭的努力，更需要政府承担起公共责任。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各个领域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层出不穷。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提出了“双优先”的说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经验概括为“两个优先”：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简单窥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及其实施层面的情况。1993年，《中国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完成，比原本规划的2000年整整滞后了12年，说明国家的教育发展依旧处于一个低投入的状态。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以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为标准，1978年至1988年可视为第一个十年，这是恢复整顿和开拓创新的时期，教育改革刚刚从这里起步。第二个十年是徘徊迷茫、寻找新道路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为标志。此后，90年代末基础教育的一系列办学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将公办学校转为民营学校、高中教育有偿收费等，开启了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路线，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现在“麻烦治理”局面的源头。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最核心的是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

• 二是课外培训热；

• 三是高考制度改革；

• 最后是素质教育的推进。

这方面尽管在大城市的优秀学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应试教育or素质教育？犹豫与选择之间

素质教育的概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到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内涵一直是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但素质教育站在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应试教育被视为“复活”和“强化”版的传统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这些占比甚少的重点学校成为了应试教育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也造成了现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局面。应试教育下竞争程度愈加激烈的同时，其危害也越来越大。而此前，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政策口号被提出，至90年代，“片追”逐渐被定性为应试教育。

1981年，作为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继续办好”重点中小学的同时，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保证重点，兼顾一般”。这一通知作为对学生高考压力过大问题的回应，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评估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因学生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而饱受公众批评。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由OECD组织，针对15岁青少年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能力的测试）为例，2012年中国上海作为代表参与测试，当时高居榜首的不仅是学生的学业成就，还有学业负担。

具体来说，上海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达13.8小时，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国家的学生每周花费5小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学业成就第一的代价是过长的学习时间。

择校热、培训热：应试教育的制度根源

杨东平老师认为，应试教育的问题在逐渐恶化，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其一，随着教育培训业的发展，应试教育的“数字化”生存无孔不入；

其二，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越来越理直气壮，很多人将其视为穷人“上升”的唯一途径。

为何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诉诸于文化传统，认为科举留下的应试传统在如今各种“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种社会性偏好，或者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产阶级的焦虑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绝对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1999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求所有的重点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这一规定催生了“转制学校”——重点高中自办的初级中学转变成民营机制，摇身变为高收费的翻牌学校，用于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教育产业化的轨道。2005年前后，国务院开始整顿转制学校，要求各学校明晰性质，非公即民，但这次整顿在很多地方并不彻底，直至今日许多学校的产权也没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个正常的教育秩序，还需要规范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方针虽然深入人心，但现实中并不尽人意：追求全面却导致平均和平庸的情形屡见不鲜。

教育公平的价值被人人称颂，但在实际的教育现实中却让位于效率优先、升学率优先……在印度，私立学校需划出25%的入学名额给来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低下的学生和残障学生，这既是教育公平概念的体现，也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义的，这与文化传统中“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的说法密不可分。中国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义的，这里的精英主义指向一种价值观，即整个教育制度、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数精英。而且，多年以来教育发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城市。

从应试教育突围：可能的吗？

如今盛行的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突围”。

要实现这种突围，局部的修修改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认为整体的教育范式需要转型，亦有人提出要“换赛场”，转移到新的系统中来进行规划。杨东平老师认为，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教育变革：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其次是教育制度即体制与政策，第三是教育技术。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三者的重要性是颠倒过来的。教育技术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发展到未来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施的改善，尤其是现在大为流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仅仅是绩效水平的提高，所谓入学率、升学率等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教育品质，区别于常被提及的教育质量。用教育品质来取代教育质量，就是要避免把教育质量狭义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教育品质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近视率等等，在此基础上配合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

在谈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何为教育目标，寻求知识、学习与教育的再定义。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中指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二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旋涡中，特别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后，教育被狭义理解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当把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套经过高度规划设计的机制上，教育其实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项产业，这与教育初始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利主义教育发展的架构下，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而且当这种国家功利主义逐渐转化为个人功利主义，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谈。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举办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一项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的温度。”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麻烦治理”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教育的价值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也是我将价值观视为影响教育变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要超越单纯高考制度改革的视角，要实现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改变现阶段升学竞争的单轨道模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其次要超越单纯的财政视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给侧改革，鼓励多样化办学如社会办学、家长办学、在家上学等等，构建一种新教育生态。最后是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从课程改革走向学校改革。这是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体的变革，北京日日新学堂、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伏羲班等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