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段子手国学大师，调侃胡适反对新文化的黄疯子

导读：民国名士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是师生关系。

他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7岁时，于蓉城延师授读。因家用匮乏，黄侃奉母命寄书告父，并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黄云鹄之挚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读小季刚诗，诧为奇才，即以其女许之。

9岁已能读《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13岁丧父，因系庶（妾）出，颇受歧视。丧父之后，黄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锐敏勤学亦绝人。

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同学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后有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

1908年春，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

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

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

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

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

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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