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最后的恶霸，袁文会的罪恶一生

文 周利成老师 图|天津市档案馆

1950年12月25日袁文会在小王庄刑场被执行枪决

　　天津卫的大混混儿、青帮头子袁文会，在旧天津称霸一时，当时，一提“袁三爷”，大人小孩无不谈虎色变，咬牙切齿。他设烟馆、开妓院，认贼作父，甘为汉奸，贩卖华工，残害同胞，杀人如麻，无恶不作。解放后，他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1950年12月25日，在小王庄刑场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天津市民在观看法院处决袁文会的布告

杀人如麻

　　袁文会生于1901年，天津南市人，其祖辈是日租界芦庄子中局脚行占有签份的把头，后为其父辈世袭继承。自幼受家庭熏陶，在七八岁时，他就了解了家庭营生的范围，15岁时接替了脚行的账房。他的叔父袁八是中局脚行的把头，在鸿义栈开设赌局，袁文会从小混迹于此，至20岁时便与袁八一起经营。1926年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收徒结党，赢得青帮分子的“拥戴”，成为全市青帮魁首。

　　1935年正月，袁文会与刘广海在日租界争夺一所花会，后花会被袁所占。刘怀恨在心，派人刺杀袁，不料，刺杀未遂，反而激怒了袁。双方定于同月18日，在万国公寓一决雌雄。是日10时，袁率同其徒弟国文瑞、郭小波、李子扬等7人，携带凶器至万国公寓，双方讲和不成发生群殴。袁的人当场将刘手下的宋国柱用刀砍死。事后，袁令其手下李子扬自残左臂，到法院投案自首，袁则与国文瑞等逃往沈阳转至大连，逍遥法外。

　　1937年5月，国文瑞、郭小波等被法工部局捕获，交由天津地方法院收押。“七七”事变后，袁与日本宪兵队勾结，由宪兵队长莳苗出面，将人从看守所中要出来。袁仍不肯就此罢休，他又依靠宪兵队势力将刘广海捕获，收押于日本宪兵队。后刘设法越狱潜逃，才幸免一死。同年4月，上海《申报》记者王岩石暗中打探日军消息，被袁发现，当即将王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后秘密处决。1939年春，日本宪兵队长莳苗调往唐山，袁又将其在津的多名“仇人”送到唐山处死。

袁文会口供

认贼作父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多次借机进窥平津，以冀一举占领华北逐步南侵，实现其大陆政策的野心。遂授意驻津特务机关“中国通”土肥原贤二重金收买汉奸，为其效力。当时，袁文会正蔽居大连，遂由汉奸介绍与土肥原的爪牙小日相进一步勾结，与郝鹏、张璧等共同在津沽一带召集流氓不法分子组成“普济协会”，以日租界作掩护，发动便衣队暴乱，为日寇侵略天津制造借口。

　　天津沦陷后，有日本人撑腰，袁文会马上升格为“袁三爷”。日本宪兵队成立后，袁又成了莳苗的帮凶，莳苗尊称他为“嘱托”。袁还与日本特务市川、毛利及诹访等相勾结，公开充任日本宪兵队特务，多次与郭小波、国文瑞同赴杨柳青、独流一带担任侦察抗日力量任务。

　　1938年，袁文会开办了“会记公司”，与日本的“大东公司”相勾结，专为日寇收容、逮捕华工贩往东北。因袁招募华工有功，日寇曾发给他一张奖状，袁把它贴在其住所日租界桥立街24号番地3号的正堂内。得到日军的肯定，袁倍感宠幸，遂向日本陆军联络部献纳了一架飞机。

　　在日寇的指使下，在霸县组织土匪300余人成立“袁部队”，袁文会亲任司令，王海明任副司令，日本特务中岛成子任顾问。袁部队到处烧杀掠抢，残害抗日军民，公然进攻解放区。

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天津设立会记公司，先是设在南门内南大寺，后移至二马路元善里，作为集中华工的总机关。当时，华北各省各县的华工都是经这个公司送往东北的。

　　袁靠压榨华工的血汗而致富。他将依华工人数领取的大批粮食囤积贩卖，而以少量粗杂粮掺杂土质配给工人。每日所领宿膳费，则是得十付一，按月发给工人。

　　为防止华工逃跑，会记公司周围安设了电网，日军汉奸持枪警戒，形同监狱一般。送往东北时，更由敌伪军警押至东站，装入闷子车里。一次，适逢酷夏，华工多因饥渴燥热而中暑，一路上竟死了十几个人，尸体在高温下迅速腐烂后被弃之荒野。华工送到东北后，分发各工厂从事挖煤窑、挖战壕等最低级黑暗的工作。遭受迫害的华工达10余万人，而侥幸生还的百人中也没有二三十人。

　　即使这样，袁文会还感觉“功劳”不大，又借助日寇势力，规定凡要出关到东北的人，都要经过日本的大东公司，而这个公司没有袁的“介绍”是不给开证明的。这样一来，所有出关的人就都成了“华工”。而此一去，谁又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来了呢？在日寇的铁蹄下，在饥寒交迫与矿山深渊之中，无数人悲惨地死去，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天津城苦苦地等着，盼着。

开妓院 设赌场

　　惨遭袁文会奸淫蹂躏的妇女更是不计其数。当时一区紫竹林饭店里最大的一套客房，是袁文会长期包订的。每当要“驾临”此地时，他都要令其爪牙张玉棠为他安排七八个舞女、妓女，陪着他取乐，最后他要想让谁留下，谁就得绝对顺从，否则就躲不过一顿“教育”。

　　1943年，早已从良嫁人的张某某到南市串门，被袁文会看见后欲行不轨，遭到张某某的拒绝。一天晚上，在打手们的维护下，他以武力将张某某奸淫后，又用汽车将她拉到家里，强逼着张做他的姨太太，张坚决不从。最后，袁用手枪顶着她的脑门说：“你今儿个回去收拾收拾，跟你男人告个别，让他想开了，明儿个一早乖乖地过来。”张某某满以为这是个逃脱的机会，回去后便与丈夫往天津城外跑。但她的行踪始终也没能逃过袁文会暗探的眼睛。第二天就又被抓了回来。这一次，袁再也没有耐心让张某某考虑了，他拿出两张事先写好的离婚书，立逼着张某某和其丈夫在上面捺了手印。丈夫给她的4000块钱也被张玉棠夺了去。就这样，张某某被袁文会霸占半年多，最后，因她身染重病而被袁一脚踢出门外。

　　袁手下的青帮头子张玉棠，以开办妓院为业，历20余年，共开设秋香、联香、阔大别墅等6处妓院。他白天让妓女推磨，夜晚让她们接客，无客时需轮流陪他取乐，连三夜无客就要遭受一场毒打。他对妓女施用“进红城”、“撇大簪”、“跪搓板”、“举木棍”等酷刑，恣意摧残妇女。妓女大顺因“生意”不好，被他扒光衣服，持木棍毒打，棍断三截，后竟惨死在妓院!总计被他凌虐致伤而死的有郑芬兰、二胖等10余人。至于因虐待吞金或服毒自杀的，得病不治而死的更是不胜枚举。

　　“九一八”事变后，从上海传入天津一种新兴的赌博方式——花会。花会共有36门，分上18门和下18门，只要押中了一门，花会就要赔本钱的36倍。所以，花会在天津当时风靡一时，各行各业以及家庭妇女无不热衷于此。初期，警方明令禁赌，后袁文会看中了这个赚钱的门路，对社会局、警察局等官方上下打点，包办花会，聚赌敛财，所以，花会这个大赌场在津门恣意发展，无人问津。

　　袁文会在旭街（今和平路）开办会德号商号包运烟土公开贩毒。在这两个罪恶深渊中，不知有多少人深陷其中，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霸占商号

　　1939年7月29日下午4时，袁文会携同数名日本宪兵闹进侯家后东口的像银楼强行搜查，很快就在房中“搜出”数枚青天白日帽章。袁遂以像银楼勾结重庆，私制青天白日帽章为罪名，将经理周玉山逮捕，连同该楼货物、款账及机器一并送往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周玉山经过数次刑讯而身患重病。后经市警察局转送至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法院见周玉山已奄奄一息，遂通知其家属取保就医。谁知还未及医治，周玉山老人已含恨而亡。像银楼也就理所当然地归属了袁文会。

　　1940年3月21日，袁文会与日本宪兵队退伍军官野崎来到河北大胡同的金桥旅馆，叫喊着让旅馆的人们马上腾房，声称此处已改作日本兵站了。旅馆主人王桐轩急忙出来哀求道：“您开开恩饶了我们吧，这旅馆还养活着30多口子人呢，您这一改兵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袁文会哪肯听他罗嗦，遂令其手下开砸。结果旅馆员工胡永庆、胡秀岩等数人被袁文会抓了起来，关在他家的地窖里。后袁放出话来：“要想放人立马腾房！”被逼无奈，王桐轩只得将一个拥有120余间客房，暖气、家具设施齐全的金桥旅馆，拱手送给了袁文会。袁文会仅给了王桐轩6000元伪联币。王用颤抖的手捧着这6000元钱欲哭无泪：“这点钱就连暖气也买不了呀！”第二天，金桥旅馆的牌匾换成了“野时旅馆”。

罪有应得

　　抗战胜利后，刘广海的人在紫竹林饭店将袁文会捕获扭送市警察局。时正值蒋介石来北平巡视。于是，高玉璞、刘筱田等10余名受害人及其家属联名具状蒋介石，信中列举袁文会的20余条罪行，呈请依据《惩办汉奸条例》对其予以严惩。蒋介石遂令毛人凤与马汉三调查该案。1946年5月，该案移送至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

　　但袁文会派人在外面多方走动，上下打点，法院一直是羁押而不判刑。他买通了典狱长为其“改善居住环境”，一起羁押的汉奸们捐款5万元，将监狱修缮得如同别墅。袁文会还将家里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搬进监狱，每日由聚全成饭庄为他开小灶，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在这里，袁文会被关押三年，与其说是坐监狱，倒不如说是疗养更贴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法院，王笑一为第一任院长。袁文会终于受到了人民审判。1950年12月2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被告袁文会汉奸罪处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12月25日上午，槛车押着袁文会从法院开出，马路两侧挤满了愤怒的人群，每个人脸上都分明地写着“仇恨”两个字。袁文会一扫旧日的威风，两只饿狼似的眼睛胀得通红。一名三轮车工人不无感慨地说：“这小子在天津称霸20多年啊，今天总算得到了报应！”当记者采访到已是75岁的王桐轩老人时，他激动地说：“袁文会不仅抢了我的金桥旅馆，胡秀岩放出来没几天就死了，他爹胡子贞也给活活气死了，他媳妇生活没着落也抹脖子自杀了！在那时，我们这些人有冤没处诉呀！今天，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报了仇啊！”

　　在小王庄刑场上，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袁文会这个津门巨霸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厚葬袁文会事件

天津市民在观看法院处决袁文会的布告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袁文会的亲友、爪牙却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在群众中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在镇压反革命初期，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天津市委认为，这是反动分子对政府的公开敌对和示威。因此，责令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的市一区区委、公安一分局彻底查清此事，做出书面检讨，并向全市各级党政部门发出通报。

在河北区小王庄刑场袁文会被处决后，其妹夫在市人民法院办理了领尸手续，其大老婆袁戴氏、小老婆袁王氏、妹夫等4人，将其尸首抬回一区罗斯福路（今和平路）26号的家中。因子弹从袁文会的后脑射入，从鼻梁处穿出，所以，他的鼻子几乎被打掉，整个脸部血肉模糊。到家后，袁家先以5万元（旧币）雇用杠房师傅黄士珍等4人，将尸体清洗干净，并将子弹打坏的鼻子做了简单的整容。而袁文会的叔父袁国瑞则以50万元，从珍记棺材铺赊来价值300万元的一口上好棺木。在袁国瑞、袁国良的带领下，袁的亲友、爪牙为其布置好灵堂。当晚，袁戴氏到南市芦庄子“尊道堂”聘请师傅为袁文会念经超渡。师傅们一听死者是袁文会都不肯去，袁戴氏再三请求未果，最后双膝跪倒，连连叩头，并说：“如果各位师傅不去，我就一直脆在这里。”众师傅这才勉强答应前往。

袁宅停灵三日，接待亲友、爪牙们的丧吊，整个丧事统由袁国瑞、袁国喜等14人主持。当时虽然前来吊丧的人不是很多，但到袁家看热闹的群众却将整个胡同挤得水泄不通。27日晨5时，袁文会的灵柩由8人从家中抬出巷外，用大马车拉着，一路上吹吹打打，经罗斯福路，穿过河西，最后拉至六区南郊尖山掩埋，在棺木中的袁文会不仅身着锦衣而且还陪葬了很多衣物。出大殡的热闹场面沿途引来许多群众驻足围观，人们议论纷纷。事后，据市公安一分局查明，厚葬袁文会的花费达300万元以上。

这一事件发生后，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并有群众报告了天津市委。市委认为，袁文会亲友、爪牙的这一恶劣行为，是“对人民政府的对抗和示威，是我党在政治上的一个损失，造成群众很大不满和思想上混乱，使天津政府威信遭受损失，而区级党政部门对此既未报请上级处理，亦未加以阻止，而任其公开行丧，招摇街市”，因而对此事件负有责任，并责令市公安一分局彻底调查此事件。

同年4月4日，一区区委就此事做出了书面检讨“……此种非法举动始终未被我们发觉，直到市委听到对此问题的反映。市委进行调查时，区委还不知道袁犯在一区。这一事件和实质是对我们公开的敌对和示威，并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此问题的发生证明区委平时在工作中不够深入，对我党政策的贯彻执行的存在着麻痹思想，如对处决反革命分子，认为人死了便没有事了，并没有想到以后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因而在出了问题时不能及时发觉、处理，这也就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与此同时，市公安一分局也向市委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派出所干警思想麻痹，认识模糊，觉得‘人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了’，而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加以制止，未及时报告分局；而分局的官僚主义也没有及时了解情况，加以发现，因此造成这种损失和错误，这一点值得深刻检查。”

1951年4月10日，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通报了全市各级党委、区委、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通报称，这种麻痹思想不只是一区干部有，其他区的干部中特别是下层干部中恐是相当严重。另外，从上述事件中也说明了在群众中，甚至是一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没有立场，敌我不分的怜悯思想，应加强检查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