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与越狱之后

就等停电那一夜，翻过电网就往南方跑

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介绍信好了，还要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而507农机厂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停电。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

停电，看上去是无序的，没计划也没规律。但他发现，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于是，一进入7月，他就开始准备。他预感到8月份一定会停电。

8月7日的早上，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

当一早宣布要拉电时，徐洪慈很亢奋，机会来了。

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就是晚上9点点名逃出去，早上6点点名被发现。

当晚，他谁也不理，给大家感觉自己很不愉快，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这样，待会儿就没有犯人来跟他说话了。为了造成这样的假象，他晚饭不吃，闹着情绪睡觉去了，大家看他一天都睡在那里，如果万一晚上有人跟他搭话，他不理，人家也会以为他在闹情绪，就没人会搭理他。他要的就是你不理我的效果。

晚上点名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去点名，点“徐洪慈”的时候，他很响亮地应答：“到！”大家都知道他在。点完名以后，所有人就按原来的秩序，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他趁乱一下躲进了花坛，悄悄地从监房中转移了出来。

点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形，放在被子里面。别人一看，以为他还睡在那里。点名以后，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离开了监房，躲进了花坛。

待到夜深人静，他利用那个放到死角的、可以拆卸的梯子翻过了墙。过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惊险，他突然发现梯子不够高，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怎么办？墙角正好有两根扁担。徐洪慈觉得，一定是老天助他。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成功地翻越过去。

然后，他沿着这条路线，到钳工间，顺利拿到了他白天放在那里的网线袋，里面是他要吃的沙糕、要用的小刀、介绍信，还有他准备万一失败自杀用的那种用香烟屁股浸泡的药水等。然后，他从大柳树旁越过了电网，跳进了苹果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逃亡路上：把昆虫煮熟，才不会苦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12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只要是在北半球，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

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于是，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徐洪慈说：

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但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你要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

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它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507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当场就问他：

“哪儿来的？”

“我探亲。”

“探亲？从哪里到哪里？证明有吗？”

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碴儿，就这样很侥幸地逃过了。

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8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

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胡展奋（记者），这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上去。

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用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侬是男人，侬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

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而此时此刻，远在蒙古国的后杭盖省，男孩安吉尔和波扬特兄弟俩，有一位美丽的蒙古妈妈和一位中国爸爸，这位中国爸爸的名字，就叫徐洪慈。

匆匆离开上海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明亮着的探照灯，忽然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

“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误打误撞，徐洪慈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不确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

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

从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终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我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更多的漂亮话，我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你如何证明你是没有使命的？”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1972年9月10日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凑巧的是，1972年的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

；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这很重要。这让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对方问道。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仿宋体写得很好。法官没话说。

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

然而，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去苏联。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的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样拼命地吸，当地人叫它“血泵”。

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它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对不起！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好汉、硬汉！好，很佩服！”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牢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人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徐洪慈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越狱、越境、叛国投敌，我简直是十恶不赦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使用的是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自己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从逃出牢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中，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自己的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

……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总算买来一个，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1972年至1976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大概在1979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象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反动”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就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但很快，他逐渐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渐渐闻风，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

他盼望的，也终于在1981年的年终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