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情感中可以有忧虑哀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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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都追求物质富裕、宴乐享受的时代，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忧虑中度日，与哀恸为伴。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幸福”一词的理解是各有不同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一般人认为“幸福”就是：一帆风顺、家道富有、身体健康、妻贤子孝等等。听说有专业人士对于什么是“幸福”做过问卷调查，相当一部分人回答是：只要有满足感与成就感，就算是“幸福”了。

人们之所以对于“幸福”的定义与认知不同，是因为人们没有从根本上思想幸福的源头以及获得幸福的方法。然而，耶稣基督对于“幸福”却赋予了许多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涵义，祂在登山宝训中论到的“八福”，没有一样是世人乐意追求的，祂甚至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4,10）

耶稣为何将“哀恸”列入幸福的范围呢？对许多人来说，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言论。但基督既是这样讲，不是没有祂的道理。首先，基督所讲的这种哀恸，不是人在世上经历变化无常的灾害而引起的，而是因与主耶稣的相交，从而经历到的高尚灵性的伤感，这种伤感是与主身同感受的，是为世上的创伤和罪过而难过。所以，哀恸不仅包括了为自己的罪而难过，也包括了为世界可怕的境况和那些拒绝救主、拒绝神慈爱的人，将要承受的恶果而难过。这些哀恸的人必得安慰，那时“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21:4）信徒今生为这一切而哀恸；但不信的人将来在永世中所要承受的哀伤，比起今世的伤痛，不知要大上多少倍。所以，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若是能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产生忏悔，为他人的罪，为世界的未来，付上代求，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福。

杞人忧天的故事在中国历来被描述为愚蠢人的忧虑，然而，杞人忧天并非都是愚昧的忧虑，今天全世界都在忧天了，因为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再不治理，人类的生存将面临严重危机。因此，居安若不思危，那才是愚蠢。人若饱食终日，无所进取，没有终极意识，没有忧患意识，与动物何异？能够为国分忧，为人类的未来分忧，可能是上等的成熟心理所能意识到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宋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可谓一代忧患之子，他的名著《岳阳楼记》证明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写道：“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或许他们不同于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官时，就为百姓担忧；在江湖上不做官时，就为国君担忧。这样说来，在朝廷上做官也担忧，在僻远的江湖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唉！实在没有这种人，我与谁是同道知音呢？”

丹麦哲神学家与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祁克果（1813-1855，Soren Kier Kegaard)也算是一个忧郁者。虽然他的信仰，他对神的认识，以及对圣经真理的领悟，呈现个人主义的主观色彩，但他对社会与教会存在的种种流弊有着超前的看见及忧虑。祁克果自幼智性早熟，思虑过度，深感与常人不同，从小就意识到自身从群众中抛离出来，孑然孤立。及至投身社会，更感到独行踽踽，与世格格不入。他早年就已洞悉西方工业社会对于世界环境的破坏，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峻的挑战；以及普选制及议会制所带来的政治弊端，他都予以批评。在信仰方面，祁克果反对教会世俗化以及庸俗的思想，倡言人类须凭“个人”单独向上帝自作交代，没有集体得救这回事。人若要得救，必须自己先站出来，对他每一种行为单独负责。他认为要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自内心作深刻的反省，这种内省始于人对神本该有的敬畏。因此可以看出，祁克果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亚米纽斯式的人本主义倾向，他忽略了上帝主权的拣选、神圣的呼召及圣灵对人心的光照。

耶稣基督才是真真正正无暇无疵的忧患之子，福音书及其他圣经经卷都没有记载耶稣在世上三十三年微笑过一次，却是描写祂“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53:3），因为人类深重的罪孽与民族将要再次遭遇的灾难，都不能让祂欢喜快乐一次，倒是祂为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的灾难哀哭不已（参太23:37-39、路19:41-44）。挪亚、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保罗等众先知、众圣徒，也无不具有如此炽热的属灵情怀。

非基督徒尚且还有“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言行；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不单是天国的子民，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应当积极的投身社会，关怀众人，起到光和盐作用。

耶稣与使徒虽然也提到基督徒要喜乐，不要忧虑，那是对我们提出的物质生活的要求，圣经虽然是上帝的话语，但却处处折射出非常丰富的人情味，喜怒哀乐，无不俱全。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之后，当与基督具有相同的属灵感情：爱，主所爱；恨，主所恨；忧，主所忧；喜，主所喜。不但是行为，就连感情都应当被神的道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