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解决与大通道畅通相关的经费保障问题，时任新疆政府财政厅代厅长（实为厅长）的毛泽民同志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开源节流，大力扶助生产，发展经济，开辟税源。改变“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被动式“破财”方法为“蓄水养渔、养鸡生蛋”的主动式“生财”之道，同时紧缩非生产性费用，反对贪污，杜绝浪费。（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在全疆地区一级设立财政局，统一各税和官产的征收管理工作，使规定的各项收入点滴归库，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严禁违章乱收费，减轻人民负担。对省、区、县各部门和重要的工矿企业需要的各项经费都按系统事先编写预算，及时通知银行拨付，无预算不拨款，无决算不销款，认真执行预、决算制度，严格财经纪律。（3）培养专业人才，设立财政专修学校，加强财政队伍建设，提高财政工作效率。（4）改革和统一币制。废止南疆喀什和北疆伊犁的地区货币，在全疆发行以“元”为单位的统一货币，稳定金融物价。（5）发展农牧生产，以土特产品（牲畜、皮毛、干鲜瓜果）收购加工为主，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促进了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拓宽了财政收入的渠道，新疆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扭转，进而为保障“西北国际大通道”畅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由新疆财政垫支保障的大通道项目就有：1500多公里公路及其桥梁涵洞长年维修所需的费用；5个航空接待站、11个陆地汽车接待站的修建维修费用；将近4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千余名苏军飞行员、驾驶员、各类专家以及其他援华人员在新疆境内食宿保障和烟、酒、糖、茶所需要的费用；头屯河飞机修配厂（当时对外称“10号建筑”）；国民政府先后4次向苏联购买万余顿汽油接运过程中，上千人的食宿招待费用；苏联驻哈密“红八团”（对保障大通道畅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日常生活开销。
“西北国际大通道”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表现出来的高昂热情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也是与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分不开的。1936年后，作为新疆主要宣传阵地的《新疆日报》和地区一级报纸就基本上处于共产党人的掌控之中，为配合“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思想领域掀起了持续升温的“抗日”、“抗战”宣传热潮。
在“西北国际大通道”畅通的岁月，统治河西走廊的“马家军”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马步青这个有着浓厚封建“地盘”意识的统治者，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少有的豁达、大度和配合。一是主动承担了整个河西走廊的接待和保障工作，同新疆一样，马步青也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建立了10多个较大的接待站，具体负责苏联援华人员和西北战区到新疆接运武器人员的食宿和招待费用，和新疆盛世才相比，马步青在这方面接待的量更大、开销更多。二是积极参与各种应急事件的处理，除了我方洽购的近千架战机都要飞越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外，还有大量苏方志愿援华作战的飞机也要经过这里到达全国各战区，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气候）经常出现飞机迫降甚至坠毁的突发情况，而每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马家军”都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的地点，采取各种营救行动。马步青还为此专门建立了紧急应变小组，他多次要求自己的部下，“凡是与西北国际大通道有关的抗日大事，就不能、也不许讲价钱”，在迫降、坠机这样突发事情的处理上，他明确指示“先抢救，后上报，再核销”。三是对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到达陕北的“援共”物资采取了容忍和放任的态度。这一点，对马步青和“马家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抉择，因为半年前他们还同共产党的“西路军”激烈厮杀，总共损失了3万多名官兵。根据当年受共产国际和我党委派在河西走廊一带和“马家军”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回忆，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运往延安的一些重要物资，马步青基本上都是掌握的，但他没有采取为难的态度。这些物资主要有：1937年底至1938年冬，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八路军的2万件皮大衣；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多发、西药400公斤；1938年1月，邓发从苏联购买的500瓶鹿茸精和一批先进的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回机枪4挺、子弹4万发和《解放日报》急需的新闻纸10吨。
正是苏联援华人员、共产党人、盛世才、“马家军”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西北国际大通道”上“五位一体”的通力合作，才使得大量抗战急需的物资，得以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将士的手中。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37年10月到1940年10月，经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援华抗日的主要物资有：飞机1235架、坦克82辆、汽车2050辆、拖拉机30台，大炮4317门、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颗（以上数字含1940年崔可夫来华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时，苏联又给的250架战机、500辆汽车，3000门大炮）。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的到来，对经受了抗战初期巨大损失的中国军民来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它使得一度急剧恶化的战场形势开始出现有利于我军的转机。
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飞行队员联手连续击落47架日军飞机。这些给侵华日军沉重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进入抗日前线的。
1939年的秋天，中国空军徐焕升、陈光斗驾驶苏制战斗机、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经温州加油后直飞日本列岛，将数万份宣传和平、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反战传单抛撒在东京。后来，日本国内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烙有这次空投的影子。
中华民族关键时刻所特有的巨大凝聚力，在建立和保障“西北国际大通道”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抗日战场。
50年后，重返中国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的原苏联援华飞行队长布拉戈申维基中将讲了一段话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主要是靠你们中国人在困难时期的空前团结精神取得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你们这样，在自由和尊严的挑战面前如此团结，你们的这种团结精神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入侵的壮丽篇章，也深深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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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