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轮明月》上映于2005年,由陈家林、路奇导演执导,濮存昕、徐若瑄等领衔主演,这是一本传记电影,讲述了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先驱,一代高僧“弘一大师”传奇的一生。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是我们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他从红尘到空门,独特的人生故事,让众人想要一探究竟。
少年时,想要求取功名报效国家;青年时,放弃仕途,沉湎于艺术;中年之后,看透世事,遁入佛门。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富商天津桐达李家,“三郎”是他的乳名,因在伯仲间行三,字叔同。
父亲“李世珍”信奉佛教,因受父亲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有着悲天悯人的佛教情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李世珍”曾出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据资料记载他所经营的产业是:“盐业与银钱业”。除正室姜氏,先后纳有郭氏和张氏两侧室,“李叔同”生母王氏19岁嫁到李家,纳为侧室,次年生下他,在他4岁时,李世珍已经71岁了,李叔同正所谓“麒麟之子”。
1883年李家乔迁宴,奥地利公使夫妇前来赴宴,并赠送了一台“钢琴”,这是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父亲李世珍在他5岁时逝世,6岁时他跟随兄长“李文熙”读书学习;8岁时拜“常云庄先生”为师,熟读诗书,同时学习书法和篆刻技艺;13岁时习训诂之学,攻各朝书法,书名初闻于乡;15岁时就能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绝句。
然而,清朝政府的懦弱与腐败,也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19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最后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银两亿两等等。而这一份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面对国家如此惨状,中国近代政治家“康有为”想要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发起了一份万言书“公车上书”,联合在北京会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康有为认为只有“变法”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存活(其中提出了四个解决办法),可此举并没有被清朝政府接纳,却在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李叔同”也是支持变法的一份子,但清朝政府的做法,让他大失所望,痛心疾首。
刚一踏上人生的旅途,满眼看到的尽是苦难,李叔同在去前往“北京”的路上,途经之地,所见皆是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黄河大堤决口,更是让可怜的老百姓仓皇而逃。
这一切,李叔同看在眼里,怜悯之心在他心中泛起,可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无能为力,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也让他杜绝了仕进之心,官宦之途。
在京津之地李叔同的诗歌曲谱响彻大街小巷,他是京戏名伶“杨翠喜”的戏迷亦是“红颜知己”,他在戏剧方面有一定的见解,会在空余时间和她商讨戏剧和唱腔,每一场戏他从来都不缺席,等她散戏陪她回家,偶尔会去客串角色,众人都称他为“李三爷”。
然而,袁世凯用十万两军饷买了“杨翠喜”向载振行贿,酿成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一代名伶在津门舞台消失了。
我想,杨翠喜或许是他的初恋,可两个人终究是有缘无份。
然,母亲作主为他娶了南运河边一位茶商的女儿作妻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他在这场包办的婚姻里,只是走了个过场。
1898年上海,黄浦江畔,十里洋场,他在这里度过了前后八年的时光,北望津门,那里正经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家国沦丧。
然而,上海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文人聚会,常有歌女诗妓相伴,李叔同为他们写歌、赋诗,把他们视作和自己一样沦落天涯的人。
作为当时的教育班“南洋特班”却只有“蔡元培”一人苦苦支撑,他既授经世之学,又教外语,法学......有几十门课程等,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皆是蔡先生的高足。
李叔同,虽才华横溢,但他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法学”。或许,冥冥中他与“律法”有着不解之缘。
“南洋特班的课程多达几十门,你喜欢哪一门?”
“法学”
“中国法学界介绍国际公法和私权的译著并不多见。”
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又当如何?
时下世界公法虽多,却只对强国有意义,他们在享受权利之余,还要侵略弱小国家,因此弱小国家断不能依恃所谓公法侥幸图存,唯有自强自立。
而后,李叔同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沪学会”,这是国内最早一批宣讲新民主思想的组织,然而在当时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沪学会”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以失败告终。
蔡先生在逃,邹容等人被关在监狱,黄炎培打算离开上海前往日本(邀请李叔同一同前往日本),虽然他身处险境,但此时的母亲已病危,他放心不下,故而选择留下,陪伴母亲。
然而,病魔还是剥夺了母亲的生命,这让他悲痛不已,而后,他便把母亲的遗体带回到老家“天津”。
母亲的逝世,国家积弱成疾,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迷茫与绝望。
“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为了能让母亲体面地离开,他不顾众人的反对,打破祖制旧规,将母亲遗体从正门抬入李家(侧室身份不能从正门进家门),而这一举动显然是给封建思想以强烈的冲击打破常规。
“叔同的母亲侧室,她的棺材怎么能从正门进来呢?让她从后面角门进来,就是我李家对得住她了。”
“我娘虽是侧室,但毕竟是我的生生母亲。”
“你无视祖制,你无视家规啊。”
“现在外面的世界变了,陈规旧习该改改了。”
丧母的他,如游丝飞絮,飘荡无根,心中已无牵挂。
1905年8月,他独自一人前往日本东京留学,在这里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他一身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施展,拜多位日本油画大师为师学习西方油画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风格。
他将努力和天赋发挥得淋淋尽致,在众人都觉得难以入选的画展上,他竟有两幅作品被选入参展,而他的成就与名气吸引了众多人对他的仰慕,日本女孩“雪子”就是李叔同的仰慕者。
“雪子”从小学习音乐,受父亲影响她也非常喜欢绘画,因为她的父亲是一名画家。
李叔同和雪子相见甚欢,两人成为音乐和绘画上的知己。我想,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在日本的这几年,李叔同编撰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音乐刊物将“五线谱”首次带入了中国。
“连日本的幼稚园都用五线谱教歌,可中国现在还在“哆来咪”简谱,中国也应该有交响乐。”
“那你回去是做贝多芬呢?还是做梵高?”
“李叔同。”
李叔同所做的一切,都在革新着旧中国的艺术细胞,这也为他后续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可国内黄河发大水,远在异国的他,深知老百姓的艰辛(此情此景往事历历在目),为此他决定学习话剧,在春节前举行赈灾义演。
于是,他和多名留学生创办了“春柳社”,宗旨是“开通民智,鼓舞精神”,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通过戏剧抒发出来。
为此,他决定排演《茶花女》,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与巴黎上流社会一位交际花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揭露了法国七月王朝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了血泪控诉。
由于没有太多的话剧经验,他们在排练演出的过程遇到了阻碍,台词翻译得不够准确,不知该如何表达好语言行为等等一系列问题,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雪子”邀请到了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松居先生”以及“藤泽二郎先生”来给他们做指导,这就是传说中的“雪中送炭”。
原来是“雪子”在给他做人体绘画模特时,无意间得知他打算学习话剧为国进行赈灾义演。
在专业话剧老师的指导下,他们首次话剧的演出,完美落幕,赢得了满堂喝彩。
《茶花女》的演出,使“春柳社”名声大振,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后来又正式公演了大型剧目《黑奴吁天录》等。
李叔同也被雪子的情谊而感动,两人情投意合,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是姻缘前定。
1911年李叔同带着日本妻子“雪子”从东京启程回到了上海,映入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禁吟诗一首《满江红》: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衣,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不负是男儿,头颅好,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推翻了两千年封建统治,这一举动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全国上下一片新气象,上海文人聚首,庆祝大好山河。而他的才华也被众人所见,陈其美督办的《太平洋报》要创刊,便邀请李叔同负责版面设计和文艺副刊,可好景并不长。
辛亥革命终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夭折,创刊仅半年的《太平洋报》随即停刊。
1913年李叔同携妻子一同前往杭州,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主要负责图画课和音乐课。我国著名先驱漫画家“丰子恺”,中国现代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皆是李叔同的高足。
李叔同想把西方的教育方式带入我国,可他上的第一节人体素描课,就遭到了其他老师的议论:“这经校长怎么会允许他这么干,淫秽不堪,没听说中国哪个大画家是靠着画裸体画学成画画的,这不天下奇谈了嘛?”
他带学生外出写生,警察硬说是描摹地形,把学生当特务抓起来关进班房,国内这种种举动,无一把他教书育人的热情统统浇灭。
无奈之举,他便一人去往西湖河畔弹奏古筝,想平复内心的不甘。这里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遇见了“国学大师马一浮”。
其实,也可以说是契机,想要救国救民仅靠他一人来打破传统封建制度,无异于以卵击石。
“一生入耳里,万事心中空啊。”
“马先生见笑了,鄙人实在是不够水准啊。”
“你的诗词写得也很好,充满着爱国之心,救民之情啊。”
“先生的诗词也颇具佛家禅意,梁启超先生对您是很赞赏呢。”
“其实,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境界和佛学造诣,那都是很高的,谭嗣同从《华严经》中悟出人天之奥,忧愤中国积弱不振,以佛家冲决罗网之大无畏精神献身于变法维新,为后人树立了舍己度人的榜样啊。”
听闻马一浮大师的话,让他醍醐灌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正如他所言:“自古仁人志士,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治心,可谓是智慧通达。”
随后,回到学校,他便想起挚友“夏丏尊”曾向他推荐过一本《断食书》。
“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使人除旧换新,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
至此,他开始向往寺庙僧人的生活,在这样的心境下,他改编了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重新填词作出了流传至今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佛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学期过去了,要放年假了,他没有回上海陪妻子,而是去了“杭州虎跑寺”。
在寺庙待了一段时间,每日饮梨汁及盐汤,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聪明,头脑爽快,犹如脱胎换骨。然,人在凡世身不由己,心里有牵挂。
回到学校,李叔同每日吃斋念佛做起“居士”,他已经没有教书的心思了,其实并不是他不想教,而是世间的疾苦和禁锢让他看不到一丝希望,在他看来灵魂解脱才是首要的任务,他开始有了“出家”的念想。
而他心中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雪子”,但出家的意愿已决。
“叔同,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姻缘前定吗?”
“是啊,我感到仿佛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注视着你的面容,可是我的眼睛仍然是饥渴的,我感到,我仿佛把你紧紧拥抱了几万年,可是我的心仍然不能满足。”
他的妻子“雪子”,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在雪子眼中看来,都令她着迷,在这段爱情里,她早已没了自己。
“既然我可以跟你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我也可以跟你一起进寺庙跟你一起修行。”
“中国的和尚是不允许带妻室的。”
“日本的和尚可以带妻室,你可以到日本去出家。”
“我是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和尚。”
他最后的一句话打破了“雪子”最后的希望。
然而,他的挚友夏丏尊,学生刘质平、丰子恺等人,都不理解李叔同的做法:“抛家弃子,出家为僧”。
李叔同坚持出家,好像很残忍,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正如他所言:“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想不抛也做不到。”
他抛弃了子女、娇妻、还有世俗的名利,而后一心专研佛法,这份魄力令人钦佩。
1918年他在杭州“灵隐寺”剃发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开启了正式修行之路。
青春的西湖河畔,雾气渺渺,这是他与雪子最后的一次见面。
“我就要回国了。”
“好。”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叫爱?”
“爱,就是慈悲。”
岁月荏苒,如梦似幻,人生一世,只在呼吸之间。
1921年他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抵达温州“庆福寺”,向“寂山长老”拜师学“律”,然而“律法”是佛教法门戒律最严的一门。
而他对寂山长老说道:
“弘一罪孽深重(抛家弃子,出家为僧),出家又晚,非酷戒不足以灭障,更何况律宗博大精深,惟其了解,才知进退。”
“戒律”从唐朝南山道宣创宗,自南宋以后“南山律”便失去真传了,弘一历时四年遍考中外典籍,鉴于南山律戒相复杂,难以记诵,于是他用列表说明的方法写出了书稿,流传至今。
弘一历时四年,大功告成,闭关出行,途径温州之地,所见皆是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这让他心中悲愤万千,试图想通过佛法来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可不知该从何入手。
1924年他来到浙江“普陀山”求见“印光大师”,弘一多次写信给他,要来拜师。
初到此地却遭到了大师的拒绝,他并不气馁,而是在寺庙门口前苦苦等候,终于等来了时机。
而印光大师之所以拒绝弘一拜师,他知晓弘一在僧俗两界颇具声望,而自己只是一个无名老僧,不能为人师表,于是便和弘一说道:“你我同修,取长补短,这样最好。”
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的高僧,弘一在他身边生活了七天,目睹了老法师日常修行方式的每一细节,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
在他要临走之际,便向印光大师问出了自己困惑许久的问题:
“佛法究竟如何救国救民呢?”
“因果之法,乃是救国救民的急务,要使人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拯救世道人心,必须从此入手。”
印光大师的话给他指明了应用佛法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带着收获下山,可是途经之地,战火纷飞,果不食腹,他借宿在途经的寺庙中,与众僧人同吃同睡。
在这里他遇见了昔日挚友“夏丏尊”,多年未见两人的情分丝毫没有改变。
夏丏尊看着曾经的挚友变成如今的模样(弘一用湖水过滤洗脸,用树枝代替牙刷),这让他心中百感交集。
1932年弘一跋涉万里,抵达厦门“南普陀寺”,与享有声望的“太虚法师”探讨中国佛学教育的发展。
两人都是得道高僧,都有着弘扬中国佛法,但两个人对佛法弘扬的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
“太虚法师”认为提倡佛教,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人们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便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人都是佛,处处都是佛国。
他认为中国佛教难以发展,想联合弘一法师把佛教推广到西方。
“弘一法师”认为最有难度,最能影响世人的是“律宗”,律宗是佛教中最难修的一宗,一举一动都有戒律,修持是非常辛苦,“出家人”在社会地位很高被人称为“僧宝”,所以他们的人格品行也要修得很高,弘一想以“律宗”扭转佛教颓废的局面。
而他的一席话让太虚法师对中国佛教有了一丝改变。而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太虚法师坚定弘扬中国佛法的决心。
弘一法师创办了新的佛学院,借鉴《易经》一书中“蒙以养正”的词,给新学院取名为“佛教养正院”。
翌日,他在翻看书籍之时,无意中发现了太虚法师修行前创作的《三宝歌》。
《三宝歌》是太虚法师多年前所写的歌,原本想着谱曲之后,教给学僧们唱,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谱曲,这件事也便慢慢淡忘了。
弘一得知便把《三宝歌》谱曲出来,教学僧们歌唱,这一举动让太虚法师不禁想起当初自己修行时的初衷,于是他决定坚持初衷弘扬中国佛法。
1937年弘一法师受邀抵达青岛“湛山寺”弘扬“南山律宗”。
然,寺庙众僧听闻他的到来,便给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还登报扬名。
“倓虚法师,你们对我的欢迎搞得太张扬了,让我很难为情,不该这样。”
“这都是湛山寺僧众和青岛俗众自发而为,并非我有意安排,请法师谅解。”
“我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弘扬“南山律宗”的,如果讲律的人自己不严格持律,还怎么开口呢?讲律之前我要和你约法三章,一、我不为人师;二、不要为我开欢迎会;三、不要登报扬名。”
佛教最高尚最基本的修养就是“持戒”,教禅密,净之根基,若不严持戒律,各门真意便不可得,现在受戒的人虽多,但是切实持戒的人却很少,所以学佛人,一定要以持戒为主,一旦受戒,万万不可受而不持。
然,弘一大师在“湛山寺”欢迎仪式的事迹很快被爆出来。
这让对他仰慕已久的“妙莲”小僧大失所望,觉得原来律宗大师也是个喜欢名闻利扬,喜欢风光场面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弘一大师不可以弘扬律宗。
而后,倓虚法师告知妙莲,弘一法师事情的缘由,妙莲自行惭愧。对于弘一来说,妙莲的做法是正确的,直言不讳,妙哉。
“听了我的课有什么感觉,需要怎么改进,请直言。”
“我每天听课都把您讲的话,先用草纸记下来,下课以后再卷写到笔记上,我喜欢听您的课,但是您问我怎么改进,我才疏学浅,怎么能和您说这些呢?”
“不要客气,在智慧的佛法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你昨天能够直接指出我犯的过错,证明你的修养在我之上。”
妙莲和弘一法师一番交谈之后,妙莲对他更是钦佩与受教。
随即,弘一法师的讲律期已满,要回到泉州“普济寺”闭关,妙莲成为弘一法师身边时刻追随的徒弟。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里佛教兴盛,气候温候,在弘一法师出家的第十个年头,他与古城泉州也结下了长达十四年的因缘。
1937年“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佛教圣地也成为了难民唯一的庇护处。然而,弘一法师病重,面对日军残酷的侵略,他急火攻心导致病情加重,躺在床榻上他反思道:“我们学律持戒,可是日本人不学律持戒,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
身为佛子,危难之际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内心自我责备,面对大夫给他带来好药时,他却说道:“大病从死,小病从医,今是大病,从死就是了。战争时期,还是把药品省给伤员。”
而后,便把挚友夏丏尊在上海赠送给他的“美国白金水晶眼镜”卖掉换取粮食。
虽然卖掉眼镜是杯水车薪,可国难之际,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弘一法师尽可能地讲授佛教“南山律宗”,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新思想传递给众僧人,以佛陀悲悯之心阻止杀戮,救国于危难,愿佛力加倍。
他重新创作了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大中华》。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
晚年之际,学生丰子恺来到泉州寺庙找到弘一法师,丰子恺把已经出版的《护生画集》赠送给他,看到学有所成的高足,他深感欣慰,但他自知已时日无多。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和弘一法师的约定,每十年出一集,以宣扬众生平等、爱护生灵的慈悲之心。这套画集,丰子恺从30岁一直画到了80岁。
弘一法师和学生丰子恺,安静地诉说着一切,这一生宛如一场梦境:
“我配的诗,恐怕赶不上你画的画了。总的说来,我出家后比出家前的身体好,一日两餐,过午不食,绝对素食,你是知道的,我出家前的身体状况,绝对想不到我能活六十三岁吧。”
“让空气里的风,草丛中的虫,树上的蝉,讲给你们听吧。”
影片的最后,弘一法师走在灯火阑珊的小桥上,远处一声“三郎,回家吃饭啦”,让我萧然泪下,影片虽然蒙上了许多滤镜,然而这一幕,却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或许,母亲王氏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牵挂。
《一轮明月》影片虽然不够完整,但却是一个好题材。影片中展现了“李叔同”转变成“弘一法师”的变化过程及其一生。
前半生向外学、输、鉴,后半生转而向内探、寻、修。一生跌宕,修己度人,救国救民。小病从医,大病从死,看透看淡生死之间。
而人与人最大的不同,是“心”。一句“爱是慈悲”,大爱无边,盖过小恩小爱。得道境界,才能体会真正的慈悲。
“但留弘一法,且去叔同名。山照山相见,水摇水中影。水上看山色,山间听水鸣。吾我两忘后,一世好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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