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极重视此人，承诺让其子孙世代为官，然后把他逼死了

早年的宋濂并不热衷于功名，他一心钟情于学术研究，想要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元朝末年，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元朝统治者想以他的名义来收买天下士人的心，便打算起用他为翰林院编修。但这时的宋濂清醒地看透了不得人心的元朝统治不可能长久，加之无意于功名利禄，便以父母年老需要奉养为借口，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进龙门山，潜心著书。可惜的是，宋濂的这种清醒却没能坚持到底，当朱元璋出现时，他心中早已沉寂多时的“匡扶天下”的理想之火又被重新燃起。

在皇帝身边的那19年，朱元璋对宋濂还是很器重的，让他担任高级幕僚、充当顾问、负责起草文件，并兼任太子的经学老师。朱元璋还经常向宋濂请教治国之道，宋濂也是知无不言，用“天下以人心为本”等大道理来开导皇帝。朱元璋不但重用宋濂，还承诺让宋家人能世世代代为大明做事，所以亲自任命宋濂的次子为中书舍人，宋濂的长孙宋慎为殿廷仪礼司序班，祖孙三代同时在朝为官，可谓极尽荣耀。

然而，蜜月期过后，朱元璋渐渐对宋濂心生不满。朱元璋是个嗜杀成性的暴君，认为只有推行强权政治、施行严刑重法才能使天下稳定。而宋濂的治国理念恰恰与之相反，他信奉的是儒家的仁厚伦理，主张立国之道以宽仁为本。朱元璋不但自己要坚持严刑峻法，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这样做，但太子朱标却在宋濂的教育下，对儒家的那一套仁政理念非常认同。

朱元璋对报上来的案件亲自审定后，命御史送给太子复审。其实那时太子不掌权，朱元璋这么做，是想试试太子的办事能力。结果，太子复审时把重罪都减为轻罪，这令朱元璋很不满，他气呼呼地问御史：“朕与太子哪一个正确？”御史哪一方也不敢得罪，只好以“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递减，心之诚也”的回答来搪塞。朱元璋当然清楚，太子之所以主张宽仁之道，都是宋濂教出来的结果，因此对宋濂就更加痛恨。遗憾的是，书呆子宋濂对此却浑然不觉，还在大力推行他的“异端学说”。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年老为由向朱元璋提出要辞官还乡，朱元璋巴不得他早点走，所以很痛快地批准了。既然已经退休了，就应该从此不问朝堂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宋濂却身处江湖之远，心念朝堂之事。他退休时，朱元璋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其中有两句意味深长：“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回家好好养老，颐养天年去吧，国家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但迂腐的宋濂却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反而回赠了朱元璋这么两句：“虽然我回老家了，但每年秋天，我还会回来看看的。”这样不识时务，朱元璋对他岂能不恨上加恨？

更让朱元璋气愤的是，宋濂退休后，依然以老师的身份给太子写信，继续向太子推行他的仁爱理念。而且，他真的每年都要回京城朝见一次朱元璋，把朱元璋“迹应稀”的教诲当作耳旁风，朱元璋因此对他更加不满，一直在等待机会给他致命一击。

正在朱皇帝伺机等待的时候，一个借口主动送上门来了。胡惟庸谋反案事发后，朱元璋开始追查“胡党分子”，准备一网打尽，以绝后患。查来查去，查到了宋濂的孙子宋慎头上，宋慎被定性为“胡党分子”，牵扯到了其中。结果自然是：宋慎被朱元璋下令处死；宋濂的次子也被株连而死；宋濂虽然早已退休，但也没能幸免——朱元璋派人到宋濂的老家，将宋濂抓捕，带上枷锁押到南京，准备将其处死。面对这个结果，不知宋濂是否想起了朱元璋当年对他的承诺：让他的子孙都到朝中做官，“世世与国同休”……

心地善良的太子朱标得知消息后，哭着向朱元璋求情，可朱元璋却不为所动。太子欲投水自尽，以死相逼，朱元璋还是铁了心欲置宋濂于死地。最后还是马皇后出面劝说，朱元璋才打消了处死宋濂的念头，改判宋濂流放茂州（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南京离茂州有数千里之遥，而且还要一路戴着刑具行走，这对于一个年已71岁的老人来说，无异于变相死刑。结果，才走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地界，宋濂就一病不起，死于流放途中。

表面上来看，宋濂之死，似乎是受了孙子的牵连，仿佛如果胡惟庸不倒台、宋慎不被定为“胡党分子”，宋濂就能平安无事。其实不然，“胡惟庸案”只是朱元璋惩治宋濂的一个借口，即使不发生“胡惟庸案”，朱皇帝也会找到别的借口来清算宋氏一族。

如果当初，宋濂能看清官场的江湖险恶，在朱元璋请他出山时不为所动，继续在龙门山隐居著书，做一个自在达人，他就不会有日后这样的下场了；或者在朱皇帝提出让其子孙都入朝为官时，他能坚决加以拒绝；在受恩深处急流勇退，仿效汉代的张良那样名成身退，也能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据说，退休后的宋濂，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曾对人说：“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的是，他明白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