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可共，而不可独。
人心趋利避害。有利益好处的地方，往往大家都盯着。如果有人独占了利益而不与大家分享，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带来后患，结果就是通常说的“独利则败”。所以一个人面对利益要懂得权衡取舍，拿自己该得的那份，甚至有时候为了避免后患，舍弃部分自己应该得的利益。
曾国藩早期以道义号召众人与他一起抵挡太平军，认为有道义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慢慢发现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就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赵烈文回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
翻译过来：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
曾国藩又问：“当如何？”（那该怎么办？）
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
翻译过来：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
曾国藩连连点头，从此以后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特别是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
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
同时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军心一统，为最终成就平定太平军的功业奠定了基础。
有时候一些真正的好人和君子做事并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可挑剔的品德，以及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德行苛求，往往会使他们低估最基本的常识，忽略普通人参与事业的本能动机，把道德上的瑕疵视为不可饶恕的过错，并将别人的付出和牺牲视为职责之内的理所当然。
个体可以在道德上追求无止境的完善，但是面对群体要宽容普通人的比较庸常的动机。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事情不是追求理想，只是讨生活，毕竟英雄好汉也有老婆孩子，庶民百姓只愁柴米油盐。
所以做人固然要品行端正，做事却要灵活变通。“人以利动”，这是基本的人性事实。道义可以号召少数人，却不一定能笼络大部分人；品德高尚可以让人尊敬，却不一定能让人服从。
韩信这样评价项羽：“项王对待长辈谦恭，对待弱者仁慈，对待病者体恤，但这不过是妇人的美德。项王对待立功的健儿吝于赏赐，对待勇武的壮士不予提拔。因此，英雄豪杰终究要离他而去。”
刘邦问陈平：“我与项王有什么区别？”陈平回答说：“大王粗野傲慢，项王谦逊有礼。”
刘邦又问：“那你为什么弃项王而归我？”
陈平回答：“对于有功之人，大王不吝惜恩赐，项王则很少封赏。”
正因为项羽不愿意与有功之臣分享天下的利益，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最终就是一个“独利则败”的结局，而刘邦则把自己的所得利益与部下共享，得了天下。
2
谋可寡而不可众。
谋划事情，一定要跟有真知灼见的几个人一起讨论，而不要听众人的泛泛之论。
正如古人所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也类似于今天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
对个人来说，决策一些人生里的重大事情，也无法与众人商量。因为一些人生大的决策关乎个人的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心胸与气度，自己看准了，去做就是了，如果和别人商量，恐怕也很难被别人说服。
别人的立场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定理解你的想法，反而七嘴八舌的，会动摇你的意志，也会破坏你的信心和情绪。
集思广益的前提是对有价值的看法而言的，而有价值的看法往往不会很多。
《淮南子·人间训》：“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
参与决策的人的数量并不等于质量，低层次的智慧累加并不能产生高远的智慧，所谓“众谋则泄。”
曹操说：“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有道之人，有真知灼见的人，是完全可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特立独行的。
另一方面，一些谋划也不宜让很多人知道，韩非子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三国演义》中的董承就是一个例子，董承四处游说文武能臣，要拿下曹操。刘备、种辑、吴子兰、王子服，甚至董承的小妾，都知道他的密谋。董承自以为“滴水不漏”，谁料他的小妾与家奴秦庆童暗通款曲。秦庆童出于旧恨，立即跑去向曹操告密。结果可想而知，一干人等都被曹操杀害。
在今天就是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决策也不必四处宣扬，唯恐众人不知，很多事情要低调地去做，不要太张扬，因为只有低调、不张扬地去做，阻力才小，障碍才少，等事情做起来了，有些可能的障碍无形中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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