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至懒得作出答复”）。
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圈。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整待了一年。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茨伯格时，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
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1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力。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体现。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苏联的观点，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艇。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
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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