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尝汤药的背后 ——“二十四孝”发覆之三

“二十四孝”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在元代。元时，有郭居敬其人，将舜、郯子、老莱子、仲由、闵损、曾参、汉文帝、董永、江革、黄香、姜诗、丁兰、郭巨、杨香、蔡顺、陆绩、王裒、孟宗、王祥、吴猛、庾黔娄、唐夫人、黄庭坚、朱寿昌二十四人的行孝故事编成系列，于是有了我们所谓的“二十四孝”。但宝蕴楼藏《二十四孝书画合璧》，传为南宋画家赵孟坚之作，内容与郭居敬所编完全相同。再往前，清《三余堂丛书》收有朱熹《二十四孝原》一书，其行孝人物故事也与郭居敬的如出一辙。虽然不能断定它们的真伪，郭居敬编“二十四孝”或有所本则有可能，乃至就是剽窃前人的东西。好在中国古代没有版权专利之说，有益于人与社会，就不存在抄袭剽窃，故也不能因此加责郭氏。

郭居敬者，字仪祖，福建尤溪广平村（今福建大田广平镇）人，百度词条言其“博学好吟，不尚富丽”。“不尚富丽”是无可奈何，因其居地贫寒，想“尚”也没条件。“博学好吟”则不可证，虽有《百香诗》一卷，然未流行——存世孤本近世方从日本传抄回来。其所吟者，大抵不外琴棋书画、纸笔墨砚、蜂蝶花草、茶酒灯烛，全是为诗而诗，少有真情。举《琴》为例：

高山影里希音远，流水声中古调长。

可惜世无钟子期，蕉桐空带爨烟香。

工则工矣，一无新意，二少韵味，实在算不上什么好诗。所以，我猜测，郭氏至多就是一个乡先生而已，无论后人怎样抬举——传说虞集、欧阳玄曾经举荐郭氏为官，郭氏固辞不起，“终身隐于小村，以处士卒”（《闽中理学渊源考》）。郭氏才学虽然不可高估，但其孝行却很为人称道，方志称其“性笃孝，亲殁，哀毁尽礼”（《福建通志》）。这倒很像一位乡先生的做派，由此也可理解郭氏编纂“二十四孝”的动机，不过是想借此把自己的孝行推向社会罢了，所谓的“序而诗之，用训童蒙”。因此而得留名后世，应是编纂之初未曾奢望过的。

“二十四孝”中，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之类，鲁迅先生言其“可以勉力仿效”，但如“哭竹生笋”“卧冰求鲤”之类“就有性命之虞了”，再到“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不独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二十四孝图》）。质言之，在“二十四孝”的编选中，行孝的标准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太易，有的过难，有的甚至绝无可能。就其太易者言，负米需要付出劳力，扇枕需要收敛童趣，怀橘需要牺牲名节，唯有亲尝汤药最为简便。母亲或父亲生病，熬好汤药，试试温度是否合适，然后端给母亲或父亲服下，你这孝子的名分便坐稳了。人人皆可为之的平常之举，搞不懂何以也能成为至孝？而写《陈情表》的李密，我以为是当然应在至孝之列的，却反而被淘汰了。还有替父从军的花木兰，那也比亲尝汤药更有资格。这种评选标准的高下不一，我相信郭居敬还没有弱智到看不出来。所以，我倒宁肯相信是他剽窃了前人。可问题是，郭氏之后修订过的一种版本，去掉了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太易”，却仍保留了“更易”的亲尝汤药，说明它的留存另有原因，还不是难和易那么简单。

仔细阅读相关内容始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亲尝汤药的主人非同一般——他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平常，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却要看是谁在亲尝。我等草民就是把父母、祖父母、祖祖父母的汤药都尝遍了，也进不了至孝之列。而皇帝不同，他们是何等身价！岂能与草民百姓一体看待？为母有疾，本有丫鬟时候，煎药、试温完全不用他们亲力亲为。所以，在我看来，汉文帝亲尝汤药应该只是装装样子，远没有我等草民来得真实真情。但被后来的文人士大夫没有节操地加以演绎，生生地把汉文帝变成了至孝。我更恶毒地推测，这应该是朱文正公的首倡——与他推尊理学的思路一脉相承，还不是郭居敬这样的乡先生富有的智慧与胆识。

看看网上关于亲尝汤药的解释很有意思：刘恒当了皇帝以后，其母薄太后虽有很多宫女服侍，但他依然如常孝顺其母。一次，薄太后生病，前后三年，刘恒在朝堂处理国家大事后，每天守在其母身边，日夜看护，实在困了，就在其母床边打个盹儿。每当宫女煎好汤药，他也一定先尝尝是否已经煎到了位，然后亲自细心给母亲喂药。……哎呀呀，我的个天！皇帝日理万机，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开创皇帝，处理千头万绪的政务之外，还能侍奉病母如此，你要不感动，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草民百姓！然事实不是如此，汉文帝亲尝汤药的事，发生在其为代王的时候，且不见于《史记》《汉书》的本纪（说明其在汉代并未引起重视），而是袁盎的一席奏对。言汉文帝居代时，其母曾患病三年，汉文帝“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其口尝不进，孝行远远超过了曾参。依据袁盎的奏对，汉文帝亲尝汤药还没有到日理万机的时候。那时，作为代王的他有闲，又有钱，权当是陪了其母三年。反观我等草民，尤其是现在的新新一代，每天忙于糊口，一没闲，二没钱，想要学习汉文帝，应都没有足够的资本。这么一说，亲尝汤药果然也有些看易实难了，后面需有闲、钱作为后盾。这恰恰是我等草民最不争气的痛处，要上班，要吃饭，要养家，怪不得我们不能像汉文帝一样至孝。三年“不交睫，不解衣”是不可能的事，就是神仙也有合眼的时候，何况人乎？袁盎是一位地道的政客，其因出卖晁错而与结怨十世，是佛教史上流行的故事。政客的话绝对不能当真！所以，就算是确有其事，汉文帝亲尝汤药的事实也已被袁盎之流夸大了许多。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上应“二十四诸天”，下应“二十四节气”，天师道有“二十四治”，风水师有“二十四山法”，文人有“二十四诗品”，凌烟阁有“二十四功臣”。如此，我绝对相信“二十四孝”的编排应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则孝行故事都有特别的考虑。不算特别的亲尝汤药被组装进来，而且稳居各种版本，显然是得益于汉文帝的帝王身份，因为“二十四孝”中需要一个帝王，用以体现《孝经·天子章》的内容——“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因为汉文帝至孝，故其即位后能够德加于民，最终开启了文景之治，这就是编纂者收入亲尝汤药的政治逻辑——“代邸与王略，恂恂礼制详”“春秋诛许止，比例德弥彰”。

网上有人统计，从秦始皇称帝到满清灭亡，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共有559个帝王。即使截止于南宋，也应该在三四百上下。可悲的是，朱文正公之流需要寻找一个帝王尽孝的实例时，居然没有能够找出一个像样的来，不得以只能用汉文帝的亲尝汤药凑数。同样，在中国古代，与文景之治比肩的盛世不止一二，元代以前即有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元嘉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长兴之治、咸平之治等等，造就这些盛世的皇帝唯汉文帝勉强有些孝行——尝过端给母亲的汤药，说明帝王这个群体的确没有孝行可言，不管他们开创了怎样的盛世。行孝是一剂治世的汤药，帝王尝尝，是为了更好地灌输给我等草民，他们本身从不服用。

将亲尝汤药纳入“二十四孝”，本意是想表彰帝王，不经意间露出了帝王无孝的尻尾，这绝对是“二十四孝”编纂者当初不曾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