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鬼子来了》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原著着重描写“军民奋勇抵抗侵略”的事迹，而影片则更多的描写人物性格，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鬼子来了》讲的是川北抗战的故事，在那个叫挂甲台的小村落里老百姓们表面上和日本军官相处地很好，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小日本对当地人进行着和平的奴役。习惯了被压迫的老百姓已经对于尊严的事情麻木了，为了生计这样的眼前利益而过分乐观的活着。小镇上唱曲的在集市上宣扬着皇道乐土，教育众人中日“八百年前是一家”，村落里老百姓见了鬼子一口一个“森塞”的叫着。甚至在影片开头，孩子们听到日本人到来时敲锣打鼓的声音还特别开心，因为日本人会给他们糖吃。小孩子是单纯的，但是大人们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姿态则显示出了他们内心对于日本人的害怕。所以看似平静的村子里面，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矛盾一直隐藏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日本翻译官被俘，送到村民马大三家中时，他才会更加的手足无措。
影片的主人公马大三是一个善良的中国农民。有人把装着日本兵的麻袋扔到他家里。对于如何处理日本兵，他可谓费尽了心力。给他们吃饭、帮他们治伤、怕鬼子自杀把棉被裹在他们身上，马大三夫妇俩是善良的，为了等到年三十晚上，把鬼子和翻译官安然无恙地交给抓鬼子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但过了年三十，还是没人来带走鬼子和翻译官，怕惹麻烦，村民们商议将二人处死，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为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他们秘密关押在村里。其实归根究底，这是村名们的善良本性作祟，他们固执的不肯杀人。这也为日后遭到鬼子屠村买下了伏笔。
反观鬼子，在同意花屋小三郎的换粮提议后，马大三一行人来到日本的军营后，一直是胆战心惊的。酒冢队长从楼上下来，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做法，他的皮靴的声音，“踏、踏、踏”一步步像走在人的心上，可以看出日本队长的凶狠、暴佞的品性。在马大三与众人被关在日本草堆里的时候，他们害怕被座老虎凳、灌辣椒水，可见他们知道日本人的凶残。但是还是心存侥幸，愚昧无知。影片前段并未直接刻画小鬼子们的凶残，而是一些细节描写刻画出来。炮楼里的两个鬼子溜出来想吃鸡，老兵教新兵如何粗暴的对待中国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刺刀，并说“对付支那猪就只有用这种办法” 。在后半段，鬼子们凶残的本性却被直接刻画出来了。花屋小三郎虽然嘴上说着：“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但明显喝高了的他在队长一番激励下，兽性大发对养活了他半年的村民们举起了屠刀。
挂甲台这个村的名字也很有特点，形成了一个讽刺。原本寓意在于到了这个地方敌人都丢盔弃甲。的确，日本投降的消息在这被揭示了，但是于此同时，全村却在日本投降之后，被屠杀了，只留下马大三一人。在影片中很多地方，都充满了讽刺意味。这部片子着重刻画了翻译这个角色，这个懂日本话的东北人几乎没有一句是在“直译”，国人对国人的欺瞒才是最可悲的事情。而且这个翻译在被村民释放后居然给鬼子队长出主意让鬼子爽约，结果招来一句奚落：“我们日本人不像你们中国人那样不讲信用。”讽刺了翻译的自私和狡猾。影片两次出现说书人。在影片结尾，马大三被杀，说书人和旁边的中国看客却无动于衷，仍然满脸笑意，甚至说书人还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说书题材。这些，都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
影片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我”这个字。开头马大三问谁敲门时，有人说了个“我”字、在审问日本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好几个“我”字，“我”是第一人称，在影片中，我是一个“未知”的代名词，按理说，每个人都应该最了解“我”了，但是影片中为“我“渲染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表现了挂甲台村民对于现实的不自知。
全片都是黑白的，只是在结尾处，马大三被处死后，通过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变成了红色。那种红并不是喜庆的红，而是一种苍凉的红色，令人感到心寒。通过色彩的运用与对比，结尾无疑起到了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红是中国的代表颜色，但是这种红却变了味，可以想见，导演姜文拍摄这一悲剧的故事，旨在用悲剧来呼吁民众关注国家兴亡，培养忧患意识，走出自己的愚昧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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