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外人来说说“陶渊明”

是真的陶渊明

常有人说：“陶渊明是淡泊隐居之士。”也有人鄙其断言，反道五柳先生“猛志固常在”，那么，陶渊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否会有不同的改变？在他人的定语和教条的观念中，我对他仍一片模糊，生活经验告诉我，自己有必要回归人的角度，重读陶渊明。

东晋士族秉政、门阀掌权，“王与马共天下”后，王权削弱，地方士族常能与朝廷分庭抗礼，而社会上则弥漫着一股清谈和铺张之风。在这个背景下，心有猛志却抱负难伸、坚守名节慷慨隐逸的陶渊明自然会得到士人的敬重。早在刘宋时期，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士人们就通过文章表现对靖节先生品性的向往。

可如果我们读《陶徵士诔》，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用大量文字渲染陶渊明的品性，却对他的文学成就着墨甚少，颜延之评价陶渊明的这种“重德轻文”，是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评价的典型代表。沈约《宋书·隐逸传》的：“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还有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都是“重德轻文”的路数。有趣的是，此三人都出身显赫，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望，颜延之“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自己曾担任太子舍人、金紫光禄大夫等职务；沈约出身于“江东之豪”（“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祖父沈林子曾担任征虏将军，父亲沈璞是刘宋淮南太守，而他自己则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萧统更不得了，梁武帝萧衍长子，世人称之昭明太子。

可以推断，南北朝时期，至少刘宋和萧梁两个南方政权的上层人物都有不少陶渊明的推崇者，而推崇的原因以“品性高洁”为主，文学才能是次要的，曾有人惊讶：陶渊明一生潦倒坎坷，竟能同时被《宋书》、《南史》和《晋书》列传记载。原因也可从这里寻找。

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声音并没有重视陶渊明的文学才能，因为士人更推崇一种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数事用典的形式主义文风，他们工于铺陈，对辞藻华美的追求甚至到了繁缛的地步，而陶渊明这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如果不细细品味，就难以从一众华美之骈文赋体中脱颖而出。但是，虽然颜延之、沈约、萧统等人的评价存在“重德轻文”的倾向，可也正是因为他们，陶渊明的诗文得以在世人间流传保存，而不至于被时光泯灭，这为后人深入发掘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前提。

尝试对陶渊明的诗文客观评判的先行者是鲍照和钟嵘，鲍参军是李白推崇的大诗人，而钟参军是有名的文学批评家，《诗品》的作者。在《诗品》中，钟嵘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并赞许其人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鲍照作为诗人，他在实践中向前辈致敬，见《学陶彭泽体诗》（陶渊明曾担任彭泽令）：

长忧非生意。

短愿不须多。

但使尊酒满。

朋旧数相过。

秋风七八月。

清露润绮罗。

提瑟当户坐。

叹息望天河。

保此无倾动。

宁复滞风波。

南北朝的诗人江淹也创作过一首五言诗模仿陶渊明，即《杂体诗陶征君潜田居》：

种苗在东皋。

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鉏倦。

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

......

这首诗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曾被长期被收入陶集之中。眼光高明如苏轼，也曾被它所骗所谓“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其实评价的是江淹的这首模仿之作。

得益于唐朝儒释道并存的开明气象和唐初文人对魏晋南北朝文风的反省，陶渊明在唐朝得到更大的重视，不少大诗人都将陶渊明引以为精神上的知己、偶像。如：

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赏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王维 《偶然作》：“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与魏居士书》：“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曰“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

李白《九日登山》：“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

《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但他们对陶渊明的推崇还是沿袭了南北朝“重德轻文”的特点，褒奖之词集中在对陶渊明为人行事的评价上。比如他的放浪形骸、“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慕名利”等，要说对他的文学成就的重新评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唐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即中唐以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早在初唐时期，陈子昂就曾主张“复古”，并通过诗文实践。但“复古”真正成为一种文坛风潮，还得等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提出“古文”的概念。推崇儒家的韩愈重视“文以载道”，行文讲究“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对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绮丽、繁缛的文风坚定反对，于是借恢复两汉文章传统的名头，意在一扫六朝文风，并洗涤社会的倦怠、冗杂、铺陈、骄奢风气，他的文学主张是要为政治和思想主张服务，而柳宗元、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是他的同行者。及至赵宋，为荡涤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便又发起了诗文改革，并从唐代古文运动者那里找到理论的慰藉。

韩愈等人对陶渊明的诗文都颇为推崇，且看几段文字：

韩愈：“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耶？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含秀才序》）

韩愈是从入世的角度解读陶渊明，他并不赞赏归隐田园，但他从陶渊明的诗文读出，这位前朝诗人并非单纯的与世无争之人，他也有渴望施展抱负的一面，只是生不逢时。

柳宗元的创作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张婧在《柳宗元对陶渊明诗歌的接受》一文就推断：“柳在贬谪期间,诗在题材与意象上多处模仿陶诗。”

欧阳修，一句话足矣：“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苏轼：“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与苏辙书》）

王安石（陈正敏《遯斋闲览》载）：“（王安石）言其（陶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他们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当时文坛最富盛名的人物，而他们对陶渊明的评价，一改前人“重德轻文”，而侧重于对陶渊明文学成就的肯定。究其原因，既有个人境遇之共鸣（如柳宗元），也有文学趣味上的不谋而合，但能够让这些不同朝代（统一的唐朝和心心念念幽云十六州的赵宋）、不同官阶甚至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的文人在这一点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两点：

一.陶渊明本人非凡的文学才能；

二.古文运动主张的需要。

在工于铺陈、追求绮丽、重形式轻道统的六朝，陶渊明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又因为他本身早已被前人肯定的人格魅力，所以这是一个为古文运动正名、荡涤淫丽文风的绝好榜样。陶渊明的文字精雕细琢，但不会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华美感，而是需要慢慢品评，才渐明此中真味。同时，他是一位寓追求于文字、寄心意于诗赋的文人，早在他二十四岁时，他就通过《闲情赋》暧昧地表达了自己的追求：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因并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前人多语：“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是对屈原的致敬，（《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第一层，这里还体现了陶渊明的第二层思想，也是他思想的矛盾所在——渴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又心思淡泊，害怕为世俗尘染。这种矛盾，直到他五十岁后仍盘旋心头。

晋安帝义熙二年丙午，陶渊明五十五岁。 在迁回上京里园田居的日子，他创作了《归园田居五首》、《归鸟》、《酬刘柴桑》、《读〈山海经〉十三首》、《感士不遇赋》。

《读山海经》就是典型例子：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还有同样创作于隐居时期的《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据《陶渊明集全译》，《咏荆轲》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当时陶渊明五十岁，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

而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还有“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也都是陶渊明思想矛盾的体现，他的身上同时具备隐士和侠士的冲突，他是一位尝试入世而不得、终于出世又对世道念念不忘的人。

谈论陶渊明，不应该将它的人生割裂来看，也不必为陶渊明的每一个人生阶段赋予单一的品质或向往。一个人是一个矛盾体，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追求其实可以共生，人的追求可以分为显性追求和隐形追求，决定什么是显性追求的是人所在的环境，而隐形追求会被环境压抑，但未必会破灭。随着环境的改变，显性追求和隐形追求可以相互转换。陶渊明就是显性追求与隐性追求共存的典型例子。

我们说，人有童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演变。我们评判前人作品时，也常说此人作品与某阶段“臻于成熟”。但如果谈论一个人的追求，追求便没有高下和幼稚成熟之分，追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性，赋予追求的意义或评价由社会价值观、宣传机器、时局等外部因素左右，但并非追求本身就有的存在。比如：一个追求淡泊的人，在杀伐战乱、渴慕功利的时代，可能就会被士人尊崇，但在一个逃避成风的年代，就未必如此。

陶渊明四十九岁时，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建康，上《讨海贼表》。

而到了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陶渊明七十六岁。檀道济到陶渊明家中延请陶潜出仕，被他回绝，所送梁肉也命人送还。

如果真的有希望的理想国，陶渊明许是愿意出仕的，只可惜，无论是东晋还是刘宋，都不是令他愿意献身的理想国。于是正如他所言：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