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武昌起义南北呼应的滦州起义，起义前革命军做了巨大努力和牺牲

滦州起义前，反满共和思潮在直隶地区已经开始广泛传播，革命组织纷纷创立并开始各类行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积极发动民主革命。

孙中山认识到北方革命的重要性，提出发展“中央革命”，即在清政府统治中心直隶地区发动革命。“地方革命之难也，各国革命家乃求得一中央起事之方法，发难于根本首善之地，以拊政府之臂而扼其吭。”

在同盟会成立之初，部分直隶籍会员组建了同盟会直隶支部，由张继担任主盟人，具体工作由王裕德主持。直隶支部当时主要从事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经费、实行锄奸、鼓动起义等工作。

1906年，同盟会直隶支部会员陈幼云从日本回国后，在保定地区创办了中国同盟会河北支部，冀东人士丁开璋、蒋卫平、江浩等人，分别于1906年到1908年加入同盟会，成为直隶地区早期革命思想的宣传者。

丁开嶂先后创立铁血救国会、北振武社等组织，在冀东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革命党人赵铁桥、黄以镛等人在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推举汪精卫为会长，李石曾为副会长，创办会刊《民意报》，统筹京津地区革命活动。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已有大量革命党人前往京畿地区传播革命思想。虽然处于清王朝统治中心，政府控制严密，无法建立大规模的革命团体。但是同盟会分支及小规模的革命组织却似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些组织发展会员，分发《民报》，宣传反清思想，组织暗杀互动，渗透联络北洋新军，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发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军部分官兵已有反清思想，如驻守奉天新民府的新军第二十镇，与革命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统制张绍曾“高自期许，常迎合革命者心理，大言不惭，一般党人明知之而又利用之”，其成为同盟会争取的对象，王葆真、陈之骥等人曾先后联络张绍曾，冀策动其起义。

同盟会员刘一清担任二十镇参谋长，与张绍曾关系甚密。同盟会部分革命党人，如孙谏声、戴锡九等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二十镇内部任下级军官，影响并发展了二十镇的冯玉祥、王金铭等众多青年军官。

革命组织的活动使直隶地区的革命思潮高涨，也为二十镇新军内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自1902年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成军后，清廷仿效日德军制定期会操，以检验编练新军成果。

袁世凯在1905至1908年，举办河间、彰德、太湖三次秋操。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承继大统。

摄政王载沣极力倡导集中兵权，罢免了“患有足疾”的袁世凯，由载涛任军谘大臣，在京畿重地永平组织秋操是载涛上任后的重大决策。1911年4月28日，载涛奏请举行秋操，“本年拟援照旧案举行秋操，在滦州、开平一带。”

主要目的是显示皇族亲自统率新军后的治理能力，以震慑革命党人。“本年大操之扩张，原以备监国恭代大皇帝亲临，嗣以革党猖獗拟作。”

拨款“预算总额十八万两”，载涛“恭代亲临总监两军”，以见清廷重视此次秋操。这次秋操对阵的双方是东军和西军，东军为汉人为主的新军，总统官是军咨使冯国璋，调陆军第一、第二、第二十共三个新军镇参加秋操。西军为以满人为主的禁卫军，总统官为陆军部正参议舒清阿，参与会操军队包括陆军第四、第六镇、禁卫军第二混成协。

清廷为了震慑不断蔓延的“排满”情绪，显示“以满压汉”，这次秋操内设了以禁卫军为主的西军获胜。《大公报》记载了这次秋操清廷的计划，“八月十九日在坨子头相遇交战，西军战败，向西退却到雷庄以西石佛口；二十一日开战，西军再败，败退至古冶镇，二十三日西军转败为胜，东军战败。”

这种预先的设定，引起了东军内部的将领强烈不满。此时的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已有起义的打算，有的说张绍曾“利用秋操之变，暗中私带子弹，伺机起义”。还有的说张：“要力逼清廷退位，彻底建立民主政体。”

但据亲历者宁武口述：“张迷信占卜。说占卜的结果，对起义不利，又说新军中有冯国璋、曹锟、王占元三镇兵力，还有近五万旧式军队；敌我相校，敌强我弱，不宜莽撞从事。”

无论张是否有起义的打算，当时的二十镇内部官兵已经酝酿着革命的气氛。但在永平秋操的原定日期的前一天，爆发了武昌起义，军府奉旨发来急电：“武昌市面吃紧，速回京”。

永平秋操戛然而止。永平秋操作为起义的重要契机，为后面的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埋下伏笔。永平秋操原为清廷震慑革命，宣扬新编禁卫军实力的大型军事演习，但中途被武昌起义所打断，反而使首都附近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为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的爆发，提供了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