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全中国海上力量不如一日舰？

（“七七事变”前全部中国海上力量不如一艘日舰？）

二战前夕，斯大林曾说过：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评判，听起来相当刺耳，却是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军备的全面落伍，在中日直接较量中惊人地展现了出来。

全部中国海上力量不如一艘日舰？

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且看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一系列数据对比：

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

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

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

日本年产铜8.7万吨，中国700吨；

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

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兵器。

无论国家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先以双方海军军力对比为例：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两万五千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

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十二万七千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军舰约77万吨。包括航母4艘(近7万吨，总吨位，下同)，水上机母舰2艘(约3万吨)，战列舰9艘(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超过7万吨)。

还有练习舰、潜水母舰、布雷舰(艇)、海防舰、炮舰、水雷舰、扫雷舰数十艘，总吨位约13万吨，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配套舰艇。

此外，又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再说空军。当时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包括作战飞机305架，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

而日本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年产各类机型1580架，当国力进行极限动员后，可升至年产一万到两万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陆军1480架，海军122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在海军作战飞机中，陆基飞机458架，舰载机182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

170万常备军算多算少？

中日双方陆军的战斗力之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

从人口总量上看，中国无疑占据着巨大的优势。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说不清抗战前夕中国人口的确切数字，有说“四万万同胞”的，也有说“五万万国民”的，两者竟相差了1亿人！较折中的说法是4.67亿人，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精确统计的结果，只是估算数据。连自己的国民总人数都搞不清楚，如此低水准的国家治理，自然就不会有高效的战争动员能力。

熟悉中外战史的读者都知道，自拿破仑以来，人类逐渐进入“技术专家式战争”时代，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重要性日趋提高。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现役常备军170余万(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还有少量特种兵部队)，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者数额大得完全不合理，后者又小得不成比例。

相形之下，“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

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理论上战时可动员一千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掌握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据中国南京政府战前的判断，日军“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与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队，即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

中方已意识到，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八到十天内，由本土输送二至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二至三个师团的投入需一个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依事后的实战检验，可知此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计。

带20发子弹“打鬼子”？

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

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时当过国军排长，他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