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惨剧！她们比李娜惨

第一部       女子运动员的发育之痛

骨骼发育-旋转、翻腾项目遇女子青春期堪称灾难

青春期的年龄范围为10～20岁，通常在女孩13到15岁发生。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生殖系统发育和身高迅猛增长，在此期间，女孩可长高23～25厘米。青春期女性体形的变化会给运动员带来额外负担，臀部变宽使得股骨向内的角度变得更大。走或跑的时候，膝部及脚踝的股骨角度会因为向内侧旋转变得更大。这样的旋转会导致膝部出现伤病，即膝盖骨与膝关节发生摩擦导致疼痛。

个子变高、体重增加，对那些强调旋转和翻腾的项目堪称是灭顶之灾，尤其是对于花样滑冰、体操、跳水、蹦床等项目。体联出台规定女子选手必须年满16岁方能参加国际大赛，为的就是制止打压女孩子发育的情况出现。因为个子小就意味着重心低，便于做出灵活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跳台冠军都是“新星”，伏明霞14岁拿到巴塞罗那奥运会跳台冠军，陈若琳14岁成世界冠军，16岁成为奥运冠军……

胸大！大凶？-哈勒普为提升网球水平毅然做缩胸手术

胸部的发育对于有些项目的女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烦恼，女性胸部弹性很大，更容易变形，发育后尤其影响游泳成绩，好在现今的高科技泳衣能将身体紧紧包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胸部发育对游泳选手的困扰。

最著名的受胸困扰就是网球手西莫娜-哈勒普，未满18岁之前就拥有了34D的傲人“胸”姿，但由于影响自己在球场奔跑，2010年哈勒普不顾粉丝联名反对，坚持做了缩胸手术。不仅是哈勒普，澳大利亚“跨栏女皇”加娜-罗林森也曾做过缩胸手术。罗林森曾参加过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但一次受困伤病成绩糟糕，一次因伤退赛。伦敦奥运会前，罗林森毅然做了缩胸手术，“我已经27岁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我惟一的希望。”罗林森说，“我必须在美丽和金牌之间做出选择。既然选择了金牌，我就必须做缩胸手术，因为大胸脯的确会影响我的表现。”

体重增加-程菲增重告别巅峰陈若琳控制身材4年无晚饭

出生时，男孩及女孩的体脂含量都在10%到12%之间；青春期之前，这一数字增加到16%至18%；青春期结束后，男孩的体脂含量下降到12%至14%，而女孩则因为高血清雌激素导致臀部发育，额外的脂肪囤积于此，体脂含量也相应地上升到25%左右。

而发胖对于很多女选手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无论是体操项目的何可欣、程菲、肖恩，还是花滑项目的张丹、长洲未来等，都是因为体形的变化而最终无法再回到其最辉煌的时期，并且导致最终退役。

周继红曾介绍，陈若琳为备战伦敦奥运会，整整四年，没吃过一顿晚饭。硬生生将自己的体重从50多公斤控制到了40公斤左右。

经期困扰-生理期打止痛针比赛大运动量落病根

女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受月经周期性雌性激素分泌量的变化及由此而带来的月经随伴症状的轻重所左右。不过，大强度、长时间的剧烈运动易引起运动员的月经失调，甚至闭经。而月经初期的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运动(如长跑、跳跃、仰卧起坐等)，将会加重痛经或增加出血量。而且，经期参加跳水、游泳和水球等运动也会增加感染和月经失调的概率。

我国的女子水球项目近年发展迅猛，但是要知道这个背后的辛酸。像马欢欢这样的老运动员，参加水球训练时间比较早，因为之前在例假期间也要进行训练，落下了一些运动伤病，经常要靠吃中药调养。就算是现在，来了例假运动员也只可以休息一天。很多姑娘是在生理期打着止痛针坚持下水比赛的。

第二部       类固醇，克服发育的残忍措施

轻度-类固醇引发内分泌失调闭经现象

在体育界，合成类固醇的使用极为普遍，运动员用药后进行训练，疲劳感觉轻，恢复快，并能调动其内在潜力、增强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竞争性。但是，促蛋白合成类固醇若用于年轻运动员，则会导致阻碍其骺板的提早钙化，从而阻碍他们的正常发育。

合成类固醇的副作用明显，而且对女性的有害作用几乎都是不可逆转的，可引起月经不调和闭经、乳房扁平、阴蒂肥大、痤疮、多毛症、嗓音低沉等不良反应。除此之外，服用合成类固醇对肝脏有相当大的毒性，其反应随服药剂量和时间增加而增大。最普遍的问题是胆汁阻塞性黄疽和肝功能异常。

中度-男性化明显 邹春兰连服6年需剃须

这类药物会对心血管系统、肝脏、生殖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而且是一类致癌物质。合成类固醇还有使女运动员男性化，造成胎儿畸形等副作用。

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16岁进入体工队起，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6年之久。当年，邹春兰就开始汗毛变长，嗓音变粗。队友们也都有类似反应。2001年，是邹春兰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经检查，她体内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2002年，邹春兰结婚，但至今没有怀孕。 “医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我不再幻想有孩子了”，邹春兰无奈直面残酷的现实。

重度-前东德选手女变男近百名运动员殒命

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在两德统一后解禁，东德禁药问题浮出水面：至少10000名运动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青少年运动员在东德体育机构的操纵下长期服用各类禁药，造成了至少100名运动员的死亡。医生、官员以及教练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这些蓝色药丸的学名是同化性雄性类固醇（简称AAS）。

前东德铅球运动员海蒂-格里克的出生证明写着“1966年，柏林，女”，可是现在的身份证却是“安得利斯·格里克，男”。1979年14岁的女孩海蒂-格里克进入体育俱乐部练铅球，格里克用了十年兴奋剂，她的身体特性越来越男性化，1997年做了变性手术。

去年伦敦奥运会，一位叫做陈章浩的老人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曾披露过兴奋剂潜规则。这位老人曾经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席队医，自己当年曾在中国的50多名顶级运动员身上尝试过使用包括霍尔蒙、血液兴奋剂和类固醇在内的各种兴奋剂，甚至连姚明、刘翔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关键节点上咨询过他。

实际上在上世纪40-70年代，反兴奋剂技术还不够发达的长达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兴奋剂在奥运史上是一个默认的存在，或者说潜规则。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甚至出现了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的可怕场景。如果有人坚持不使用兴奋剂，他在奥运会上将会迎接的就是努力四年，最终败给那些使用兴奋剂的选手铩羽而归的悲惨命运，教练也会迫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

扭曲的竞技观导致惨剧 扭曲金牌观炮制世纪兴奋剂大案 东德官方组织近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 

  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兴奋剂惨剧都发生在东德和前苏联畸形的金牌竞技观下，从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上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这个奇迹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Staatsplanthema14.25”计划，这是东德在当时进行的一个兴奋剂项目，简单说来，前东德国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国家每年投入超过500万马克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对此，许多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甚至并不知情，随之而来的除了东德在奥运会上成绩的井喷，还有这些运动员们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的悲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的苏联，和随后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中，这些将奥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国家将兴奋剂大量使用到运动员身上，这换来了他们在奥运会斩金夺银的壮举和总体成绩的迅速提升，至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这似乎不在管理者的考虑之列。

美国校园体育、德国全民体育传递正能量 体育追求冠军更追求健康、人性

体育是什么？体育追求冠军，但更要追求健康的身体和人性。而在这一点上作为体育大国的美国以校园体育为世人称道，而德国也走上了坚定的全民体育之路。

统一后德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基本沿用了原西德的俱乐部体制, 这种体制具有体育事业平衡发展、运动员收入较好和就业矛盾不突出等优点。即使在奥运金牌榜上竞争力大不如从前，可谁都无法否认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2009年的数据显示，德国共有超过85000个体育分会，注册会员达2600万人，占总人口的32%，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丝毫不为过。

德国每个州都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地区人均拥有健身器械和运动场的最低使用单位，法律还强制规定，一些健身器材在几年之内要更新，让新研制出来的健身器材能及时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