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何时到中国？唐朝曾被当作“昆仑奴”进行买卖

首先普及一个人种常识，即黑人在世界的分布不仅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同样在东南亚、南亚和澳洲也有数量可观的黑种人存在。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种人被称为尼格罗人种，而分布在后一个区域的黑种人被称为尼格利陀人，也称“矮黑人”。而最早进入中国的黑人，便属于尼格利陀人。

黑人何时进入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志怪地理《山海经》给出了一些线索，这本书列举若干黑种人部落的名称，如枭阳国、厌火国、劳民国等等，对他们的外貌和风俗都有相关记载，其中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肤色黝黑、身材矮小、卷发阔口，极符合尼格利陀人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南亚、南亚一代的黑人便已经进入中国境内生活。

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将黑人统称为“僬侥”或“僬侥氏”，也即矮黑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有关“僬侥”的记载屡屡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黑人的数量一定不少。而在两汉时期，关于黑人的记载比较少，唯一的记载见之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书中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可见当时仍有境外黑人归附中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中鲜有黑人的详细记载，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印度史书的记载中，一窥当时黑人在中国的现状。据记载，当时的昆仑（中国古代对印尼、大马等地的称呼）自公元3世纪以来便成为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其贩卖的黑奴大都流向中国，而且这种黑奴贸易一直持续到明代。由于大量的黑奴从昆仑贩卖而来，于是在中国便有了“昆仑奴”的名称。

黑人在中国活动的极盛期是在唐朝，大都充当奴仆和艺人，另外还有一部分黑人充当水手、驯兽师和农夫的角色，职业定位可谓五花八门。黑人在唐朝被继续称为“昆仑奴”，但其来源绝非仅限于奴隶贸易，主要有4种途径：外国进贡给唐王朝充当官家奴婢的“贡品”；由西亚各地转卖到中国的私家奴婢；作为土著“蛮鬼”被掠卖到沿海或内地的奴隶；跟随东南亚或南亚使节入唐被遗留者。唐代的黑奴依然大部分属于尼格利陀人种，也有一部分辗转来自北非，称为“僧祇奴”。一般认为“僧祇”是马来群岛和唐人对非洲黑人的称呼，“僧祇”即桑给巴尔人。

“昆仑奴”的数量在唐朝非常可观，且极受欢迎。当时雇工届流传着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类似于今天的菲佣，因为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很受欢迎。而“昆仑奴”因为体格健硕、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忠诚勇敢，在豪门贵族家庭非常吃香，往往成为抢手货，而当时上街能带两个“昆仑奴”保镖陪伴，是一件相当“拉风”的现象。也正是在唐朝，“昆仑奴”开始正式走进中国的文学，在大量的唐诗、传奇中对他们都有描绘，其中裴铏创作的传奇小说《昆仑奴》对其形象刻画的最为生动，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佳作。

两宋及元朝，与海外诸国的交往非常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中国境内依旧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黑人，尤其是在元朝。至于明朝，情况比较复杂。明初朱元璋颁布“禁海令”，中断与海外的交往并驱逐外国人，黑人数量锐减。

然而等到成祖朝，政策为之一变，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岸国家的来往，这些地区的商人来中国经商的很多，并带来一定数量的黑奴。这些黑奴或在船上服役,或赠给官方,或卖给私人作奴仆，因此明朝时期广州、南京等地有较多黑人定居。然而，宣宗朝政策再变，重拾严厉的“禁海令”，黑人的命运再遭挫折，或被迫离境，或融合于汉族之中，再没有大规模输入的现象出现，黑人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清朝因袭明朝的“禁海令”，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黑人在中国再次出现，并主要聚集在广州。这些黑人主要来自中东、非洲等较落后的国家，一般从事外贸生意，主要从广州倒卖落后的数码、电子产品和服装皮革到他们国家。开始他们只是暂居广州，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他们生意的扩大，逐渐变为定居，同时将老家的亲属也带过来，使得广州的黑人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据统计，在广州的黑人数量已经超过1.6万，并以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广州黑人数量倍增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管理和种群融合难题，黑人与当地市民的隔阂在不断加深，而对黑人的体味、生活习惯和外形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有抽样调查数据称，有69.8%的黑人采访者不愿意和当地人同住一小区，82%的采访者对现在的居住环境不满；而国人一面，有86%的广州白领和65%的学生对黑人持排斥态度，有82.9%的市民表示不愿意和黑人同住一个小区，而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国人，认为黑人是治安隐患的基本上成为坊间的共识。当然，除了这些，与黑人间失败的涉外婚姻令许多中国姑娘处境尴尬，这些新闻屡见报端，更是增加了国人对黑人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