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共第二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即派出其高级幕僚“西北剿匪总部”上校秘书栗又文（盛世才的同乡好友）、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董彦平（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筹划“苏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彦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协商。栗到新疆后，经常是含泪倾听义勇军官兵要求重回东北抗日诉求的，同时他也对当时新疆在苏联支持下的进步景象感同身受，对联苏抗日充满期待。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张学良的谈话，包括滞留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强烈抗日的愿望，对于张学良随后不久发动的西安事变产生很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不久，杜重远也只身前往新疆，开始了在他看来最有希望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艰难之旅。尽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投入监狱，但他始终认为：拯救东北民众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惟有开通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可。
蒋介石表态“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意有所指“好亲不如近邻”；河西马步青、新疆盛世才都表示：全力保障和维护国际大通道畅通。
1937年的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遭受抗战初期国防军事力量重大损失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最优先、最紧迫的工作。向来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观望态度，不得已而为之，派出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苏争取抗日物资的援助，而当时的苏联政府也出于国家最高利益，力避尔后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的考虑，同意给中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前提是中、苏双方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对此，蒋介石在并未了解苏方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就表示拒绝，认为这是苏联强迫中国与其结盟的一种勒索。斯大林听说蒋介石的态度后非常震怒。基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当时别无选择的现实，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他电告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核心是一方遭受侵略和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条约的另一方将予以必要的援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物资法律地位问题，为后来开通从苏联阿拉木图，经过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的陆地和空中“国际援助通道”铺平了道路。
8月23日，依据条约中规定的相关义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各个军兵种中，紧急抽调40多人，组成抗日武器采购团。为保密起见，对外称“欧洲实业考察团”，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为副团长，陆军少将黄光远为随团秘书，分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几个主要小组。
8月28日，考察团乘坐的客机在兰州短暂停留，利用飞机加油检修的机会，杨杰、张冲和部分成员与西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和正在兰州休息的马步青，就购进武器的运输和接管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四点协议：一、西北战区负责所有购进武器的接收和分发工作；二、少量急需的作战飞机由苏方或我方驾驶员，驾驶经迪化--哈密--酒泉空中航线直接飞往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三、大量飞机、坦克采取在哈密组装，先由苏方用车辆将部件运到哈密，组装后的飞机由哈密经酒泉飞往兰州，其它武器由西北战区派车辆接运到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四、国际援助通道开通后，任何人不得从事与之相悖的活动。
马步青深知这最后一条是为他专设的，也明白这其中的用意，便当场表示：虽然马家军在同“西路军”长达半年多“厮杀”中元气大伤，但还是要“倾其全力，保障'河西'沿线畅通”。商谈结束后，朱绍良设宴招待了考察团一行。饭后起飞，经酒泉到达安西过夜。
8月29日，考察团从安西起飞，经哈密到达迪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这个时候已经和苏联建立起了“准同盟”的关系，苏联甚至派出一个骑兵加强团（苏方的番号为“俄罗斯骑兵第八团”，我方简称其为“红八团”）进驻哈密，帮助盛世才稳定东部疆土，严防马家军向新疆渗透。在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基础上，盛世才也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上百名共产党人在新疆省府和各级地方部门担任要职。反之，对南京中央政府虽说表面上保持着从属关系，实则只是虚与委蛇。
考察团抵达后，盛世才一反常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先是派人将大家接到省府招待所居住，伙食非常丰盛，每顿都是酒肉侍候，考察团成员外出活动也是副官和众多随从全程“陪同”。由于按约定接运考察团的苏联专机未到，根据杨杰建议，考察团成员分成三个层次走访和拜会新疆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和掌握开通“国际援助通道”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同盛世才的会见中，杨杰特意说明：此行名义上是到欧洲考察实业，实际上是要到苏联洽购抗日武器，武器购妥后，拟从新疆的伊犁--迪化--哈密运往兰州。他要求盛世才大力协助，作好洽购武器的转运工作。盛世才似乎早已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杨杰讲的时候，他不时点头表示认同，杨杰还没有完全讲完，他就毫不迟疑地回应，“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局，新疆再有困难，也是小事、小局，小事服从大事，小局服从大局，这个道理我盛某明白，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大通道'畅通。”
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和基层的走访调研中，考察团成员普遍感到开通国际援助大通道，就新疆而言，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因素。有利的是，新疆尤其是迪化，局势相对稳定，有一种团结向上的力量，普通民众的思想甚至比内地还要先进，抗日的氛围非常浓厚，《新疆日报》对抗日的宣传较之内地任何一家报刊都不逊色，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主要是苏联专家和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考察团成员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只要讲清道理，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不利的是新疆和整个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差，且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比较混乱，要完成抗日物资的运输任务，必须设立专门的运输机构。对此，他们以考察团的名义，将此意见整理上报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对此意见非常重视，专门责成交通运输部门“认真研判，尽速处理”，并要求当时的行政院予以经费支持。
这样，大通道开通前，几乎一夜之间，兰州到新疆伊犁4000多公里的“大通道”沿线，各级“中运会”（中央运输委员会的简称）应运而生。实践证明：“大通道”能够成为后来最困难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入我国，“中运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1日，也就是考察团到达迪化后的第四天，苏联政府的两架图波列夫飞机终于来了。第二天天刚一亮，考察团全体成员便乘坐这两架飞机，前往当时世界有名的红色首都--苏联的莫斯科。
两天内全部确定采购武器种类，10天内掌握所有武器包括6种不同型号飞机性能。中国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和高效率，引起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高度关注，他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
考察团一行乘坐的飞机分别在塔什干和奥林堡停留一个晚上后，于1937年9月4日在莫斯科军用机场降落。根据苏方陪同的一位将军预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拟于3天后接见考察团一行，他要中方人员在两天时间里拿出初步方案，并对口协调了苏方有关人员参与中方的工作。
离开南京时，大家只是根据当时国内战场情况拟制了急需武器的清单，现在则需要对照苏联现有武器的实际，对方案进行调整。在实地了解了苏联的武器情况后，所有成员都感到事情并不像在国内时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是苏方出于诸多原因的考虑，卖给我方的武器有严格限制，不是所有先进武器都能采购到；二是考虑到国际上的反应，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因素，除极少量武器（主要是个别飞机）准予直接投入战场外，大部分武器都是要将其零部件运到新疆的哈密或兰州组装，这就出现了零部件计价的非常烦琐的问题；三是苏方要求各种进入中国战场的武器，都要有非常透明的分配和使用计划，这更是在国内时没有预料到的，需要和国内不断沟通和协调。
从4日晚上起，大家便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头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连饭都是专人打到现场凑合着吃。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在6日晚饭前确定了购买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主要有：两种型号的坦克100辆，包括当时最先进的“T-34”坦克；3种不同类型的火炮1300多门，机枪1400多挺；6种型号的飞机1000架（后实际交付985架），包括3种类型波里卡尔波夫战机、两种类型的SB二型战机和图波列夫战机；6000多吨战场急需的军械、汽油、器材、药品。
9月7日上午10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方部分人员。宾主寒暄之后，应斯大林的要求，杨杰团长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内的情况：“抗战爆发前我军飞机总数不过600架，两个月来被日军直接毁于地面的飞机就达400多架，我们的空军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现在日军的飞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想轰炸什么目标就轰炸什么目标，想怎么轰炸就怎么轰炸，就连我们的国都南京都不能幸免。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方军民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其长远的后果更是堪忧。”
杨杰讲到这里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插话：“在你们看来，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空中的轰炸？那么，还有没有比空中轰炸更大的威胁？”杨杰稍显迟疑后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是的，现在我国军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每天都有工厂、桥梁、发电厂被炸毁。”杨杰还详细罗列了他所知道的几次轰炸惨案：“7月10日，日军对北平进行4次轰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伤亡；7月13日，日军轰炸天津，3000多人伤亡；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12000多人伤亡；8月中旬后，日军对南京实行连续轰炸，每天都有数百名平民死亡。”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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