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家必读】电商平台有权“打假”吗？能否处罚商家？

导读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商家进驻电商平台开展交易，随之产生的法律纠纷也日渐增多。商家与第三方平台签订的电子合同是否有效？对于商家的售假行为，电商平台应如何依法“打假”？网络合同能否突破《合同法》对于违约金的规定而约定更高的违约金额？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邓鑫通过一个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就上述一系列问题对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律管理效力的认定进行了详尽分析，梳理了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

C公司诉P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律管理效力的认定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邓鑫

裁判要旨：1、商家在第三方电商平台上网签的电子合同真实有效，商家以系争合同存在格式条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2、在合同约定明确的情况下，商家利用网络平台售假构成违约，第三方电商平台按照合同约定对商家进行处罚系自律管理，对处罚幅度不予调整。

案情介绍：2016年6月，原告在被告P平台注册网店并销售睫毛膏。2016年12月27日，被告以原告涉嫌出售假货应当处以售假金额十倍违约金为由将原告网店货款账户冻结，导致原告不能正常提现，并在其后扣划账户内资金83,771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十倍违约金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资金并赔偿利息损失。被告认为：冻结原告账户资金系基于双方协议的约定，被告对原告售假行为根据售假金额的十倍进行处理有事实及合同依据；被告作为平台所有方对商家具有管理权，只要商家不出现售假等违反约定的行为，平台不会干涉原告正常提现。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9日，原告与被告网签《P平台合作协议》，并在被告平台注册了网店。协议约定：甲方（被告）在此特别提醒乙方（原告）认真阅读、充分理解本协议各条款（对于本协议中以加粗字体显示的内容，应重点阅读），并请乙方审慎考虑并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本协议。如果乙方一经点击“已经阅读并且同意以上协议”按钮，即表示其已接受本协议，并同意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

若发现商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1）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过期商品……，甲方可按下述方式处理：……要求商家支付商家通过拼多多销售的严重问题产品总金额的十倍作为违约金，若商家拒绝支付违约金，则甲方有权以商家账户内的销售额抵扣违约金……。2016年11月29日，被告委托“神秘买家”在原告网店下单购买系争睫毛膏并送往商标权利人A公司鉴定。2016年12月26日，A公司向被告出具《鉴定报告》确认被告送检的睫毛膏为假货，上述过程均全程录像。2016年12月27日，被告冻结原告帐户，并通知原告限期提供商品合格证明。因原告未在期限内提供合格证明，被告将原告帐户金额83,771元扣划并陆续以无使用限制、无使用期限消费券形式向消费者发放上述金额的消费者赔付金。

审判结果：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1、子合同效力如何认定；2、原告是否构成售假；3、十倍违约金的约定是否过高。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C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评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第三方电商平台迅猛发展、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层出不穷，特别是本案所在的长宁区已成为上海市互联网企业发展高地。但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网络售假、刷单套券等问题，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未及时提供规范指引的情况下，相关第三方电商平台纷纷制定自律管理办法。在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诚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应当遵循商主体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底线内不干涉第三方电商平台的自律管理。

1

第三方电商平台用户协议的效力认定

平台的自律规则具有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管理规范性质，任何新的商家都可以通过签订协议、接受规则加入自律组织。电商平台并非垄断行业，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均有选择交易平台的自由，有完全的意思自治。只要相关规则并未显著免除平台责任，加重商家义务，排除商家主要权利，原则上应认定为有效。商家一旦入驻电商平台并签署协议、接受规则，即视为对自身相关权利的让渡，就需要服从平台自律管理。需要强调的是，平台规则并非一对一的传统合同，不是平台与某一具体商家决定或修改的，而是平台与所有商家共同达成的一致契约，遵守平台规则不单是商家对平台的义务，也是对其他商家的义务。

在本案中，用户协议虽是格式合同，但被告已履行了充分合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对相关售假的认定及处罚条款处均进行了加粗，且协议内容不属于法定的无效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被告不构成单方面加重原告责任或免除自身责任而导致显失公平的情形，法院对本案用户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

2

关于违约情形是否成立的认定

首先，平台协议约定及平台“打假”过程须合法有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平台协议对于售假行为的定义及抽检方法有详细约定；就“打假”过程看，被告通过“神秘买家”向原告下订单随机购买商品，收货后录制拆包视频并将自原告网店购买的商品黏贴贴标交由商标权利人鉴定，商标权利人经鉴定发现系仿冒伪造商品后及时致函被告告知鉴定结果。被告“发现”假货并“打假”的整个过程均由视频固定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其次，鉴定人须具有鉴定资质。根据《商标法》第7条的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作为送检睫毛膏商标的权利人及使用人，本案A公司对原告在被告平台上售卖商品的鉴定系有权鉴定，其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

最后，认定售假金额方面，在被告出具了鉴定报告及商家销售清单等基础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售假行为后，举证义务转移至原告，原告需就其商品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而本案原告在纠纷发生后直至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供相关证明，其在被告平台销售的所有同款商品均应认定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3

对用户协议约定的十倍违约金是否需要调整

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服务合同亦不能突破《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平台因售假对商家处以十倍违约金的处罚明显高于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约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商家违约程度及所售商品的性质在合同约定的十倍范围内予以酌定违约金。若所售商品为食品、化妆品等对人身危害较为严重的，按售假金额的6-10倍酌定原告应承担的违约金；其它商品的，酌定按售假金额的1-5倍左右酌定原告应承担的违约金。

我们认为，在认定商家售假的情形下平台对商家处以十倍违约金是否过高时应综合考虑平台损失、商家意思自治及平台自律管理等因素。

首先，平台损失。（1）对消费者已经实际支付的赔偿。在激烈的电商平台竞争中，为防止消费者流失，平台在处理消费者投诉时往往采取先行赔付的方式提高用户体验，通常采取现金券或消费券的形式补偿消费者，本案被告即将83,771元扣款以消费券形式向消费者发放；

（2）认定商家售假的管理及诉讼成本。由于网络销售数量庞大、无时空边界等特点，平台不论是根据消费者投诉或主动抽检，在购买样品、与品牌方沟通、获取鉴定报告及走诉讼程序的过程中都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及经济成本；

（3）商誉损失。在上述损失之外，需要强调的是商誉损失。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的选择偏好却越来越高度趋同，人们高度依赖网络平台上各类“销量最高”、“评价最好”、“口味最佳”来进行选择，个人的喜好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几何作用无限放大，最终成为群体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商家为提升销量倾向于寻找人气高的平台，消费者为保证质量或倾向于寻找口碑好的平台。

如果商家利用平台售假或虚假交易，必然损害平台的商誉，而这种损害与传统线下商誉损害相比是呈几何倍数增加的。商誉损失应当视为平台的无形财产损失，应当从平台的业界影响力、成交量及成交金额、商家及消费者数量等因素综合考虑并予以支持予以考虑。本案中，被告的损失包括消费者赔付金+抽检及打假管理成本+平台商誉损失。

其次，商家意思自治。商事交易重视外观性，商主体之间作为更为理性且更加专业的交易对象，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地位更加平等，对合同条款（包括原告主张的格式条款）的理解更能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在排除胁迫、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基础上，商家在第三方电商平台上网签电子合同，说明对电子合同中的各项条款是明知的，应当根据诚信原则接受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各项管理，不售卖假货，并在出现售卖假货的情况下自觉按照双方协议接受平台的处罚。

最后，平台自律管理。行业自律及社会自治成为弥补政府公权力管制的有力补充。网络交易因其交易量大、涉及跨区域、可不间断经营等特点造成管制难度加剧，单凭国家行政部门乃至司法部门皆成本高昂，因此，网络自治作为社会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平台方一方面负有维系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应当拥有制定商品和服务质量安全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处理方式及商家违规经营管理等促进网络交易整体发展规则的权利。

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网签了平台协议，对禁止售假的条款及相应的处理规则是明知的，被告在为原告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同时依约对原告享有规范管理权。在原告出现售假情形后，被告采取了“打假”措施，支出了相应管理及诉讼成本，并以消费券的形式向消费者实际赔付，同时考虑到被告在业界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原告的售假行为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巨大，从完善诚信体系、提升营商环境的角度出发，法院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不作调整。

综合本案，法院对涉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律管理案件的处理原则应当为：因势利导，维护平台管理积极性；合理规制，科学设置处罚幅度；专款专用，把握管理与牟利的边界；公开公示，确保管理过程可视化。

电商平台不能再做打假“甩手掌柜”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口商品不断走进大众视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途径购买进口商品，足不出户享受高品质生活，更是广受消费者青睐。有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会达到10万亿美元，巨大的需求，让进口商品市场成为一个庞大的“蛋糕”，势必引发各大电商巨头争相追逐。

然而，电商贸易的快速发展存在隐忧，电商平台公开售卖不合格商品、消费者维权困难等负面新闻频繁见诸媒体，其中不乏涉及进口商品。深圳检验检疫局12365中心收到对电商平台提供的进口商品检验检疫证书真伪，查询诉求亦日益增多，作为进口商品重要的“身份证”之一，检验检疫证书体现了国家对进口商品实施的质量管控，维护检验检疫证书的权威性，有利于把好进口商品质量关，防止次劣商品、有害商品等输入我国，有效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鉴于此，深圳检验检疫局对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展了专项巡查行动，发现仅一个电商平台规定了进口商品必须展示随附单证，但对该平台上酒类、冻肉、休闲食品等消费量大且关注度高的品类进行证书核查，结果却不容乐观：在抽取的300个样本中（以单个产品的销售界面为1个样本），仅有152个样本公开展示了检验检疫证书，占比约51%。其中有7份证书经鉴定为伪造，其余有108个样本涉及的检验检疫证书存在货证不符、字迹模糊等问题，问题证书占比约76%。可见，电商平台检验检疫证书“良莠混杂”现象严重，暴露出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亟须整治。

深圳检验检疫局稽查部门以上述巡查结果为线索，经过缜密分析、排查，联合地方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一举捣毁了一使用假证网络销售假冒进口食品窝点，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违法人员刑事责任。本次行动为该局首次查获使用假检验检疫证书网络销售假进口食品案件。

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如此大量的问题证书充斥网络，不仅是对普通消费者的误导，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扰乱了正常的网购市场秩序，部分商家用伪造、变造的的检验检疫证书宣称其产品已获得检验检疫部门许可认证，严重损害了检验检疫部门形象。

检验检疫证书“良莠混杂”现象暴露了法律监管存在空白地带，监管手段薄弱及电商平台成“甩手掌柜”等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对电子商务领域的监管从未放松，局长支树平在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会谈中曾指出，“质量是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决不能让假冒伪劣商品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当前，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国质量提升行动正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以消费品为重点的电商执法打假专项行动，将一些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的质量问题纳入监管体系，针对电商发展特点，探索切合实际的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对促进质量水平全面提升有重要意义。

一是结合正在起草中的《电子商务法》，协调推动检验检疫、工商、电商企业之间线上与线下监管的分工协作，健全全国协查机制，严惩不法商家，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网络消费环境。

二是规范检验检疫证书的使用方式。检验检疫证书是重要的进出口商品质量与安全官方证明文件，被误用、滥用甚至违规使用，都直接关系到检验检疫机构的声誉和形象。建立规范使用检验检疫证书制度，明确证书应展示的要素、使用范围，约定电商和电商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势在必行。

三是逐步开展品质电商培育行动。监督电商平台不能再做打假“甩手掌柜”，对违规使用检验检疫证书的站内经营者，不能简单地给予删除证书或者产品下架处理，应主动向监管部门报送商家违法线索；引导电商平台发挥第一道把关者的角色，提升电商平台在商品准入、资料验证、失信商家惩处等方面的力度，促进电商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逐步建立有检验检疫特色的大数据系统。通过收集常见假冒伪劣商品、造假企业资料等信息，建立打假信息数据库，依据风险研判，提升打假精准性；充分利用电商企业的大数据优势，探索研发切合工作实际的网络监控系统，提升对非法信息的筛查能力；同时通过顶层设计，为质检大数据研究应用提供决策支持。

五是加大对消费者索证和维权的教育引导。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告知合法进口商品均有“身份证明”，且不同的进口商品的证书格式、证书用语、编号、印章和流水号等都不同，消费者索证时，销售商或经营者应无条件提供，对相关证件无法辨别或存疑时，可向原发证检验检疫机构查询证书真伪，同时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合法合规、展示官方证书售卖放心产品的电商平台。（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综合自中国法院网、中国质量新闻网；文/杨泽淳、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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