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墙开店”的前世今生

一切都不会过去。

“破墙开店”的前世今生：

「从上海居住类型与居民构成变迁看“破墙开店”的现象成因与整治诱因」

作者 | 张晶轩 何雅楠

上海自开埠以来，主要的居住类型经历了里弄、工人新村和商品房三个阶段。90年代后，商品房的数量迅速增加，里弄和工人新村逐渐衰败。由于内部居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入，里弄和工人新村中出现了大量“破墙开店”的无证经营模式。直到2015年9月，上海集中推进“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在9个区县11个重点地块开展了整治“破墙开店”的违法建筑拆除与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自2017年春季起，北京集中开展了针对“开墙打洞”违法私搭乱建的整治工作，使得这一涉及到城中村人口疏导、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近日笔者在走访鼓楼东大街时得知，自今年3月起，北京又要针对“开墙打洞”、“私搭乱建”、“占道经营”、“违规设置广告牌匾”、“无证无照经营”等行为展开新一轮的城市综合整治工作。

图1 北京鼓楼东大街局部

图2 关于鼓楼东大街进行综合整治的公告（2018年1月10日）

但其实早在2015年，上海就已经开始针对老城区城中村“居改非”的经营现象进行了集中治理。本文旨在从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城市发展中居住类型的变迁和居民构成的变化出发，对“破墙开店”现象的成因与整治活动背后的诱因进行梳理，并对其中涉及的审美控制与社会公平问题做出质疑与反思。

上海的大规模发展起源于开埠之后，经历了外来资本作用时期、集体经济模式时期和资本重新主导的时期。每个时期主导城市发展的力量不同，因而先后形成了里弄、工人新村与商品房三种不同的主要居住类型。

图3 19世纪以来上海社会背景与居住类型发展时间表

01

里弄 | 外来资本冲击下的城市雏形

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1843年上海开埠。开埠后，上海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输入，外国侨民也陆续进入上海。到1843年底，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达25人，八年后增加到265人。英国领事馆设立后，领事为来沪的英国人谋求一块“居留地”。而清政府希望将他们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华洋分居，于是形成租界。

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使得上海老城区（原来的南市区，2000年并入黄浦区）及外省城乡遭到了大规模毁坏，人口大量涌入租界。面对剧增的人口，一些房地产商人（主要是英国人）乘机在今广东路、福州路一带（当时的英租界）建造了数以百计的简陋木屋，出租牟利，这是上海里弄建造和经营的雏形。19世纪70年代左右，上海工商业发展迅速，一些房地产商人开始有计划地建造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单体平面脱胎于我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总体布局采用欧洲的联排式紧密布局以提高容积率，形成了所谓的 “老式石库门住宅” ，它是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的最初形式。

图4 里弄单体示意

据统计，解放前上海拥有居民418.94万，除少数外侨与中国富人（约占5%）住的是花园住宅，与一百多万贫民住在城市边沿的棚屋之外，绝大多数居民均住在各式弄堂中。从居住人群来看，当时的里弄内具有很强的异质性，20 世纪20年代时，本地人大约只有20%左右，其余80%皆为外地甚至外国移民。

02

工人新村 | 集体经济约束下的公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居住产权从私有变为公有，开启了集体经济的新时代。里弄住宅中，原先大洋行、大公司的房产都归入政府属下的房产局和房屋机构管理，由他们以低租金租给无房户居住。原来独门独户的里弄住宅中普遍住进了多户人家，形成多户合用一个里弄单元的状况。里弄住宅很快就处于超负荷的使用状态，室内空间也开始了人为的分割。

与此同时，由于工人阶层社会地位显著提升，政府开始兴建工人新村，将房产分配给各单位工人。这使得工人们得以从拥挤的里弄和简陋的棚户中迁移到宽敞明亮的工人新村中。

图5 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

规划思想上，工人新村引入了苏联“居住小区”的概念，意在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到居住单位的结构中。居住小区通常按人数分为四级结构，同行政系统相配套。

图6 居住小区的四级结构

另外，工人新村也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理念。在上海60年代的工人新村里，并没有明确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区分,更多的是私人空间公共化，如一层楼合用的厨房和卫生间等。

图7 工人新村共用盥洗室场景

03

商品房 | 资本重新主导的空间再分配

改革开放后，“商品房”概念出现， 居民可以直接购置商品房，住进由地产公司兴建的商品小区。由于 “集体” 的组织失效了， “集体” 的空间也逐渐瓦解了，工人新村的居民开始对老旧且高度集体化的生活空间感到不适。里弄则由于年久失修，环境十分拥挤脏乱。由于计划体制的放开，原先的工人阶级开始了分化，不少人成为私营业主，拉开了阶级内的贫富差距。因此，新村和里弄中有经济能力的工人阶级纷纷购置私密性更高的新型商品房，从而迁出了原先的住房。

90 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此前 “鼓励生育” 政策造成的劳动力过剩，导致此时大量原先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包括外地失业人口和农民，大批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8. 社会阶层划分

外来务工人员由于财力有限，无法购置或租赁价格较高的商品房，便住入了较为老旧的工人新村和里弄。于是，在工人新村和里弄中，主要居住人群为老年人、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工人新村和里弄中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普遍社会等级降低、老龄化严重。

图9 社会等级与居住类型对应关系

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1996年上海市家庭平均每户全年收入已达2．51万元，平均月收入约2100元。另外1991～1996年的近5年内，居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27％。依此类推，1999年的户均收入应超过5万元。但在旧式里弄的调查中显示，低于5万元的占人口71%。

图10 居住类型变化时间表

图11 整治工作进行中重要事件节点

04

“破墙开店” | 自下而上的生存智慧 VS自上而下的法规控制

90年代，由于里弄和工人新村内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不少人希望通过一种较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来增加收入。于是他们将原先承担居住功能的一层住房的外墙打通，面向街道经营起规模较小的生意，如开设小餐馆、理发店、水果店等。虽然这种将居住房屋改成非居住使用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相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行为，希望下岗工人们以这种方式自发创业以解决其就业问题，导致 “破墙开店” 现象在里弄和工人新村中大量出现。在空间成本日益上升的上海， 这些自发形成的相对低成本的生活空间，使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中心区域就近生活，也给周边居民带来了低消费的生活服务。

城市空间上，“破墙开店” 使得新村封闭的小区一定程度上面向街道开放。而里弄的底商覆盖范围也逐渐从沿街一侧扩大到内部及支弄。另外，在一些沿街建筑风貌较好的街区，出现了许多面向外国人以及城市白领的高端特色小店，主要以咖啡店、酒吧、潮牌服饰为主。这些店为其他资本投资，希望在市中心历史地段的环境下打造自身特色并吸引客流。由于之前对“居改非”商户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小店在数十年间一直被默许存在着。在过去，政府也曾针对一些扰民的店铺进行整治，但未开展过大范围整治。

直到近两年，政府基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打击“居改非”违法经营的双重考量，开始集中整治“破墙开店”现象。2015 年夏天，徐汇区政府启动“徐汇衡复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在这份计划里，政府明确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和做法，比如修缮花园洋房、还原小马路的风貌、乃至开放名人故居给游客。而计划的第一步会首先处理违法的用地、建筑、经营、排污和居住。这份报告总结为“五违整治”。 从2016年开始，政府先以历史建筑风貌恢复为由，集中整治衡山路-复兴路历史风貌区的内沿街店铺，随后范围扩展到了全市。很多小店的店主实际是拥有各类营业执照的，但这次执法的过程中，城管部门要求小店的原房东也拥有营业执照。且大量街道由于“政府从未批准过居改非”，沿街店铺均被拆除。

图12 整治“破墙开店”后的店铺现状

目前整治的现状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原店面重新砌墙封堵，恢复建筑原先立面，店主无法继续营业，离开了这一片区；第二种是在拆违之后，原店主沿街开放一个窗口进行营业或店主将店铺入口移至小区内部，沿街不开放。在笔者近期对赤峰路沿街的走访中发现，原先500米长的街道北侧遍布了99家小店，其中90家属于破墙开店的小店都被围墙封堵。大部分店主选择了第一种，选择后者的店主占其中23家，他们一方面冒着城管回访排查的风险，一方面生意大不如前，有店主表示如今只是勉强过渡，正在看别处有没有其他店面。对于极少数已形成规模的小店群，政府尝试过将其中业态转移到别处并进行统一管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的彭浦夜市。作为上海最火爆的夜市之一，被取缔后，其中一大批店主被政府转移至2公里以外的绿地新都会“夜食尚”广场，但由于租金较高，能顺利转移的店铺之后也逐渐消失了。

05

整治诱因 | 城市与人口无法逃避的变革命运

2016年8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公示，其中提及了至2020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人内，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而统计显示，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已达到2425万人。这意味着上海4年内常住人口增长控制在75万人，再过20年常住人口保持“零”增长。

与此同时，草案也提出要进行人口结构的优化，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这在今年的其他政策中可见一斑：4月25日，上海市政府官网发布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政策，五类人才（创业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风险投资管理运营人才、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企业家）满足相关要求可直接拿到上海户口。此外，各区都制定了自己的人才补贴政策，如金山区7月13日公布了人才扶持新政，未来五年内计划投入近3亿元专项资金，作为优秀人才的创业扶持基金、购房租房补贴等。 以此判断，要一边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一边控制常住人口的增长，所谓“低端劳动力”势必需要离开。

而“以业控人”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许多沿街店铺的店主是外来务工人员，对他们来说，若没有了这家店，他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中心再找到其他工作，不少人便会离开上海。北京早就有此先例。2011年1月4日，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在“2011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控制人口，根在于“业”，并要求北京工商部门要当好市场准入的“看门人”，配合首都人口统筹管理政策的实施，严格准入标准。而最早实施“以业控人”的北京市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整顿小食杂、美容美发等“五小门店”和小百货、小建材等各类市场，该区流动人口增速比高峰时期下降40%。在上海的此次整治中，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减少的数量，但在笔者近期对赤峰路90家原破墙开洞店面的走访中发现，有66家大部分店已不再营业，店主去向不明，其中有10家店的店主明确已离开上海去别地寻求发展。

上海近十年来大力开展商业综合体的建设，使商业呈现出集中式的发展趋势。这些商业综合体主要以城市中产阶层为服务对象，整体消费水平较高。而“破墙开店”的小店则以低廉的价格为主要特征，出售一些便宜的生活杂货或餐饮。虽然满足了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但其单位面积造成的商业价值显然比不上体系成熟的商业综合体模式。店铺拆除后，政府一方面引导居民将消费转移到商业综合体中的大型超市内，另一方面也计划在居住区附近再集中建设一些整洁、管理完善的便民超市和餐饮。

图13 “破墙开店”小店铺vs巨型商业综合体

而哪怕是在整治过后的街区重新设置服务社区的商业，原有的店主也会由于地段升值租金上涨而难以承担回迁的经济代价。尤其在涉及到历史保护街区的地段，更是如此。比如延庆路在整改之后，其所属湖南路街道“历保办”主任蔡玮表示，政府会尽快布点，平衡这儿的社区商业，引入新的商户。但在拆除了原先较低端的业态后，新的商铺势必会根据其处于历史风貌区的地理优势收取比原先更高的租金，对被拆除店铺的店主来说，是根本无法承担的。

在20年前，也是从经济发展考虑，政府当时默许甚至鼓励了“破墙开店”的这一创业方式。在当时，之前集体经济模式下的商品供给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破墙开店”小店的出现弥补了之前商品供给的不足，同时也解决了当时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可以说正是“破墙开店”助力实现了当时的经济模式从公有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经济发展似乎一直被视为城市发展不容置疑的大前提。只不过在今天，当年带来了不凡经济活力的沿街小店渐渐被新时期的资本模式所淘汰。而且无论是制度层面的人口规划，亦或是通过业态造成的事实人口控制，其反映的对城市发展需求的方向转变，都是一致的。是城市发展阶段的变革催生了城市面貌进而人口结构的巨变。

06

审美垄断 | 城市公共空间审美标准的统一

整治“破墙开店”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统一规划造就的单一审美在城市的外化，究竟是对市容整体的提升，亦或是对个性的抑制？

政府以统一审美标准规定商铺面貌的行为早有先例。据安顺路上一被拆商户说：2010年世博会前的时候，政府也是为了使沿街立面看起来更整洁， 出资为沿街店铺统一店招、修缮立面，其中也包括“破墙开店”的商户。而在2015年的这一轮整治中，也出现了统一店招的行为。处于历史风貌区内的延庆路在整治后从原先的近20家店变到只剩7家店，而这7家店已经换上了新店招：棕色的布料，白色的文字，旁边是一个小型的logo。原本没有 Logo 的老山东水果店现在的招牌上用一片柠檬充作标识，快乐乳品是牛奶盒、良之心果园用了一颗苹果、东北手工饺子馆则是一枚典雅的繁体“饺”字，顶在饺子馆大红色粗体“堂吃外卖、经济实惠”的广告玻璃门上面。这些招牌大都配了英文，比如 Old Shandong Fruit Store。在这些“干净、整齐划一”的街道立面规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集体经济时期社会的单一审美约束的影子。

图14 整治前多样化的店招 VS 整治后统一风格的店招

涉及到历史保护街区时，这样的官方约束更为寻常。日本京都祇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地政府为维护古都整体历史形象，制定了《屋外广告物条例》，于2014年开始强制执行。依据条例，老城区商用房屋禁止悬挂闪烁式霓虹灯广告，并且对广告牌的大小和颜色进行限制。因此，许多连锁企业不得不修改店招的颜色以符合要求。

图15 连锁品牌常规店招（上） VS 在京都老城区的品牌店招（下）

对于老城区内的普通民宅，条例也对立面的颜色、太阳能板与电话线的使用有了明确的限定。京都的店招控制方法相较于国内的局面已经成熟完善许多，它经过仔细研究当地历史风貌的配色，最终划定了一个色彩范围，店招在这个范围内仍有一定的设计自由。但这种官方的审美垄断仍然是将民间的多样性审美视作一种低端、混乱的状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自然和真实的发展。

那么在城市公共空间生态中，一栋建筑的外立面的面貌的决定权到底应交由谁来负责？政府为了潜在的更广阔公众的利益而对立面审美加以统一限定的做法，会不会抑制城市空间多样性与个性化的表达。政府高效率短平快的限定执行与民间混杂自生的城市空间之间，又能否达到一个协调平衡。这都是留给城市工作者反思的问题。

07

多方视角 | 激变更新中的社会公平反思

整治“破墙开店”不仅仅涉及到对审美审判的质疑与反思，更涉及到对直接受这一事件影响的不同群体生存状态的考量。而媒体中常见的声音较为片面且脸谱化，并不能全面表达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微信公众号“上海虹口”的文章《对于赤峰路103户违建，我们的态度是“一锅端”》，赞扬了整治行动的高效率，并记录了两位周边居民的看法：

市民A：原来这里走路、行车都不方便。现在通过整治，我们走路也方便了，包括车子通行也快了。

市民B：比原来好多了，原来还有油烟，我们窗户都不敢开的。现在出来路面也干净了，周边居民都很开心的，就是希望这样保持下去。

这的确是“破墙开洞”小店会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据赤峰路餐厅经营者反映，店里和社区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安装了吸油烟机等装置保证街道的环境卫生。一位店家表示，开店之初，他和另两位店主与上层居民进行了协商，一共补偿了上层居民70万元。在另一部分报道中，不少居民表示失去了便捷的餐饮小点、理发店、水果店。他们只得去较远的大超市、商业综合体进行消费，而那里的价格让他们倍感压力。

对于多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店主租户们呢，这一事件关乎他们的生存问题。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元龙音乐书店开了23年，在音乐爱好者圈内颇有影响力。尽管店主手上握着一份 23 年来都行之有效的“临时”协议，但整治人员时只花了三个小时，就把它的正门封上了。从得到整治的通知算起的话，刚过去了七天。随即店主王务荆听到了一些说法——听说给市长写信在这个当口并没有什么用——听说“有五人以上集结反对，就要被抓起来”——还听说，“中央有一份文件可以保护二十年以上的老店不受影响”，但没人知道哪里找到这份文件。对于来外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城市的各类政策排挤，被城市所边缘化。整治“破墙开店”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种不可抗力。在面对这一运动式的执法时，店主们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抵抗，更多人只是去想办法另寻出路。

同时，大量来自网络和媒体的声音表达了大众对这些沿街店铺消失的怀念。而这些舆论声音的主体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90年代后建造的商品房，其中不乏一些高端小区。老城区旧生活的怀旧感往往与物质条件的极大可达性紧密挂钩，或许出于一种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居高临下。因为极大的可达性，中产们在这类城市空间里进行的生活活动，有着足够的安全感。他们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具体而无力的。对他们而言，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沿街小店，比起商业综合体里中高等消费的店铺，是更易得、便捷、廉价的乱世桃源，也是重拾邻里人情味的情怀消费之所。另外，对于一些历史街区中的特色酒吧、咖啡店来说，虽然其消费水平不低，但更另中产阶级欣喜，因为他们既可享受现代化的服务，也可观赏传统的风景。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满屏的怀旧之情也不过是出于出门买早点不再便利的牢骚，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早点店的老板何时离去如今人在何方。

对于破墙开店，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学者多从设计角度分析空间的演变过程和对周边的影响，从封堵沿街店铺增强了居住区边界的封闭性入手，然后根据简雅各布斯的理论探讨这对街区活力、安全性的影响 。早在2011年成都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中，建筑师卜冰展就展出过出调查性作品《居住区破墙开店申请指南》，并称，“我们尝试采用一个规则对话的机制，而非一个设计尝试改变单一居住社区的问题。这个规则是关于破墙开店，不仅是维护沿街界面的公共渗透性，也强调住宅小区内的空间在安全前提下变成可以开放并可穿透的。”在当时，“破墙开店”还并未受到严格打压，因而他的关注点在于寻找到一种合理的“破墙开店”模式来改善中国小区的边界过于封闭的问题。在2016年1月，上海民间组织“定海桥互助社”举办沙龙《田林新村：自下而上的生活力量及其未来》，讨论工人新村中包括“破墙开店”在内的非正式改造，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当时，政府的整治行动正逐步展开，这一沙龙关注到了非正式改造中居民的生活问题，但没有触及到其他利益相关方对其的影响。

上海市政府通过整治“破墙开店”，达到了“以业控人”与“土地商业价值提升”的实质效果。政府追求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际大都市名片，是在履行职责本无可厚非。但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以牺牲业态与人口阶层多样性为前提的，是否缺少了对弱势群体安置工作的考量，又会不会带来更深重的城乡贫富差距问题。而城市工作者又是否还有余力去激发所谓关于城市正义与社会公平的讨论，才是这个激变的时代值得反思的话题。

结语

上海自开埠以来，曾是一个异质共存、藏污纳垢的城市。其活力、魅力、机遇，也来源于人口阶层的丰富共存。“破墙开店”作为一种居民自发的非正式空间改造和经营模式，是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自然产生的，并在二十多年间渗透到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实际已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但今天基于城市发展新需求的整治行为，则暗含着达尔文式的线性发展观，通过优胜劣汰使中低阶层难以立足。整治“破墙开店”在有意识地适应城市乡绅化转型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造就业态与阶层多样性的衰败。 只是这种衰败带来的清晰可见的负面影响有没有在决策之初被纳入考量，城市又该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新的负担，以及趋向单一的审美控制对城市造成的同质化问题，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的考量等等，都是城市工作者接下来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张晶轩 | 同济大学，14级，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

何雅楠 |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批判性历史保护硕士在读

参考资料

1.《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范文兵

2.《城市更新五问》范文兵

3.《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4.《他们都在说“不可抗力” | 上海的城市改造（三）》http://www.qdaily.com/articles/29910.html

5.《死街 | 上海的城市改造（五）》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30025.html

6.《金山公布人才扶持新政 紧缺人才给予60万购房补贴》http://sh.house.163.com/17/0714/07/CP9PV4AF0007870A.html

7.《北京控制人口“以业控人” 提高17行业准入门槛》

http://news.hexun.com/2011-01-04/126578022.html

8.《谁的城市？| 上海拆违实录》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46784791344651

9.《赤峰路店铺的生与死…》

http://www.upnews.cn/archives/31725

10.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的空间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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