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寻访清末中国革命志士活动遗迹的那天，正是据说在十月很少见而我不幸屡屡遇上的雨天。不过，濛濛细雨很容易勾起思古之幽情，对于追寻历史踪迹的我，恰是合适的氛围东大文学部中文科的主任教授平山久雄先生主动提议做我的向导，使我大为感动。
平山先生对东京的文化遗址极为熟悉，我于是冒昧地向他请教明治时代新桥、柳桥与吉原的区别，因为对“异地烟花，殊乡风月”很有兴趣的王韬，每每在游记中乐道涉足此间。平山先生的回答是：新桥、柳桥多艺妓，吉原多娼妓。常常有这种想法，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会，不可不探究青楼女子的生活情态。日本过去时代的文人与歌楼妓馆的关系，同样是值得去做的好题目，不知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会不会有助于此项研究的深入。
胡思乱想之中，已尾随平山先生进入新宿区的神乐坂。当年这一带是中国留学生与流亡知识者的聚居地。据刘大年先生在《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中分析，是因为弘文学院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均距此不远，上学方便而且此地不是政治、商业中心，居民多为公教人员与城市平民，房租便宜。所以，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寓所以及《民报》等机关均择邻于此。
走进筑土八幡町的小巷，便很能感受到昔日住宅区所拥有的那份幽静。小巷的尽头，一座米黄色的小楼，便是孙中山1906年前后曾经借寓的故居。门前没有仟何标志，只是凭着中日学者的热心考察，它才重新在少数有心人眼中显示出历史价值。而对于当地人来说，隔壁的筑土八幡神社无疑更赫赫有名。早年居住或往来此间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鲁迅、周作人，应当目睹过该神社的祭祀活动。
留心日本民俗的周作人，日后在《关于祭神迎会》一文中曾有退述，所记虽不必限于筑土八幡，而日本民族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宗教狂热，总让周作人隐隐不安。今日在绵绵细雨笼罩下的神社，已洗去尘世的喧器，间无人声的前庭里，只有我们两位偶然的闯入者。从后面绕过来，神社与民居毗连，显得平易可近。一旦撑着雨伞拾级丽下，到路口蓦然回首，高踞顶上的神社又仿佛远离人间，肃程威严，令人生敬畏心重新转进刚刚经过的居民区，向前走去，拐入小巷深处，便来到了《民报》遗址所在地。
明治四十一、二年（1908、1909），章太炎先生应鲁迅的请求，在《民报》社寓所讲授国学，学生中除周氏兄弟，尚有许寿裳、钱玄同等共八人。许氏于章太炎爱后，作《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记受业情形云：“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达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荐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此八番地宅邸，因世事变迁，门牌改动，已不可精确复指。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址倒不难指认，却又是地貌大变，原先的坂本舍弥子爵住宅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与帝国饭店齐名的大仓饭店及其对面的大仓集古馆。我们坐出租车上来，已是饭店的第五层。在楼内略为巡视，也看到了考究的会议室，可惜已与同盟会了无关系。随即乘电梯下到底层便完成了此番晚清革命志士在日遗踪的探访。这次访查印证了数日来我的一点发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偏爱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对有关史料更关注，论说颇用力。这与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学术方向大体相同。
日本史学界有专门的“辛亥革命研究会”，自1981年开始编发《辛亥革命研究》专刊。文学界则凡属现代方面的研究者，无不从事过鲁迅著作的研讨。与此数人相关的遗址，不乏关心者与通晓家。同样在日本，流亡时间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便因其保皇党的名声不好，而没有这么幸运。他在东京住过的多处住宅，也不见有人提起，而其初到日本曾借住的牛达鹤卷町四十号，以及1899年梁氏与原时务学堂学生蔡锷、林圭等人共居的小石川久坚町，均在革命派活动地区周围。如今随着中国国内学界对改良派的重新认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已开始辐射到日本，被冷落的这一批中国文化人活动遗存，大概也有望获得中日研究者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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