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

作者

罗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正文

1982年4月，传播学之父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与他的学生余也鲁教授首访中国大陆，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一个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不是北京、上海，而是广州。但为何这个重要的登陆点却被大多数新闻传播学文献所忽视？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当时新闻传播学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由于讲学地点是远在广州的一所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华南师范学院（1982年10月改为“华南师范大学”），讲学对象是电化教育工作者，因而当时并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二是广州讲学活动的组织者本身也没有对这段历史及时地进行记录宣传。

在纪念施拉姆、余也鲁在华讲学35周年之际，重新探寻两人在广州讲学的登陆点，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重新评估这段讲学活动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进一步发掘两人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更清晰地重现传播学中国化之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在更广阔的学科交叉融合视阈中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

一

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

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历史缘起

文革结束后，教育领域受损最严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和师资严重缺乏。要在短期内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效率，就要重视电化教育工作。为了了解、学习国外电化教育的经验教训，教育部1978、1979年两年内，连续派团考察国外电化教育工作。1979年，教育部又组织了一个由各省（市）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和教育厅厅长组成的代表团，到国外考察电化教育。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厅厅长林川同志担任该代表团团长。“他在考察中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推行电化教育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国外看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教学环境，但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找到。”（李云林，2009）考察团回到香港参观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系时，系主任余也鲁教授作了为期半天的接待安排，“在会上简介了传媒如何用在教育上，从旧有的影音教学，到现代教育媒体，录音和电视，以及新的教学设计。又和大家分享了一点美国公开大学的经验，正要讲到卫星教学，已是午饭时刻。客人们决定取消下午的其他节目，把这个‘讲习会’继续下去。下午介绍了卫星教学，和媒体怎样广泛应用于课室外的普及教育，基层农业训练和大众知识的学习。”（余也鲁，2010:611）到了傍晚，在听了余也鲁教授介绍的传播理论后，林川同志眼睛一亮，认为传播学正是电化教育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他在总结中只说了一句话：“时间太短，行程太紧，把余教授请到北京去”。回广州后，“他立即找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校长潘炯华和电教中心负责人李运林、李克东，向他们介绍出国的感受与收获，安排他们三人于1980年去香港中文大学拜会余也鲁教授，并代为邀请余教授来内地讲学。余教授欣然应允，并提出拟请他的导师美国传播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同来。”（李云林，2009）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施拉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倡导媒介教学，为最早研究教育传播的美国学者。他所著的《大媒介与小媒介：教学工具与技术》（1973）是西方‘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评。”（宣伟伯、余也鲁，1988:1）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他撰写的《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大部分内容也涉及到媒介教学和教育传播的问题。施拉姆认为：“在缺乏教师、培训人员、辅导员的地方，媒介能够承担起相当大的教学量。”事实上，在他所有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从被引用次数看，有关媒介教育与教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最大。因此，传播学者不应忽视施拉姆在教育传播学的重要贡献。

二

登陆点的突破：

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破冰之旅”

那时中国大陆译介西方传播学的学术文献都得小心翼翼，要把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直接引入到中国大陆来，显然是一个更加需要考量引进者和组织者胆识和智慧的问题。施拉姆、余也鲁广州站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李运林教授回忆了当时邀请的艰难情况：“1982年4月施拉姆来广州，广东省有关部门经过了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中国讲学。这种情况也是为什么施拉姆不是首先去北京、上海交流的一个原因。我们当时要请这么一个人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的人进来。此外，凡是有宗教背景的人也是不容易请进来的。我们都知道，施拉姆、余也鲁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能到广州来，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重要桥梁作用。而且他们当时来广州，我们是用一个很高的规格来接待，安排他们住在当时的中南局招待所——东山宾馆。他们来广州了，不是由我们学校安排，是中南局政府机构来做好接待安排的。但是学术报告是在林川同志的积极活动下在华南师范大学进行的。”

时任广东高教厅厅长林川同志首次将西方传播学理论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来，有力推动了当年乃至之后几年国内学习讨论传播学的高潮。而施拉姆首先是为促进中国电化教育而来的，也从最初对中国传学的远距离关注到最终亲身登陆广州讲学。西学东渐，广州在中国传播学史上又一次领风气之先。

三

教育传播学的诞生：

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主要内容

1982年4月，经过两年的教材准备以及多次往返香港和夏威夷，施拉姆、余也鲁终于成功登陆广州。4月21日开始，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全国性“现代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上，作了为期七天的教育传播学术报告，全面介绍现代传播和媒体教育，第一次将传播理论系统性传入中国。“美国的传播理论，经过一位行政官员林川厅长的重视与努力，首次从美国引进中国。”（李运林，2009）“7天很忙的，上半天就讲，下半天就答问题，中午我们就商量要怎么样讲、讲什么东西。”（余也鲁，施清彬，崔煌芳，章琪琦，2012）广州七天讲学中，施拉姆和余也鲁各负责三天，共七讲，提出了传媒教学的八个问题，到今天仍是教育传播学的有效指导原则。这七篇讲稿加上余也鲁1983年在兰州的三篇讲稿，编成了一本小书《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198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七篇讲稿的主要内容包括怎样克服对教育科技的阻力、怎样选择教学媒体、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介绍5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任务、现代远程教育的功能与问题（宣伟伯、余也鲁，1988:25—198）。

施拉姆、余也鲁当时提出的很多观点在互联网时代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他认为教学需要多种媒介来配合；混合使用媒介比只用一种媒介的学习效果好；混合适用媒介来配合教学工作，这种配组十分复杂，很难做到理想；将媒介与教学次序作最适当的配合，实际上困难很大。这种观点实际涉及到今天的“全媒体”、“融合媒体”概念。就新闻报道来说，事实真相的呈现需要多种媒体立体呈现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但如何选择不同的媒体进行最佳配合，以及如何在各种媒体上对新闻信息资源做最适当的配合，又是实践操作中的难点。

又如施拉姆、余也鲁提出了不同的媒介类型。从制作成本看，分为大媒介和小媒介，大媒介指那些成本高而且结构复杂的媒介，如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小媒介指构造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的媒介，如透明投影胶片、幻灯片、无线电广播等。从媒介接触面看，分为宏媒介和微媒介，宏媒介指那些接触面广泛，可以同时达到大量使用者的媒介，如无线电广播、闭路广播电视、无线电视等；微媒介指在同一时间只可以和有限使用者接触的媒介，如幻灯片、电影、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等。

四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转折点：

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的历史意义

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访华的登陆点，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向北

施拉姆、余也鲁访华的“破冰之旅”，首先是在广州打破了“暗潮汹涌”上的冰盖，给当时全国的传播学界打开了一个窗口。中国电化教育领域率先把施拉姆引入到广州，成为施拉姆登陆中国大陆的重要突破口，使得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新闻学领域的一个敏感禁区，迅速从广州向北京、上海两个新闻学研究的重镇开放。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知道施拉姆将在广州讲学的消息后，来信邀请顺道访问上海和北京。

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随着施拉姆讲学路线逐渐向中国政治中心的迈进，传播学被赋予西方意识形态的浓重色彩逐渐褪去。施拉姆在北京讲学期间还受到当时负责财经与科技事务的薄一波副总理的接见。据报载，“薄一波副总理对中国的传播学起源以及传播学的作用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夜不能寐，半夜还打电话给安岗同志，请他把自己对中国传播学起源的见解转告施拉姆博士和余也鲁教授。”（晓凌，1982）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即“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十六字方针的研究纲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

（二）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

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讲学活动，本身就是一次传播学用于中国电化教育领域的本土化实践。这是首次比较系统地将传播学理论传入中国内地，既为电教事业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也对中国教育传播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教育传播学的诞生，是传播学中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范本。

施拉姆和余也鲁用中文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形成了教育传播学最初的理论框架。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国传播学发展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也是施拉姆、余也鲁此次广州讲学活动的重要学术贡献。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当时活动的组织者、见证者及其后继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介绍传播学、积极探索传播学本土化特别是教育传播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推出了中国早期的一批有关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的教材。这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使得广州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镇。

（三）开启传播学人才培育

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的七天讲学，仅仅是他们在中国开展传播学术活动的一个序曲，他们紧接着还帮助中国培养传播学人才，为建立传播学科专业等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是他们共同组织的活动，有些是余也鲁具体去执行的事情。1983年2月至7月，余也鲁筹集经费，邀请当时活动组织者作为访问学者前往香港中文大学，由余也鲁组织并主讲研修几门课程：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方法、教育电视和计算机辅助教学。1985年、1987年相继派出多名骨干教师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研修相关课程。（李运林，李克东，南国农等，2013）1983年，余也鲁还协助厦门大学首创以“传播”命名的新闻传播系，协助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专业。施拉姆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最爱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把火炬传下去”，他的意思就在于激励他的学生应当投身于传播学的研究，把它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施拉姆虽然不是中国传播学薪火相继的‘点火者’，他的到来却成为至关重要的‘助燃剂’。”（刘海龙，2007）

五

结语

正如黄旦教授（2012）所言：“我不敢说绝对是施拉姆的访华直接推动了中国的传播学”“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施拉姆的访华对我们重视和了解美国的大众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下的。”在纪念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关注并钩沉这段历史，是因为它对我们当下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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