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右）“登基”前在长春郊外身穿龙袍，在杏花村举行祭祖仪式
日本建立伪满政权，溥仪成了关键人物。土肥原来到溥仪在天津居住的静园，极力地劝说前往东北“主政”。这下溥仪再也按耐不住想去重温皇帝梦了。溥仪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发祥地东北，日军建立“满洲国” 阴谋中的最重要一环完成了。但此刻的溥仪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到了关外他才知道，原来关东军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都还没定下来，溥仪的地位变得极其尴尬。
溥仪已经在焦虑中等待了三个月， 1932年2月19日，他又接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同一天，这个所谓的委员会还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在溥仪的记忆里，彼时除了郑氏父子，他身边左右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已入虎穴，正是应了老师傅陈宝琛所言的“去得容易回来难”。不过走到这一步的溥仪也没有回头是岸的觉悟，大清复辟重登帝位占据了他的内心，使之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后来他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态说：“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方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持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末代帝师陈宝琛
此时溥仪集团中最清醒的还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这位老夫子以风烛残年之身，千里迢迢赶赴旅顺，对溥仪做最后一次教导：“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溥仪虽然也愤恨土肥原、关东军欺骗了自己，但终究鬼迷心窍，不肯回头，陈宝琛只能郁郁返回天津。陈宝琛的旅顺之行表明其是反对溥仪参加伪满政权的，但他自己亦不愿割断与溥仪的感情纽带，伪满成立后，陈宝琛一方面拒绝接受“府中令”伪职，另一方面，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依然为溥仪“入主中原”重振大清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直到1935年3月5日，这位末代帝师带着他未竟的大清迷梦离开了人世。
回到伪满洲国成立的前夕，溥仪带着一肚子怨气与板垣征四郎会面了，这次见面板垣称呼溥仪为“阁下”，深深刺痛了溥仪内心，因为在他心中，“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会谈中，板垣传达了日本军部的意思，即由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为了安抚这个傀儡，板垣还向他保证“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议会成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溥仪的妻子，“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1934 年3 月1 日，婉容被册封为“满洲帝国”皇后。
溥仪一听“议会”二字，就像挨了一下烫似的，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两人这样争来争去，最后也谈不到一起。但显然，溥仪无论如何反对都是苍白无力的，日军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傀儡，他的身份是总统、执政或是皇帝，都必须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最终，溥仪在郑孝胥的劝说下，带着满腹牢骚与委屈接受了“执政”之位，通过此事，他也逐渐明白了土肥原所谓的身为元首“一切皆可以自主”不过是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9日，溥仪正式就职“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长春改为“新京”。两年后，“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如愿以偿的由“执政”变成了“皇帝”，年号“大同”改为“康德”，然而“满洲帝国”终究不是大清帝国，即使是“皇帝”，也不过是日本人的儿皇帝。多年以后，溥仪再记起伪满建政的那一天，感慨万千：“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升官发财或为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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