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放军史上各大山头形成始末：毛泽东8字方针）
（二）立法定制
在1955年正式授衔以前，制定颁发有关的法律规范文件多种。
195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后来将其主要内容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作为该条例第二章“军衔和肩章符号”，1955年2月8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而正式立法。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
1955年5月20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规定了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
在1955年7月3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四章、军官的现役和预备役”中，通过立法形式对中将至少尉各级军官的服役年龄作出规定。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等决定。并讨论和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服装制式和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勤务符号的样式，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在全军实行。
（三）人员清理
在实施军衔的准备过程中，人员清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当时我军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和薪金制，没有严格的定员定额和正规编制，军官与军士之间有些职务没有明确划分，人员组织和成分构成比较复杂。据统计，在实施军衔制前夕，全军军事、行政和技术干部中担任非军官职务的有23万余人，在非队列单位工作的干部和非正式干部有15万人，还有一批待处理的妇女干部、解放战争中包下来的起义军官，以及肃反中发现有各种严重政治问题的人。这些人将近干部总数的一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易授予军衔。因此，对这部分人必须进行清理，作妥善安排和一定的处理。
1954年12月17日至29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彭德怀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其中专门讲了实行军衔制度前清理人员问题。“实行三大制度时，有许多干部需要复员转业，有许多干部则需要转为职员工资制，而他们在军队又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均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他们对这项改革发生某些抵触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着国家和军事建设的利益，为着这些同志的长远利益又必须这样办。因此，对这些同志要进行更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并且对这些同志在物质上和荣誉上要作适当的关怀和照顾，使之愉快地服从整体利益，而按照规定的处理原则执行。特别对复员转业的妇女干部应更多地加以照顾，因为她们的转业比男同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机关应特别重视负责妥善处理，对这个问题颁布了专门决定是完全应该的。
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第六号内的九项规定和决定，其中：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军队中子女小学托儿所冶人员处理和儿童缴费问题的规定，关于处理属于军队领导的军事工厂中军队干部的规定，关于处理尚在军队中牺牲和病故干部家属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薪金制后对留学生待遇问题的规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即按照执行。”
1955年上半年，国防部相继发出《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留用和处理超龄军官的规定》，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工作中对几种人员处理的原则规定》，要求在评授衔之前对下列人员进行调整和处理：
1．担任非军官职务人员中各方面条件均好的，送学校培养或调整为军官职务。
2．实行职员制度，将编制序列内的36种职务、约6万人，改为无军籍职员，办理转业手续，留在原岗位上工作。
3．将编制序列以外的托儿所、子女小学、军事工厂等单位工作的有军籍人员，办理转业手续，改为非编单位职员。
4．妇女干部中除了担任按规定可以授衔的职务，和按规定可以改为军队职员者以外，“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
5．因政治条件不宜授衔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变自首分子及“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的嫌疑分子，和嫡系亲属在敌方任职，本人政治上表现不良者”，调离现职，作复员和转业处理。
6．解放的国民党原校级以上军官，原则上不授予军衔，以及起义军官中部分“吃饭不做事”的，都“应提前转业予以安插”。
当时对妇女干部的处理反响最大。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几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4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授衔的只有4665人，约占11％。
按规定当时的女兵一般不参加授衔，大都作复员处理。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当时是西南军区（1955年5月改建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一名女兵。周围许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说，如果贺司令员的女儿参加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去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于是，刚刚穿上军装不久的贺捷生挥泪告别了军营。不久母亲蹇先任调到北京工作，贺捷生便转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北京110中前身)学习。1958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后，贺捷生重返军队，并于9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这都是后话了。
到1955年授衔前，需要调整清理的近40万人基本上调整处理完毕。
三、1955年全军干部评定军衔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工作，军衔的拟制准备进入了关键阶段——评定军衔。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并规定了评定军衔的范围和标准。
（一）评定军衔的范围
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授予现役军衔的范围：
1．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内和临时建制单位（如伙房、营房、公路建筑工程指挥部、各种训练班、留守处）内的军人；
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学校（院）学习的军官和学习毕业的军人；
3．由军队派至工厂的军代表、检验员；
4．由军队派至政府机关、生产企业部门、地方学校担任军事工作或军事教育工作的派遣军官；
5．由军队送至地方学校（如马列学校、党校、中央团校、政法干校及其他学校）代为训练毕业后仍回军队工作的军官；
6．由我国政府派至国外任武官职务的军官。
（二）评定军衔的标准
《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都规定了评定军衔标准：
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
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
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
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
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
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
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少数可评为中尉；
副排级，任军官职务者可评为少尉，任军士职务者一般评为准尉。
据了解，这个评衔标准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正军、正师、正团、正营这几级，分别比外军低一到两级。1955—1965年期间，我军实际授予的军衔基本上是按这个标准掌握的。我军评衔标准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1953年8月，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彼特鲁塞夫斯基中将在总干部部顾问卡苏林少将陪同下，到总干部部了解军衔制准备情况。彼特鲁塞夫斯基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根据苏军的经验，首次授予军衔时，一般应压低一两级。
据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调查，在准备授予中校军衔的60名干部中（绝大部分为正团级，个别为副团级），对所评军衔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完全满意的，只有3人，占5％。他们说自己“贡献不大，能力不强，党和上级已十分照顾。”第二类是表示同意，但内心还不完全愉快的，有48人，占85％。这类人有的想提意见，但因不大了解全面情况，“没有理由，很难张口。”第三类是有意见，而且已公开表示出来的，有6人，占10％。第四类是公开发牢骚表示不满者，有3人，占5％。这类人怀疑上级看不起自己，要求转业或退役。可以看出，95％的人对评衔结果不是完全满意。
《指示》中对于大军区以上级别的军衔评定未作出规定。
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1955年2月8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早在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段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
从后来评授的结果看，评授元帅的主要依据不是级别，而是职务。当时中央军委（1954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成员共12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等11人为委员。1955年评衔时，中央决定军委主席为大元帅，军委委员为元帅。
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和宋任穷等三位副部长，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命，给周恩来总理并刘少奇委员长正式报告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9月16日，周总理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邓小平。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大将军衔的授予标准，未见到文字规定，但从实际授予的人员看，多数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也有个别正兵团级的。
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
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军级），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附合，但后一项不附，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邻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
中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人员，实际授予中将军衔的人员中有一名正兵团级和部分正军级者。
少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人员，也有部分正军级和战功卓著的正师级者。
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当时评衔的依据首先是干部的级别，其次是资历和功绩。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就比相同级别将领军衔略低。有些将领因特殊贡献，在评衔时适当放宽条件。据说军委总干部部本拟授皮定均为少将，授衔名单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处，当毛看到皮定均的名字时，提笔批下“皮有功，少晋中。”又为：“定均有功，由少进中。”皮定均去世后，夫人张烽在80年代曾向总政询问过此事，说当年大家都这样说，如果确实，希望看到毛的批示手迹。最后有关部门回答：经查证此话是毛当时口说的，未留文字记录。这一传说流传甚广，但无独有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百战将星——韩先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5年下半年实行军衔制时，组织上从韩先楚的职务和资历考虑，以评中将军衔的意见上报的。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所以命令公布时，韩先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毛主席的文采，这两个传闻至少有一个不可信。
除此之外，对高级将领评衔还有个平衡问题。
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
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1973年一次军委办公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时，拉着工程兵司令员陈锡联的手笑着说：“陈士榘同志，假如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哩，都是井冈山的嘛。”毛泽东又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王宗槐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我刚到总政不久，在一次部务会上听罗荣桓主任说过：我们的干部工作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他说，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到几个方面军；从抗日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都有不同的经验和工作作风，各方面的干部在起工作，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负责组建总政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时，建议由原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任总政副主任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后来，总政机关各部门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和其他干部的配备，也是根据罗主任讲的原则，从各野战军选调来的。“五湖四海”的选配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军的大团结，显示了政治领率机关的高度党性原则，为全军做出了榜样。”可见，当时还是很注意平衡各山头间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