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史上各大山头形成始末:毛泽东8字方针（五）

（原标题：解放军史上各大山头形成始末：毛泽东8字方针）

当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将军，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早在1952年评级时，徐立清就曾主动提出降低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当时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在这次授衔评定工作中，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人员名单中有自己时，多次给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的具体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由，请求不要授予上将军衔。

是资历不够吗？徐立清担任过兵团政委，正兵团级，现在又担任总部领导。按当时评衔的的规定，正兵团级一般可评上将，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然而，作为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徐立清还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占比例过高，要与其它“山头”拉平。于是徐立清就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地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

毛泽东主席对徐立清主动让衔的精神十分赞赏，亲自批准他为中将军衔，行政五级。后来授衔时，徐立清在175名中将中排在首位。

徐立清这种不为名、不为利、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彭德怀、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也都在不同的会议和场合赞扬徐立清同志是我党我军干部学习的榜样。粟裕、萧劲光、罗瑞卿、许光达等大将也号召部队的干部们向徐立清同志学习。一些中高级干部纷纷写信和发表文章，称徐立清是高风亮节，人生楷模。

多年之后，许多老同志仍对徐立清让军衔的事赞不绝口。洪学智、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刘志坚、王诚汉、向守志等老将军，高度赞扬徐立清同志这种崇高的品格，并说在遇到名利的时候都应该很好地向徐立清学习。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深有感触地说：“我当年听到徐立清不要上将军衔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心想，徐立清这个人不简单，全军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惟有徐立清。过去一些老首长、老同志也曾提出过要求让衔的事，但最终还是按照条件授予他们应授的衔位。所以说，我佩服徐立清这种精神，敬仰他这种风格。因此，我处处以他为榜样，虚心地向他学习，接受了徐立清很多好的做法。在新疆工作期间，按照规定，我自己的工资每月增加几百元，我坚持不要这些增加的工资，拿它缴党费或支援有困难的同志。我常想，徐立清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共产党人不能处处先想自己如何，更重要的是不争名利，为人民多做点好事嘛！”

还有一些高级将领也提出了降衔的要求，如评衔前，孙毅将军给组织写信，郑重表示：“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宁低毋高，授我少将足矣。”后来，他被授予中将。有人看到一些资历与他差不多甚至低的同志授了上将，替他惋惜。他却说：“共产党员应该淡泊名利，要与别人比工作贡献，不与别人比职衔高低。”后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解放军出版社的《铁血战士谭友林》一书中提到，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后不久到北京开会，见到了罗荣桓元帅。罗帅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衔给授低了。凭你的资历、职务和同期的老战友相比授的是中将军衔。是我给拿下来的，这里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我们工作做的不够细致，下一步给你晋升。”随后，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八位将军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为谭友林恢复中将军衔。为解决此事，总政曾多次找谭友林谈话，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由此可见，谭友林“高风亮节，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服从组织。”

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的白志文被评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你们想想邓萍同志（红三军团参谋长，后牺牲，年不足三十），知足吧。”

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红军时期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师长，按其资历有可能授中将。但授衔之前，南京军区政委唐亮找邓克明谈话：“邓司令员，论你的战功，凭你的才干和资历，应该授你中将军衔。但因为现在你在省里......”没等唐亮讲完，邓克明便说：“唐政委，我是看牛伢子出身，今天能当上少将足够了，不是党的培养，我哪能有今天呢！”他在授衔结束回到南昌之后一再声称：“比唐天际，我的军衔算够高的了，战争年代死了多少人啊，他们命都没有了，我们还在讲什麽军衔高低？有良心吗？！”（注：唐天际，红军时期任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政委，时任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授中将衔）

沈阳军区公安军政委汤光恢授衔前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一天，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就这样高干文化班除汤光恢外，还有詹化雨、段焕竞、陈云开等6人自愿由中将降为少将。后来莫文骅对他们说，毛主席知道了很高兴，说：“我们的干部能上能下，看来我们的党大有希望。”

这次评衔，一些起义将领被评为上将、中将、少将。其中，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三人被评为上将。绥远起义将领、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被上将军衔后，认为定得太高，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转交毛泽东，信中说：“我注意到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三名起义将领，除了我之外，还有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和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再有就是与其他50多名上将相比，我都自愧不如，一个历史上的有罪之人，怎么能与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相比呢？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真让我无地自容啊！”

杨成武看了信后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给你授上将决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董其武对杨成武说：“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考虑都很深远，我是知道的。但我总觉得，接受了上将军衔，我的余生将会不安和愧疚。”杨成武对他说：“你的想法很好，但你要调整一下心态。你写的信我可以转交给毛主席，不过我想，毛主席是不会同意的。”

毛主席看完信后，果然未同意董保留中将的要求，要杨成武告诉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我还准备给他一级解放勋章呢！”

杨成武很快赶到董其武驻地，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董其武听完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他驱车找到傅作义，傅大喜，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毛主席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会把他称为活菩萨的！”董其武也发出肺腑之言：“是啊，毛主席就是我们人间的观世音哩！”董其武回到家里，还对妻子姚勤修说：“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在当时全军范围内，军长及起义将领授上衔，对他的待遇都开了特例。董其武当时深感不应要党特殊照顾，而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授衔翌年便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长沙起义将领、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说，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有人曾提议给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傅作义将军授上将衔。傅作义之所以没有评定上将，一是因为他起义后就不在军队工作，而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起义后都担任过兵团司令，当时也在军队任职；二是傅作义在国民党军队是上将，而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则是中将，董其武还是傅作义的部下。因此，如果给傅作义授上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对宜生先生不是光荣，而是委屈。傅作义本来就是行政四级，按照副总理待遇来的，评上上将也才五级。周恩来曾奉命对傅作义作出解释。

说起让衔，还应提到，有一些将领，已评完军衔，但在授衔前，因工作需要，调离军队，但他们二话不说，放弃了授衔的机会，奔赴新的岗位。如三大院校之一的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担任新组建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并告知他已被评为上将，但不能等到授衔了。1958年，李聚奎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中将对调，重回军队，并授予上将军衔。又如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1955年6月，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分别找他谈话，告知他已评为中将军衔，同时中央已决定调他去石油工业部任副部长，因政府工作紧迫，就不授衔了，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同年9月，国务院正式命令周文龙的任职，此时，离将官授衔只差几天。23年后的1978年，周文龙调任总后勤部顾问，当时军队正处于两次军衔制之间的“无衔期”。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周文龙已经离休，再次与军衔擦肩而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飚、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都没有授予军衔。

应该说，对待评衔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争功也就是按照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下，最多发发牢骚。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主席当时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当然，从全军范围来看，这毕竟是极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