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日益严重,他写出了振聋发聩的著作

随着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思想潮流变化基本趋势是:维护封建文化形态的宋明理学逐渐走向没落;新兴的思想文化形态迅猛发展。黄宗羲是新兴文化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自反清复明失败后，他归隐故里，著书立说，讲学弘道，愤然命笔，为未来的新社会的缔造者和治理者“条具为治大法”，谱写中国历史新乐章的序曲。他在回顾历史，检讨现实，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社会主流思想体系进行批判总结，终将他的光辉思想凝结于史诗级巨著《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主张与制度规划的结晶，始撰于公元1661年，完稿于公元1663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黄宗羲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谓持论之激烈、批判之深刻，从而为社会勾勒了一幅理想政治蓝图，并且创立了早期民主启蒙的思想体系，为明清的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该著作分为: 《原君》、《原臣》、《原法》等十三章,对晚明时代社会政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涵盖了与国家运作相关的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并针对于明朝灭亡以及历朝历代兴衰提出的改革方案。如，黄宗羲对明末出现的君主滥权、中央政府失其职守、官僚人才缺乏、财政败坏、兵制废弛、地方政府权力失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他阐述的社会制度构想围绕"服务于天下万民而非君主"这一主旋律，可谓振聋发聩，具有历史突破性。

《明夷待访录》贯彻批判与反思的精神，以《原君》、《原臣》、《原法》中的以反封建为主旨纲要，以是否为人民服务为衡量标准，将政论的探讨挣脱原有制度的桎梏。此外，这些内容都属国家构成之法，占据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和重要位置，足见“国家构成之法”在黄宗羲制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

托古改制和借古讽今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为多数改革家所采用的积攒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如，黄宗羲等思想均祭起“三代”大旗，视封建君王为独夫贼寇，奉“三代之世”的信仰，以托古改制为手段，化三代上古为辞，进而发论立论，对封建制度的进行深刻，为后世设计理想之国的蓝图。

黄宗羲杰出之处在于他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对明清之际政治斗争进行总结，从而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在明清之际，黄宗羲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启迪教导后来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氏学说的启蒙仅仅是一丝曙光，并不是满天红霞。但是，就在黄宗羲逝世两百年后的晚清末叶，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改革弊政，纷纷将目光转向了黄氏《明夷待访录》，或用来鼓吹维新立宪，或用来宣传革命。孙中山的建国方案借鉴了《明夷待访录》中的诸多改革设想。因此，《明夷待访录》的思想顺应了政治改革的时代潮流，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启蒙进程。

可见，黄宗羲在宏观视野上摆脱了仅囿于明朝政治的缺陷，从而将他的思想向更高理念层次推进。《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勾勒政治蓝图和建国方略的著作，是黄宗羲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著作已由一代政体的得失转向对整个封建政体的解剖，实现了对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总纲式批判。

《明夷待访录》的理论渊源

《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宽广深厚的理论渊源。其理论渊源则包括：第一，吸收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首领选贤禅让制、“天下为公”精神及“公法”制度等原始民主精义；第二，承袭传统民本中的重民思想、立君为民的思想以及基于道义的君臣关系论。第三，吸取魏晋以来阮籍、鲍敬言、邓牧等人的非议和反叛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

此外，黄宗羲的思想是对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进行深度批判发展。黄宗羲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与行政措施，仍然从儒家思维的观念寻找灵感。由此可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是一蹴而就的神来之笔，而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扬弃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明夷待访录》书名解读

《明夷待访录》原名《待访录》，在著作流传过程中，《待访录》被改名为《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切合这部著作的精神实质的，对揭示这部书的要旨是有点睛意义的，因此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我们在诠释书名之意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注释，然后再连接起来阐明其完整内蕴。“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明夷”，一般均认为是《周易》第三十六卦之卦名。《易传》将“明”注释作“日”，将“夷”注释作“灭”、“没”。这样，“明夷”之意便是日之没于地下。隐喻之意便是贤明的人被贬抑、遭追害唐，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

“待访录”是等待谁来访呢？对此，人们曾有过种种猜度。其实，黄宗羲已有较为明显的暗示：他以“如箕子之见访”，自况他自己之“待访”。

【箕子之见访】据古籍记载：箕子，殷商时人，名胥余，是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纣王淫佚，箕子曾加劝谏，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其贬谪为奴。箕子披发装疯，纣王又将他囚禁起来。周武王伐纣后，不但释放了箕子，并且去拜访他。箕子便将自己的政治方略、经国大法贡献给了武王。黄宗羲以这样一个人物自比，显然是和他的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相关的。

可见，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是期待将来有贤明的统治者前来访问，奉献其“为治大法”以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黄宗羲认为：他当时正处于“日人地下”，自己的治国兴邦的主张无法得以显现的黑暗时代，所以他把自己的“为治大法”记录成书，以待未来的贤明统治者来访。

那么，黄宗羲所期待的贤明的统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分歧颇大的问题。

有人认为：黄宗羲等待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但是，从黄宗羲的自毁家产以纾民族之难的抗清义举、清廷多次恭请他进京而遭其坚拒，终身不仕清廷、他由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民主启蒙主义者等历史事实来看，上述说法显然都是很缺乏依据的，不切实际的。黄宗羲作为一个对清贵族的民族征服政策抱有深仇大恨，并且终身不仕清廷的大思想家，是绝不会写一部著作向清廷献礼取宠。

显然, 正是由于南明诸政权在壬寅年的反清斗争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全国反清斗争都不得不偃旗息鼓, 才导致了黄宗羲 断绝了 “鲁阳” 之望, 有 “潮息烟沉” 之叹。 因此，黄宗羲的 “待访者”正是改过自新后的明朝皇帝。黄宗羲在等待明朝的重新崛起, 期望 “治世” 之明主。

综上，从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的时代、文化和心理背景、它所包含的批判旧制度、构想新制度的内容考察，它的题义应该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中，黄宗羲作为一个民主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高瞻远瞩、破旧立新，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了理想蓝图，以待未来的新社会的治理者前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