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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这里是精神病院”连载第15期。
在精神专科工作5年，我见过的大多数患精神疾病或是严重心理疾病患者，只要积极参与治疗、按时服药，生活里与正常人别无二致。
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无论去哪里、怎么治，都不会有什么好转，迁延不断越来越甚者，也不在少数。这样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已经长出体外、肉眼可见的瘤子，什么样的际遇都能变成一根刺。
比如钵钵儿，还有他的妈妈，阿华姐。
1
钵钵儿本姓陈，男性，大约40岁，来自本市下属一个乡镇。老乌（康复科老员工）告诉我，以前没人叫他“钵钵儿”。
2015年，医院翻修老食堂，斥资买了一套高温消毒设施，以往的旧餐盘码不进柜子，于是统一订购几百套新餐具，打算每一餐收2毛消毒费（以前在外消毒是3毛5一次）。
阿华姐是个精明人，拉来一箱一次性碗筷，说是要存在病房给儿子用，就不多交这消毒费了——她还特意嘱咐护士，除非旧了破了，不必次次用新的碗筷。封闭式病房不稳定患者多，隐患大，病房以安全为由拒绝了阿华姐的要求，说这“不是能商量的事儿”。于是，阿华姐屡屡“冲击”医务部，质问医院“凭什么封闭式病房不准患者自备碗筷”。典主任（医务部主任）解释来解释去，也摆不清道理，不胜其扰，只能折中，准许她儿子自备一副跟医院食堂差不多的碗筷，只要放在食堂严格消毒即可。
阿华姐“得逞”后，为了让儿子每次可以多分点饭，又耍了个心眼，她买的碗筷形状跟医院食堂的差不多，但个头足足大了一圈，像电视剧里和尚化缘的钵一样。食堂的阿姐是个直肠子，每次分餐都要嚷一句：“用钵儿的这个，过来领！”
因为这个，“钵钵儿”“钵钵儿”的，就被叫开了。
算起来，钵钵儿在我们这儿住了也有8年了。自2016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间或参与钵钵儿的康复治疗。从病历上看，钵钵儿是智力缺陷，10来岁的时候又表现出一些精神症状。来我们这之前，镇里、市里的不少医院都去过，从迁延不断的病史来看，没什么起色。
钵钵儿说不出完整的话，只会几个字几个字地蹦，大多数时候的行为只遵循自己的生理状况：饿了，看见吃的就往嘴里塞；困了，何时何处能就地一躺；肚子憋不住了，哪里都是厕所。
病房里说，随着钵钵儿年纪愈大，自理能力反而变差了，现在除了会拿碗喊饿、套衣服，诸如定时吃药、参加治疗等复杂一些的事，都要护士在一边盯着手把手做，不然就能把药攥在手里发一天的呆。
阿华姐大约60岁，不高，估摸着不到1米5，干瘦，走路爱打背手，四处寻望。她的左眼好像有毛病，聚不了神，跟人说话时，一只眼珠子直勾勾盯着，另一只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溜乱转，有些瘆人。
用钵钵儿主管医生廖姐的话讲，钵钵儿是一眼“傻”，钵钵儿妈是一眼“精”。无论是老病号，还是护士医生，但凡说起她来都是拉长脸、摇着头，好像她是个“惹不得”的人。
自钵钵儿在我们这儿住院以来，阿华姐每隔一段日子都会来看看，热天来得密，冷天来得疏。来了一般是两件事：一是给儿子洗澡整理床褥，能省下一笔护理费用；二是查收费记录，看看医院有没有多收钱。
老褚（一位长期住院的老患者）跟我说，阿华姐给钵钵儿洗澡时，从来不管厕所（也是盥洗室，公用）里面有没有其他男患者，一桶水，从被剥光的钵钵儿头顶哗啦啦浇下来，就把狭窄的厕所溅湿得彻底。她给儿子擦身子很暴力，“跟搓电线杆的广告纸一样”，从头到脚，刷出道道红印，钵钵儿也不敢躲喊，因为稍不配合，阿华姐就会“啪”地朝他脑门拍一巴掌，大喝一声：“站好！”吓得钵钵儿连同那些蹲坑的男病人都“生怕漏了点气儿”。
老褚数次愤怨：“我跟那些新来的讲，看见这个恶婆娘是提桶来的，就不要去厕所！总不能每次都提裤子出来吧？”
病号怕她，护士医生也怕她，阿华姐查账单“很磨人”，医院的每个项目对应哪种收费，她比专管病历的护士还了解。李护长（男病房护长）说，一开始，阿华姐要护士把钵钵儿的收费记录手算给她看，她一笔一笔按照日期来对，遇到搞不“和巧”的（在她看来不合理），就当场问护士，护士讲不清，就找医生，医生说不明白，就去敲主任的门。主任的说法要还是让她不满意，那她就会去“冲击”医务部。
搞了几次，典主任就打电话数落男病房的胡主任：“你们就直接开科室电脑给她查记录啊，要看什么就看什么啰！”
哪个护士都怕“伺候”阿华姐查账，她不会操作电脑，但非要指挥，只有她要查哪项，护士才能操作点开哪项。也有护士不耐烦，可言语里刚透出点“再啰嗦就尥蹶子”的意思，就被阿华姐不同频的两只眼睛“顶熄了火”——李护长讲，任是谁，只要看到阿华姐两只眼睛，心里没有不发毛的，“就跟自己真做了亏心事一样”。
在阿华姐的要求下，钵钵儿住院，只要是能不开的治疗都不开，能省下的护理费都不收。换句话说，他除了吃药吃饭睡觉，几乎什么都不参加。李护长鼓起勇气劝过阿华姐，能不能让钵钵儿隔三差五跟着“下下大院”，起码能参加一下康复科的文体活动吧，毕竟“一次才6块4”。但阿华姐拒绝得理直气壮：“每次都要6块4？那谁交得起。”
后来，是典主任觉得钵钵儿实在可怜，给他找了个由头，每次下大院都跟着大院管理员老乌搬搬东西浇浇水，就算他抵了这项收费，阿华姐这才同意钵钵儿出病房放风。
2
2016年下半年，主任召集我们同期的治疗师开会，让我们想想主意，把康复科的项目搞得“丰富且有内涵一些”。
我们3个治疗师思来想去，决定在大院（精神病人自由活动场所）里面试试开展团体治疗（作者注：团体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多为两名至三名治疗师跟固定人数、有同质性问题的参与者构成，通过讨论、情景再现或者是固定形式的项目来激发团员之间的互相沟通、学习、感悟。精神病患者的团体治疗焦点多集中在日常生活技能、交流沟通等简单问题上）。
“团体治疗啊？”主任听完我热情洋溢的介绍，咂摸半天，“试试……是可以，钱先不收，但挑人要注意，不能找那些难搞的。”我还没听明白主任嘴里所说的“难搞”是什么意思，她又立刻补充一句：“比如像钵钵儿那样的，一定不行。”
为了把事办得漂亮些，我自作聪明地跟各个病房打招呼，让他们先选一些“灵醒”的患者，再依次给患者家属打电话，说明情况。只是我实在没想到，这个做法惹到了阿华姐——她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把钵钵儿排除在外，一日大早，就伸脚把康复科的铁闸门抵住，不让我进去，也不让里面的人出来。
她大声质问：“你不把道理讲明白试试，我儿子为什么就不行！”
我不敢看她滴溜溜乱转的左眼，语无伦次：“这……这是大院患者的一次……一次尝试，不是……”
“不是个鬼不是！”阿华姐的口水都要喷出来，“不是你们要他去大院的？他没帮你们做事？那他这样还不算‘大院患者’？”
她态度坚决，愈加强势。好不容易笨嘴拙舌地把她哄走，我急匆匆地去找主任，又被训了一顿。主任说我 “事还没成呢就闷不住屁走漏了风声”，但最后，她还是松了口：“这个老……老姐姐，唉！就让钵钵儿来吧，每次多加一个治疗师，盯紧点。”
可事实证明，钵钵儿这样的患者，不是“盯紧点”就有用的。一堂40分钟的团体课，只有在钵钵儿因被我呵斥而惧怕地蹲下时，才能顺利地继续，待几分钟后他察觉到“没有危险”，便立即站起来，哐哐地拽着玻璃门要出去。
“坐！”
“别闹啊！”
主讲治疗师的热情，屡屡被我呵斥钵钵儿的声音踩了急刹。他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无奈地看向我，小声试探：“要不，我先讲到这儿？”
我还没表态，同来听课的老褚先大声叹了一口气：“唉，把这个东西搞来干什么。”
团体治疗对患者们来说是个新鲜事儿，我们前期宣传也铺垫得很充分，医患都是兴致勃勃的。没成想，这第一节课就被钵钵儿搞得七零八落，大伙免不了失望怨愤。此时老褚这句“画龙点睛”，让几个急性子患者直接把躁脾气掀到了面上：
“这样还来个屁呀，都看他发癫去了。”
“那不是咯，这是治疗？玩儿傻X吧。”
我们3个“雏儿”治疗师，6只眼睛互相乱瞟，只能看着围在大厅中央的患者越来越躁。
束手无策之时，突然从门口传来“哐当！”一声巨响。
是钵钵儿！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来，大力一拉，康复大厅的玻璃门被他拽脱了滑道，顺着1米多高的楼梯坎拍到地上，磕成一滩粉碎。
康复科办公室，我们3个治疗师排排站在主任面前。
主任叹了口气，说：“叫你们盯住，3个人都看不住。现在门坏了，定做也要时间吧？没有门，大院安全保障不了，就放不了大院。不放大院，你们让病房里怎么跟其他患者解释？怎么跟家属解释？”
主任训了一会儿便索然无味，直接跟我们说了院里的处理意见——鉴于这件事医院方面跟钵钵儿都有责任，修门的钱医院出大头，钵钵儿家里只要拿500块“意思意思”就行。同时，也是为了“给他长点记性”，“安抚其他患者情绪”，病房决定把钵钵儿转为单独看护，暂时不准他参加除必要治疗外的其他项目。
这件事让阿华姐非常气愤，到医院撒了几回泼。她说，明明是医院拿她儿子做试验，出了事凭什么只处理她儿子，不处理我们这些“搞事儿的人”？医务部、康复科的负责人们轮番上阵，拿出所有能依据的规章制度讲道理，阿华姐一概不认，坚持认为这件事是医院的错，医院要负责，不然她就要去卫计委门口坐着，讨一个公道。
“说不让他来，你又非要让他来，现在他闯了祸，你又喊喳喳，到底想怎么样吧？”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无果，典主任直接问阿华姐。
“500块我该拿，但那几个挑事儿的也要拿，平摊！”阿华姐毫不惧怕，“我儿子必须转出来，该下大院下大院，那是你们答应的！”
鉴于阿华姐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狠人，加上这件事医院也确实占不住全部的道理，典主任只能捏着鼻子答应了。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愤愤不平过多少次：“老太婆也太精了，给个算盘都能扒出火星子来。”
这一次也让我彻底认识了阿华姐的“惹不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明白了老乌常对我念叨的那句“越做多越错多”，在这儿真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3
2017悄然而至，我在异乡过了第一个年。
半年多的工作时间，我完全适应了精神专科的节奏，和那些老员工一样，将同情掩盖在按照规章制度做事的态度里。像钵钵儿这样的患者，我不敢再私自对他们做什么“新努力”，虽然我心底还是对钵钵儿抱有好奇和同情，也只能在闲聊里听听他和阿华姐的近况。
病房里说，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阿华姐偶尔会在周末把钵钵儿带出去一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病房一开始其实是不愿意的。按照规定，住院病人外出要跟病房申请，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像钵钵儿这样不稳定的病人，家属非要带出去，病房就会要求签一份知情同意书：在外病情发作，责任由家属承担——一般到这一步，家属都会知难而退。
可阿华姐不会，且每次签单的理由都很充分：看望亲属、改善伙食、办理手续。这让病房没办法阻拦，李护长只能次次亲自盯着阿华姐签好知情同意书，然后叮嘱当天值岗的总管护士，晚上10点前，一定要打电话催促她把儿子带回来。
至于阿华姐带钵钵儿出去干什么，谁也问不出来。
2017年清明前后，轮到我公休，主任放了我3天假，让我好好出去转转，弥补一下“没回家过年的遗憾”。在市中心步行街，我买好东西准备回出租屋，正在公交站牌下面等车，猛然间盯见对面的路口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异常熟悉——是钵钵儿和阿华姐——他们竟然在卖唱！
顾不上等车，我趁着绿灯的人流钻到对面。只见钵钵儿跪在地上，身前是一个方形的户外音响，来回放着“流浪歌”、“杜十娘”等年代感十足的悲情音乐，阿华姐站在一侧，攥着一个胶布缠住的话筒，奋力地对口型。
我躲在阿华姐的左侧不远（躲着她不方便的左眼），确保她看不到我，观察了3首歌的时间。只要有人驻足观看，钵钵儿就适时地对人家猛磕个头，要么吓得人闪开，要么诓得人赶紧丢几丁零钱。每隔几分钟，钵钵儿会冒一下“呆”劲儿，低头游神，忘记了面前的“潜在客户”，阿华姐便立即一巴掌朝他前脑勺扇去，“啪”的一声，落人不忍，旁观者掏钱掏得更利索了。
这几巴掌让我越来越烦躁，掏出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无论是按照法律还是医院的规定，阿华姐都不能带着钵钵儿乞讨。钵钵儿是一个正在住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人，他也有合法的权益，医院也有义务保护他的权益。
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跟医院通报时，音响的声音忽然变得时断时续：“郎啊郎……是不……饿得慌……”——应该是没电了。阿华姐顾不上对嘴型，蹲下来把音响的开关关上又打开，话筒也被她摇得“拂拂”乱响。几经努力，见无济于事，她只好三两下收起一盆零钞，拉起钵钵儿离开。
我决定跟上去。
他们没有到对面坐回医院的公车，而是顺着大路走。阿华姐在前面领路，钵钵儿拉着音响在后面跟着，每到一处垃圾桶，阿华姐都要伸脑袋进去看看，捡出没喝完的奶茶杯或者空饮料瓶，交给后面的钵钵儿倒干净，扭吧几下，扔到一口大黑袋子里。
走了十几分钟，阿华姐已经在翻第六个垃圾桶。她左手艰难地在桶里胡噜，右手拿着一个脉动的空瓶往后扬，可钵钵儿这时又游神了，游到路边一个炸食摊上，眼巴巴地望向竹兜里面炸好的鸡腿。
“喂！”阿华姐从垃圾桶里面拔出来，恼怒地大喝，高高扬起巴掌。
钵钵儿立刻扭回头锁紧脖子，呜呜啊啊：“痛！痛！不打！”
巴掌最后没有扇下去，而是轻轻落在钵钵儿的前额顶，拂了拂还没消红的秃处。阿华姐抖搂着一袋子空瓶，很恳切地跟炸食摊老板磨嘴皮子——不知道是在讲价还是想“空瓶套白食”。但老板头也不抬，手也没停。
她见半天也没起到效果，腰杆不忿地挺直，从衣服内里的怀袋抽出一张钱使劲拍在摊上。老板看了看钱，朝竹兜努了努嘴，阿华姐立即在炸好的鸡腿堆里扒来扒去，几乎把每一个都拎起来审了审。好不容易挑好了，她拉起钵钵儿要往前走，可没出半步又折回去，把老板挂在炸锅架下面的卫生纸拽了一大匝，捅进自己的口袋里。
老板把竹筷子甩在锅边，抱着手坐下，头来回不停地摆。阿华姐一步三回头，狠盯好几回，嘴里嚼了几句，这才拉着钵钵儿彻底离开。钵钵儿除了差点“挨一巴掌”外，全然不觉有什么异样，鸡腿咬得倍儿带劲儿。
看到这里，我掏出手机，删掉了照片，不打算再跟上去了。
关于阿华姐带着钵钵儿乞讨这件事，我听人开玩笑似地提过，当时是真的当个笑话听了。我是实在想不出，一个母亲会带着儿子做这样的事，还让我真的遇到了。我只能从心底安慰自己，但愿阿华姐是真有难处，也知道其中利害，不要出什么岔子。
可是啊，纸哪包得住火。
4
五一刚过，我收假刚回医院的那天，员工群里炸了锅。起因是一张照片——阿华姐带着钵钵儿，在市中心步行街的另一个路口卖唱。卖唱不是重点，重点是钵钵儿的衣着，他穿着病号裤，上面印着字，虽然模糊不清，但我们医院的员工都能猜出来内容，那是患者入院编号和科室的简称。
群里叽里呱啦几百条消息，有质疑，有惊讶，也有斥责。院长发了一条语音：“照片是哪个员工拍的？来找我。还有，下午各个科负责人来我办公室，开会！”
会开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可医院第二天就出了通报：男病房胡主任以及李护长，管理失误，记科室一次不良事件，扣钱；各个科室各自召开安全会议，自我督导，拿出方案，限时上报。
主任召集康复科所有人，几句话宣布了医院处理结果，把写记录的工作安排给了我。下班时，我特意跟主任搭同一趟电梯，问报告要什么模板。眼看她准备骑电动车走了，我实在忍不住，问：“那他们怎么办哪？”
“谁啊？什么怎么办？”
我拦在她电车前面：“钵钵儿啊，医院不会赶他出去吧？”
“呵？”她诧异地看着我，笑出声了，“没说就是没事儿呗，又不是那种打断手脚割掉舌头故意拉出去乞讨。但上报是一定要的，估计是得记一笔，医院把雷扛了吧。”
“哦。”我点点头，心里呼了口气。
“唉，这个老姐姐呀，不省心。”主任朝楼上灯火通明的男病房看了看，“里面还在开会呢，虽然不会让她儿子转院，但吓唬一顿是没跑了，希望她以后收敛一些吧。”
往后一段时间，病房里对阿华姐的抱怨确实少了不少。她对于收费还是斤斤计较，但在查账的时候客气了很多，不再颐指气使地指着电脑说点开这个打开那个，而是会用商量的语气，“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麻烦您点开那个”。老褚也说，阿华姐带着钵钵儿洗澡时也“知礼”了很多，至少他再也没“半路提裤子出去”过。
精神专科里工作的人，锻炼个半年一年，都已经见怪不怪，宠辱不惊。阿华姐这件事，在大伙口里讨论了几次，就化作一条工作经验，只在偶尔类似事件发生时才会被提起了。
转眼到了8月，南方湿热难耐。
以往到了热季阿华姐就会来得勤，几乎是一天一次。但这年的夏天，阿华姐出现的次数不多了，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小姑娘来。病房里说，那是钵钵儿的妹妹，很懂事，叫姝妹儿。今年刚考上大学，正好放暑假，就接替妈妈来照顾哥哥。
我问李护长：“以前放假干嘛不来？”
“中学读书多紧张啊，现在上了大学就轻松点呗。这孩子成绩好着呢，考上XX大学了（本市一所211），就是……唉。”
我听懂了那声“唉”的意思——母亲老了，妹妹以后八成要接过照顾哥哥的接力棒。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可阿华姐却依旧没来，还是姝妹儿每天下午下课后赶到医院给钵钵儿洗澡换衣服。学校、医院一东一西，坐公车得晃悠几十分钟，有时候时间赶寸了她饭都吃不上，几次被护士看见在病房楼道里就着水啃苏打饼干。
按道理，病房是没必要管这些事的。可李护长大概是心疼姝妹儿，在楼道里找到她，问：“孩子你要好好吃饭哪，你妈人呢？”
“她……她忙……”姝妹儿支支吾吾，“没事的李阿姨，我们家没事的。”
李护长没再接着问，而是带着姝妹儿去食堂办了张电子饭卡，从自己账户里划200百块过去。她怕姝妹儿脸皮薄，就说自己平时在家吃饭，卡里的钱不用也是浪费了，让她“帮着刷点”。
“是个好孩子啊。”李护长跟我感叹，“她非要把钱还给我，说学校有助学金。”
阿华姐来我们这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除了缴费，几乎都是姝妹儿来照顾钵钵儿。后来缴费她也不来了，全部都是姝妹儿一个人干。老褚那些老病号也心疼姝妹儿，让她回去好好读书，说给她哥哥洗澡这事儿就“包在这些老阿公”身上了。但姝妹儿展现出和阿华姐如出一辙的坚持，只是她不像母亲一样霸蛮，而是礼貌地拒绝别人的帮助，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来，默默地做，默默地走。
时间久了，所有人都不再问什么，默契地维护着小姑娘的尊严。
11月底，南方的秋老虎也摇着屁股要走了，一层秋雨浇下，天气凉了，病房里的人洗澡就没那么勤快，姝妹儿算是能喘口气了。
每年这段时间，雨就像定了点一样，准时在下午来一场，把大院浇湿。放不了大院，我们几个治疗师只能带着器材去病房，组织患者在大厅里做活动。
5
一天临近下午吃药的时间，我正带着老褚几个老病号在大厅里“锄大地”，外面的护士站传来一阵争吵。老褚他们立刻将牌扔掉，一路小跑过去扒在隔离门上，伸长脖子，看得异常带劲。
我上去想将老褚他们驱散，就听见外面的李护长突然提高了音量：“你不是家属，不能探视，也没有权利查有关治疗的记录！”
我也从小窗看了过去——站在李护长对面的是一个女人，穿一身套裙，看起来很职业。她把手里的一张A4纸拍在护士站的桌台上说：“他是你们这儿的住院病人，这否认不了吧？你们医院没管理的责任？”
“这不关我们病房的事，”李护长指着病房外面，“你不要再来这里，有事去找医务部，不然我就叫保安。”
女人没有退让的意思，说医院是在踢皮球，跟李护长保持着眼神对峙的姿态。隔离门边聚集的患者越来越多，几个医生也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看。李护长朝我这里看了看，我立刻理解了她的意思，招呼着值岗护士把病人带到另一边，自己赶紧从隔离门钻了出来。
我拿出开门的钥匙，在女人面前晃了晃：“阿姐，这里是病房哦，你要问的事跟治疗无关的话，去找医务部。现在是服药时间，你要是执意打扰患者治疗的话，保安在一楼，上来就几分钟。”
女人眼睛轱辘了几圈，气势终于软了下来。她一转身，我赶紧抢先一步打开科室的铁闸门，客客气气地将她送走。
李护长盯着桌台上的A4纸，久久不说话。我偷偷瞟过去，是一张复印件，上半联是一张购房的定金收据，下半联是钵钵儿的身份证正面。收据上购房人签字处，清清楚楚地写着钵钵儿的大名。
“这……他怎么去……搞什么哟？”我实在想不通，一直在我们这里住院的钵钵儿是怎么买的房子，这个房子又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被人找到医院来？
李护长没有理我，唤来发药的护士，问姝妹儿今天来了没有。护士摇摇头，李护长脸色沉了下来，挥手让我先回科室：“等医务部那边了解清楚再说。”
我识趣地抱起器材，直觉告诉我，这次阿华姐干的又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十有八九牵连到了姝妹儿。
开发商的那位女销售那几天定时定点在医院“要结果”，没几天，事情就在医院传得有鼻子有眼。
2016年的9月，钵钵儿家在市里高新区的一处楼盘，花5万定了一套小产权房，总价大概10来万。合同上确实是钵钵儿的名字，但经手人是姝妹儿——她以代办人的身份，用哥哥的名字买的房子。
合同上有一行小字的补充条款：一年之内要再补5万，不然合同就作废，定金不退。现在已经是2017年的12月，阿华姐家拿不出钱，开发商要了很多次没结果，直言要按照合同来打官司。阿华姐不想白丢5万块，忽然嘴脸大改，去开发商售楼部大闹，称是他们的销售“故意诓骗自己精神有问题的儿子和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儿买房”，说自己并不知情，必须退房退款，外加赔偿。
开发商说打官司也就是“吓唬吓唬”，听到阿华姐这个要求，直接就翻脸了，坚持说合同是兄妹俩自己签的，按照合同办事。阿华姐也不是吃素的，这段时间定时定点在售楼部“站桩”，逢有人来看房就上去说自己的遭遇，还说这里的销售对她“骂得难听，几个鬼女子还想动手”。开发商拿她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钵钵儿在我们这儿住院，要我们协助解决，不然就去卫计委投诉我们医院“管理失职”。
典主任不敢自己做决定，向院长汇报。快60岁的老院长气得骂了脏话，直问这个“乱来的”跟上次拉坏大门、穿病号服跑出去乞讨的是不是同一个病人，“在病房发癫就算了，还在外面惹祸”。
院长发火归发火，还是嘱咐典主任去调解——但不能无限期等他们的结果，毕竟马上就是卫计委的年底审查，不能把“今年要挨的骂留到明年”。他告诉典主任，把双方叫到医务部，“摆开来谈”，能说好最好，说不好就干脆不管，到时候医院这里也别等“上面下来吊人”，主动去负荆请罪，钵钵儿更不能再继续住在这里“等他家里再惹祸”，直接让专管“麻烦患者”的福利医院来把人拉走。
我们小医院行政的人手紧巴巴的，典主任申请找个人来协助调解，我们主任说我“有点小机灵，脸皮也足够厚”，主动把我推荐了过去。
典主任特意把开发商跟阿华姐、姝妹儿安排在不同的办公室。阿华姐那里由我跟典主任去讲，开发商那里只由医务部的干事接待——开发商早就想松口了，阿华姐这段时间让他们的业绩大受影响。
阿华姐根本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理会劝阻的女儿，扯着嗓子，对天赌誓地骂开发商诓骗她的钱，骂医院助纣为虐，做大老板的狗，专咬穷人。典主任不搭腔，屡次拉住想开口的我。阿华姐越骂越难听，典主任干脆把门打开，让她的骂声在走廊里窜得到处都是。姝妹儿坐在办公室的窗边，一个劲儿抹泪。
医院行政楼毕竟不是销售大厅，没有那些爱看热闹的人过来给阿华姐“添火”，她愤怒的气势越来越弱，语速也降了下来，想起一句说一句，最后干脆变成沉默的怒视。
“讲完了嚯？那我说了——”典主任好整以暇，调整了一下坐姿，“医院的意思，让你们今天来这里谈，但也就谈这一天，待会开发商过来，你们一起做决定。能得就得，不得那我们就管不了，你儿子我们这儿也不收了，但可以帮你联系福利医院过来问问。”
阿华姐瞬间滞住，表情依旧是愤怒，一直乱转的左眼也停止了晃动。
“不收了，不收了？”姝妹儿站起身语气急切，“医院哪能这么做，怎么可以不收病人？”
典主任神情有些不忍，起身把门关上，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我示意姝妹儿先不要说话，倒了杯水塞给阿华姐，说：“医院是不能拒收病人，但患者和家属也要配合管理吧？来这里就是想解决问题，阿华姐，你仔细想想，合同白纸黑字，你就给了人家5万，人家是不是也就该只退5万？”
她攥紧杯子，有点发抖。
我趁机继续：“你又要定金又要赔偿，不答应你就不让人家做生意，人家那么大个开发商，请不起律师？到时候反过来告你诈骗的，钱钱要不回来，你儿子还得去福利医院。其实最无辜的是你女儿，还没出社会，先背一个官司。阿华姐，你是个聪明人，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诈骗？怎么是我诈骗！”阿华姐又怒了起来，“他们一开始不讲清楚合同，那么小的字，谁知道要……”
“老姐姐！”典主任打断她，指向一旁的姝妹儿，“付款是你的卡，你敢说她去买房子你真的不知情？真的是他们一开始在骗你儿子女儿？”
“我……”阿华姐的气势马上弱了下去。
典主任蹲下来：“老姐姐，咱们都是为人父母，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买房子，谁不想孩子过得好？但是，5万，50万，哪怕500万，能买得孩子抬起头做人？”
阿华姐望向窗边的姝妹儿，呜咽一声，把脸别了过去。她抖得越来越厉害，手里的水洒了一地，喉头像塞了棉花一般，呜呜咽咽地蹦出“挨不住”、“怎么办”之类的短句，时而方言，时而普通话。姝妹儿也背过身子向着窗外，哭声时断时续。
典主任抚着阿华姐：“你们要是有什么难处也可以说，谁的心不是肉长的呀老姐姐。”
一句话，让这对母女彻底放下防备。阿华姐起身伸手把姝妹儿揽在怀里，放声大哭。
6
那天，阿华姐和姝妹儿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
第一件事：钵钵儿不是阿华姐的亲生儿子。
钵钵儿本来是有父母的，父亲在南方讨生计，母亲在镇上做小工。五六岁的时候，他被同村的大孩子领去玩水。几米高的石桥，几个孩子赌着胆子往下面的河里跳，钵钵儿出了意外，扎下去半天没有动静，是路人跳下去把他捞了起来。人是抢救过来了，但脑子缺氧太久受损，成了一个“弱智”。
钵钵儿的亲妈托人给打工的老公带口讯，让他寄钱给儿子治病，但是一直没有音讯，逢年过节人也不见回来。家里只有一个本家兄弟，但出了村各自谋生，公公婆婆也早已不在，熬了几年，钵钵儿亲妈就悄悄走了，据说走时只拿了一床被子，留下一层土平房，半袋谷米，几十块钱，跟只会发呆的儿子。
我跟典主任难以置信——如此精明的阿华姐，怎么会做出收养弃儿这种事？但阿华姐拿出一本收养登记证，她确实这么做了。
阿华姐的老公年纪大她很多，是一个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懒汉，对阿华姐只生了个女儿、无法“传宗接代”本就有气，见她又收养一个“痴呆儿”，更加不满，说要么把小傻子扔掉，要么她就带着两个孩子滚出去。
阿华姐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城里谋生。但她高估了勤劳的作用，也低估了城市的生存压力。没有学历，身体瘦小，“女要读书，仔要住院”，逼她撕掉了坚韧温和的外表，只剩下生存的动力以及精明。
讲到这里，阿华姐说不下去了，不断地喘息。典主任叫来隔壁办公室的一位女同事，让她把阿华姐带了出去。
姝妹儿眼睛通红，但人已经冷静了下来。她告诉我们，她妈妈不是刻意地要去“坑谁”，她所做的都是为了他们兄妹俩。他们在城里这么些年，一直都住在开发区的城中村一间“别人拿来做储藏室”的半下沉地下室里，从不敢做梦买房子。阿华姐曾听人说附近的小产权房便宜，虽然有交不了房的风险，但姝妹儿考上了“这么好”的大学，钵钵儿年纪也越来愈大，总不能全家人“窝一辈子”。可她手里只有辛苦攒下的几万块，不敢“铤而走险”，所以一直观望，想找个“稳妥的法子”。
但是一纸诊断，让阿华姐准备孤注一掷——她原本在制糖厂有一份打杂的工作，又四处求人，找到一份周末保洁的工作，打算“燃烧几年”，把钱凑齐。保洁公司要求她入职前体检，体检时CT显示她的肺部有问题，于是医生就建议她去做个活检，说不排除有癌症的可能。
阿华姐以为医生是在诓她，舍不得出检查的钱，拿着片子去找“信得过”的人询问，所有人都劝她，去医院再检查一遍，早发现早治疗，可她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敢”。
这里，典主任跟姝妹儿讲了一句：“如果要排查的话，活检是必须的，你这么有文化，应该劝劝她啊，就算真是，发现得早也有治疗的余地吧。”
姝妹儿把头低下，又开始“啪嗒啪嗒”地滴眼泪。典主任摇摇头，不再言语。
因为这件事，阿华姐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病”，拿出所有的钱下了定金——她的想法很简单，用自己仅存的几万苦钱买一套房子，哪怕自己真的“到了这一步”，也要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在这个城市留一个栖身之所。
姝妹儿告诉我们，2016年妈妈之所以带着哥哥去卖唱，是“实在找不出赚钱的路子了”。体检不过关，保洁的工作飞了。后来，阿华姐又跟制糖厂老板提“涨薪150”，反被老板以“年纪大手脚慢”为由给辞退了。
阿华姐彻底交不上房钱了，又怕自己哪天就“忽然撒手人寰”，跟开发商磨了一年，“各种办法”都用上了，最后便想出个“歪借口”，去售楼部大闹，要人家退钱赔偿。
姝妹儿说，阿华姐总是对她讲，对不起自己的“傻仔”，捡了他回来又养不了，也对不起自己“争气的女”，要她以后“背这么大的负担”。
“我妈一辈子都是底层，一辈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跟人争，我知道在你们眼里她是个老泼皮，不讲道理。可她也是个女人，也年轻过，变成这样都是为了自己的姑娘儿子能抬起头来。我妈总说对不起我，对不起我那个傻大哥，其实她就对不起自己。”
姝妹儿知道妈妈为什么房子要写哥哥的名字，她是想用这种方式，把兄妹俩的命运绑在一起——她担心儿子以后没有去处，也担心女儿以后没有亲人。其实过早的生活磨砺让姝妹儿成熟得很早，对于妈妈，她从来没有怨恨，更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这个“弱智”哥哥。
她最后这么跟我们说：“生活的真面目我早就见过了，我妈一直替我们挡着，她没有放弃，我也不会放弃。”
我们没有继续再问关于买房的细节，姝妹儿也不愿意再说——毕竟她还是个刚上大学的孩子，我们怎么说，怎么理性地分析利害，对现在的她而言都是件很残忍的事。
我们把阿华姐一家的情况汇报给了院长。院长把手里正在签的文件挪到旁边，问：“开发商那里怎么说？”
“我跟他们派来的人说了，说钱一定会退。”典主任回答得飞快，而后语气又犹豫起来，“那个，院长，钵钵儿去福利医院这件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毕竟那里的设施条件……”
“出去吧。”院长把文件重新翻开，“本来就是吓唬吓唬，解决了还提这个干什么。”
“谢谢院长！”典主任眉飞色舞，把在旁边发呆的我赶紧拽了出去。
典主任托我转交给姝妹儿几百块钱，让她带着阿华姐去市中心的三甲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阿华姐确实得了肺癌。所幸的是，没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医生说，要是积极治疗，兴许还能“拖一拖”。阿华姐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用最便宜的疗法，能活多久是多久。
院长嘱咐典主任去找市残联，给钵钵儿补齐了手续，每个月可以领残疾人补助，有几百块钱，基本覆盖掉了他住院期间的吃药和生活费。医务科和病房还开了所有可以开的证明，证明姝妹儿的家庭情况，至少让她可以在申请学校的各种补贴时少点阻力。
这是医院能做到的极致了。
给钵钵儿确认手续签字的那天，阿华姐在医生办公室签完字就要离开。钵钵儿从病房的活动大厅，一路追到出口，大喊：“妈，饿！妈，饿！”
阿华姐掏出个裹着鸡腿的塑料袋，要塞到钵钵儿手里，钵钵儿不接，还在喊：“妈，饿！妈，饿！”
阿华姐气急，扬起手就要扇。
钵钵儿没有躲，从自己油渍渍的口袋里捞出一根鸡腿——应该是医院中午午餐统一发的——伸到阿华姐嘴边，很焦急：“妈，饿！妈，饿！”
阿华姐一嘴把鸡腿咬在嘴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楼梯。
一楼的同事告诉我，那天阿华姐躲在住院大楼后门那道铁栅栏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后记
如今钵钵儿算是彻底没有自我照顾能力了，吓他也吓不住，好几次当着护士的面解裤子拉在治疗室里。住院的人越来越多，护士数量捉襟见肘，病房那边只能找一个同是长期住院、但人稍清醒的患者看住他。
姝妹儿已经工作了，但还说要准备考研究生，来得没以前密集。不过她人一来就是大包小包的食物用具，脸上的笑也多了。偶尔碰到李护长，一定要问她有没有时间一起吃饭。李护长总说，“这样的好孩子不多了”。
阿华姐可能因为心情舒展了，一直活到现在。但人已经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医院也彻底不来了。姝妹儿讲，她想要努力多挣点钱，在妈妈去世前给她享几年福。我们也曾跟阿华姐提过，需不需要医院这里发动一下捐款，她一口否决：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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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水
编辑：唐糖
题图：《哦！文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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