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恩心理：自杀者的微博成了树洞，58万条留言者孤独得像避雷针

这个“树洞”，其实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生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
但在之后的5年里，无数抑郁症患者聚集到这条微博，表达着自己隐秘的痛苦、孤独和无助，评论以每天上千条的速度不断叠加。到2017年除夕，数量突破了58万条。
因为患病，他们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按下了暂停键。有的时候，这个按键再也没能弹起。
有时候我们发现受抑郁症困扰的人就在身边，比想象得要近很多。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这是一个新浪微博账号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时间是2012年3月8日。

次日凌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证实，账号主人已经自杀离世。

5年来，这条微博像树洞一样包裹着无数抑郁症患者隐秘的痛苦、孤独和无助，评论以每天上千条的速度不断叠加。

在2017年的除夕夜——这个国家一年中最鼎沸的时刻——突破了58万条。

树洞的秘密

每一刻，树洞中都会迎来崭新的痛苦。也有人在治愈后离开这个树洞。离开前，有人说“我要好好活着，祝好”。

这些无处安放的低语像蒲公英一样，从天南海北出发，穿过严密而厚实的欢声笑语，轻飘飘地聚集在这个虚拟的树洞里。

这里被称作这群人的“精神花园”“虚拟的抑郁症治疗室”。大家对博主生前留下那句“我踏上的每条路的名字都叫做迷路”，深有同感。

这群迷路的人触碰在一起，相互温暖，也相互摩擦，保持着若有似无的联系。

“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了”

江涵突然无法正常工作了。她来回变换着名词和动词，就是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开始干呕，大口地喘气，一切像回到了6年前那个“咯噔”一下的时刻。“就像全世界的灯突然间全都熄灭了。”那时是她第一次患上抑郁症。

树洞的另一个角落，这些变化也发生在初三学生戴胜身上。在一次跟父亲“再平常不过的争执”后，回到房间时她突然完全无法站立，下半身像瘫痪了一样，口齿也不清楚，最后爬着上了床。

她开始吃不下饭，体重在几周之内从120斤跌到了90斤。她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以前一首诗读一两遍就能背诵，现在看了十几分钟也背不下来，全班60人，她的成绩从17名下降到32名。房间里所有的玻璃制品都被她摔碎了，她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碎片扎进脚里，觉得“很爽”。

她对情感的感觉和表达日渐麻木，大多时候对任何事物都“毫无感觉”，却可能因为买草莓冰激凌，别人给了原味的冰激凌这样的芝麻小事，世界末日般情绪爆发。

禁锢的人生

许多抑郁症患者觉得，自己是属于黑暗的。入夜后的每一个小时里，这个树洞都会涌现无数新的悲伤。尽管对于他们来说，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很多时候，他们都被裹挟在混沌的痛苦中，“感觉一切都是黑暗”。

戴胜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年7天的国庆长假里，她睡着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个小时。在医生的诊室里，她说自己想睡个觉，说完赖在那哭了半个小时。

在四川读大学的何凝也整夜难以入眠。睡不着的时候，她一遍遍地数着头顶帘布上的长颈鹿图案，急得用手在小腿上抓出一道道的红印子。通常一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她在朋友圈里说，现在只要能睡着，少活几十年都愿意。

为了入睡，何凝尝试过各种方法：吃安眠药、在楼梯上来回走想把自己弄累，有一次甚至喝了一整箱啤酒。喝醉的她原本以为马上就要晕倒，结果一躺下又清醒了。

患病之前，何凝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是患病之后，她的注意力完全没办法集中，觉得电影“还没有自己的人生有趣”。在坐满同学的教室里，她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哭出来，她对声音异常敏感，周围人的说话声都像是“变成了碎片要把人割碎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好慢，她感觉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经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脸上的泪痕几乎没有干过，随时都在跟自己说“你要完蛋了”。

树洞中经常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症，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生病时，他们都曾用力地追求着梦想。江涵就读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是校舞蹈团的骨干。戴胜写了一手好字，画画得了很多奖。何凝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

但是因为患病，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按下了暂停键。有的时候，这个按键再也没能弹起。

何凝孤独得像“避雷针”一样，走在天桥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树洞中写：“生活太难了。”而自杀未遂5次的戴胜写的是：“活着就是恶心。”

这些语言上的共同点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朱廷劭的关注。他给自己的系统起名“心理地图”。而这个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关键词的微博账号，是地图上一块重要的领地。长久以来，他在密密的丛林后面，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树洞。

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高自杀可能性用户与其他用户相比社交活跃度低，夜间更活跃，关注别人更少，使用更多表达否定、死亡的词语，使用更少指向未来的词语。”

根据朱廷劭的调查结果，树洞中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常常面对爱情失败、工作不顺、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内容在评论中均有体现。”

江涵就曾踩在这样的生死线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的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刚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江涵与父母相处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说话，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对她这种表现很生气，让她看《弟子规》。他们觉得是女儿的品德出了问题。

可是就连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变了”。

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两种能力都决绝地陷入了停摆。

在他们眼里，抑郁的反义词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她被告知，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心境的持续低落，通常症状需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才能够被确诊。

她还被告知，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医学界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所有困扰、蚕食自己的疑惑，终于在这一刻让江涵有了答案：“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电话激动地拨出了所有熟悉的号码，她想告诉对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惧的变化原来是因为生病。但电话那头的回应让她重新堕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父母说。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她的“不开心”根本不是“病”。

戴胜的经历也如此。有人说，“没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抑郁症是什么，神经病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还抑郁了”“没事找事吧，想开点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过几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学校呗，装什么装”“哪有什么抑郁症，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为了避免给彼此带来猝不及防的伤害，戴胜已经主动删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个好友，还多次跟家人强调了什么事一定会导致她精神崩溃，包括给打她电话、敲她房门以及问她崩溃时的感受。可家人还是照做不误。

何凝被确诊抑郁后，父母跟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诉同学和老师”。

她曾经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郁症方面的书，也买了很多给父母，哭着求他们也看看，但是那些书到现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架上。

许多抑郁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扰的同时，还要经受这另一种折磨。

而这种折磨，就来自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你没走过他们走过的路，不会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们能够挺过来，也是一种坚强。”这位医生说。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科院学者朱廷劭的研究团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之间，三方开始频繁地互通电话和邮件。

这个树洞在日渐拥挤的同时，一群专家团队在远处默默观察它，而且这些凝视树洞的眼睛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隐秘的树洞里，何凝已经与30多个人互相关注，他们称彼此为“病友”。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着、逼迫着，却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里，何凝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宽容，她的悲伤、痛苦、焦灼一下子变得无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多时候，她们会跳过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隐秘的伤口。除了病情，她们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胜在树洞中留下的评论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父母的。“你为什么要说，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里为什么不是我是第一名。”“你为什么不夸夸我。”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戴胜从小跟父亲生活，与母亲联系很少。

老师要求以母爱为主题作文，她写不出来，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学头发会梳成各种花样，她永远只有马尾。

母亲说她“太不爱卫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亲说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来也坚持不吃。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说母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没有信任感。

小时候生病，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装的？”患抑郁症后，她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妈的房门，直到把他们吵醒，哭着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开心，只有我不开心”。

在她们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隐秘的伤口。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自己很可能是当事人问题的制造者，”心理咨询师齐衡弈说，“但是，家人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药’。如果是家人能够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偏差并加以改变，那对当事人的疗愈，是极其有效的。”

“但是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他顿了顿，“这相当于最狠最彻底的打脸，往往意味着要彻底颠覆作为家人数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

家人是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为距离感的丧失，他们带来的伤害会更加准确和深刻，会在无意中将已经患病的亲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渊。

很多时候，树洞中的病友在这条绳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天津的病友，那是遥远他乡的另一个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们会互相安慰，彼此鼓励，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标，“至少做过了这些再去死”。

这个树洞里的很多陌生人会因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话而互留微信、QQ，约定见面，慢慢从虚拟世界中的病友变成现实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着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们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从绝大部分情况看，这种交流是正面的。”齐衡弈说，“如果是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患者，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治疗上走很多弯路。而这种网络集聚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让患者脱离信息孤岛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连接患者和社会的接口。”

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条微博账号为“心理地图PsyMap”发来的私信：“我们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评论，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随后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电话，以及一个问卷调查的邀请链接。

问卷调查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关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询问了几个病友，对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信息的发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团队。这个长久在远处注视着树洞的群体，发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让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条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献云、程绮瑾几位专家反复修改了几个月的结果。他们组织访谈、设计问卷，不断地想要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最终，结合研究结果，他们决定私信的编写应该先以表达关怀为主，语言要人性化，并且要把求助信息放进去。他们希望帮助这些人，而且更希望帮助他们“自助”。

朱廷劭根据判断自杀意念的标准，包括一些负面文字等，利用计算机对这个树洞微博下近6个月的约7万条评论进行了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人工确认，最终确定了4222位具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用户，向他们发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机干预还停留在‘被动等待’的情况，比如干预热线，必须等到对方打过去才能提供帮助，”朱廷劭说，“如果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能够主动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的人并提供帮助，这样时效性就会比较高。”据他介绍，自杀高危人群中有将近60％的人期待这种针对心理危机的自助服务。

戴胜形容那种痛苦：“是将失恋的难过和苦涩再放大几十倍乃至百倍；是将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几倍；经历过战争的人听到枪声，思绪被带回在战争中最痛苦的时候。抑郁症患者发病时，就像被带回去体验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何凝已经不再奢望这种理解，只希望周围的人“不要打扰，不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经看过一幅画，一个抑郁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说带他出去走走，而另一个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郁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后者。如果想要帮助我，或许可以先尝试理解我。”何凝说，“但是如果不是特别亲的人，不打扰就好了，没必要做到共情。这种东西有传染性的，像感冒一样。”

但他们在推开的同时，又极度渴求着这种“不可能”的理解。

有一次何凝走出地铁站，突然情绪崩溃开始大哭，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对方一直安静地听着，说“没事，我在听，你哭吧”。后来也再没提起过她当时失控的状态和想自杀的念头，何凝突然觉得很感动，在内心深处，她并不希望自己被忽视，也并不情愿被公认为“可怕”和“严重”。

所以在看到那条附带问卷调查的私信，何凝立马点开并完成了填写。她希望这个小小的动作能够帮助这个不见天日的群体，多得到哪怕一点点理解。

最终，问卷调查的整体回复率是15％，有600多人填写了问卷。“这个参与率是比较积极的，一般在做这种用户调查和邀请时，参与率通常为1％～2％。”朱廷劭说。

结果显示，这个树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杀意念的用户高达97.6％，曾尝试过自杀的用户为51.8％，其中有194个用户的自杀尝试发生在最近一年内，72个用户曾经因为自杀而接受过医护人员的治疗。另外，在对100个高危账号进行人工检查时，发现2名疑似自杀身亡的用户。

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填写这份问卷了。总有人在这个树洞里留下“遗言”后突然消失。

春节前，戴胜关注的一个病友一直没有回复消息，甚至把她删除了好友。她急得要命，但也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地点击发送消息。在她认识的病友中，这样的永无回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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