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现状：底层放弃本科，中产过度焦虑，上层绕过高考

越来越多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参加高考，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教育。

而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认为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

这就是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读书无用？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生活中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等于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等口号却在调侃教育，这个曾是底层人向上流动期盼以此改变命运的独木桥。然而现在许多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这种改变命运的方式——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变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贫困的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一个家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趋高，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也没有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

“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读书有用！

一位俩孩子都在外地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以前村里人说我目光短浅，现在却反过来找我，让我儿子帮他们孩子找工作。念大学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

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

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现在人为什么讨厌所谓的“二代”？

现在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首先，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

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

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其次，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

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

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

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

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

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普通家庭孩子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5月26日上午10点，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作为优秀研究生代表发表演讲。何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

图片中坐在何江左侧注视着他的，正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作为特邀嘉宾，与毕业生代表同台演讲。

这位1988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家境一般的中国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了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后，进入哈佛大学硕博连读，如今又获得了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作毕业演讲。

他说：“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时，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过的伤口。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成长的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地方，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都能够做到的。”

希望教育可以改变更多人，希望好的教育可以引导你走上更好的未来，永远不要放弃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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