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年10月20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还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由于与会者在公共场合的姿态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库兹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月14日借口要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是委员之一)而离开北京,使会谈“暂时中止”是毫不奇怪的。同时,苏联人对谈判未获进展公开表示失望,指责中国人应对此负责,并恢复了对中国领导层的直接攻击。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汇报说,双方甚至未能就议事日程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人希望谈判内容仅限于边界问题,而苏联人则想扩大范围,讨论中苏之间的所有分歧问题,并通过在贸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级别等方面的成功进展,最终订立一项边界条约。库兹涅佐夫还说,双方共会晤了12次(约一星期一次),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报攻击谩骂的目标,东道主还禁止他进行社交活动。
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中国提出的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往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态。
1970年1月2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1月14日,谈判再次开始。但是,由于双方在周恩来-柯西金协议(如果真有的话)的解释、会谈的范围和议事日程等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据说库兹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乌苏里江上的许多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还愿意商讨中国提出的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以便清除缔结一项全面的边界条约的障碍。作为交换,中国应该放弃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拒绝让步,坚持要俄国人按北京的理解来执行九月协议。3月中旬,莫斯科公开承认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库兹涅佐夫将被召回苏联(即被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取代)。这时候,又出现了发生边界冲突的传言。苏联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
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斯捷帕科夫是负责攻击中国和毛泽东的人。苏联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后来北京宣布不接受他,他的任命被撤销),勃列日涅夫还就此发表了公开讲话。
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返回前,他显然为打破僵局做了进一步努力,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苏联〕军队撤出“争议地区”的建议。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苏联在接受此建议的同时,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维持边界地区的军事现状的要求,并坚持要双方集中讨论具体的领土纠纷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当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后,库兹涅佐夫便启程回国了。尽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中国人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库兹涅佐夫还是于5月7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1970年6月20日,库兹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据说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月26日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六个月后便告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签署了一项新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会谈记录的一份“摘要”上签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