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患癌后，我回到了老房子

1

1993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天空灰暗，令人心情抑郁。我在初恋失败的痛苦中已经沉沦了一年之久，每天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没有娱乐，没有笑容，甚至连话都没有。身边所有的人都担心我会毁在这场失败的恋情中，而我却在大自然的满目萧瑟中慢慢活转过来，感到血液与力量重新在身体里奔腾跃动。

一直守在我身边的闺蜜第一时间发现了我的变化，她说：“去相亲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保证你一眼相中。”

男孩叫陈小锐，我们约好在3天后的一个傍晚见面。没想到，男方那边的介绍人突然要出差上海，这场约会眼看着就要取消。闺蜜怕我以后再不肯出来，热切地说：“你介不介意直接去陈小锐家里？反正他一个人住的。哦，对了，我先打个电话问问他这会儿在不在家。”

“他家居然有电话？还一个人住？”我很惊讶——那会儿家里安装电话的人家并不多，更何况他还是独居。

“对啊，所以说陈小锐是很有个性的，关键他长得好看。”闺蜜颇神秘地说。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当时的时尚化了浓妆，眼影涂得不着边际，和闺蜜一起去到陈小锐家。到了才发现，这个装了电话的家不过是个蜗居，一室一厅，四十多平，在一幢老式工房的六楼西侧。房子里没有任何装修，陈设也很简单，一床一桌两把椅子，阳台上拉一根绳子晾着衣物。最显眼的是桌上那台白色的电话，以及垒了一墙高的三五牌香烟壳子。

陈小锐有近一米八的个子，眉目英俊，白净秀气，笑起来很腼腆，甚至都不敢直视我。我俩都不善言辞，若不是闺蜜八面玲珑，当下就会冷场。聊了一会儿，我们告辞，下楼时，陈小锐打开大门，让屋内的灯光照亮黑暗的楼梯，方便我们下楼。

“没戏，他没有看上我。”我对闺蜜说。

“小心脚下。”闺蜜没接我的茬儿，但心里一定也有同感。

没想到，两天后的下班时分，陈小锐出现在我的单位门口。我按捺住心里的窃喜，淡淡地问他找谁。

“当然找你呀，晚上去看电影好不好？”比起第一次见面，他洒脱了许多。

又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在单位门口等我，说要带我去兜风。我们坐上崭新的“幸福250”，风驰电掣地来到了郊外的翼飞桥。桥是新建的，路还没有通，四周静谧安宁。摩托车支在桥边，我们把胳膊支在桥栏上，像许多电影里那样，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夜风很凉，但充满了甜美的味道，陈小锐有一双会笑的眼睛，他看着我说：“我来自一个重组家庭，不过兄弟姐妹相处都很好，你介意么？”

我摇摇头，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陈小锐很谦虚，也很坦诚：“我在建筑公司承包水电一块的活儿，就是不怎么稳定。工作没有你的好，学历也没有你高。”

我不知道自己的勇气从何而来，直说：“要不我们试一试，也许会幸福呢！”

他欣然同意，说：“那从今往后，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了。”

认识三个月后，我和陈小锐就结婚了。早春的晚风还很凛冽，我穿着婚纱站在饭店门口，英俊的陈小锐穿着淡灰色的西装站在我的身边。冷风让我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陈小锐俯在我耳边轻声说：“冷么？穿着高跟鞋很累吧，快了，再坚持一下！”

那一刻，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过得幸福。怎么开始不重要，怎么结束才重要。之后，我们在小屋里开始了新生活。陈小锐已经提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小屋装修了一下，他打了一排新柜子，铺了塑料地纸，又买了电器和一些零零碎碎的家当。虽然不豪华，但这个小家也像模像样了。

因为老房子的六楼位于顶楼，水压不够，热水器总是打不着火，陈小锐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小水泵装上，问题解决了。没过多久，一天早上，对门的大哥突然冲进我们家，说因为我们装了水泵，他家就几乎断水了，日子没法过。陈小锐说：“要不我给你们也装一个，然后错开一下用水时间。”

问题再一次解决。我觉得没有高学历的陈小锐其实很靠谱，而我在生活中更像个书呆子。

不知不觉到了夏天，一个晚上，我突然惊醒，一抹脸，全是水。原来六楼的屋顶有多处缝隙，外面下大雨，室内也“滴嗒”不停。我推醒身边的陈小锐，他翻了个身，说：“明天我去房管所报修，这屋顶年久失修才漏雨。”

这处房子是陈小锐从房管所租的，月租金差不多一块钱一平。但房管所要修的房子太多了，我们等了很久都没有轮上。后来陈小锐想了个办法，在屋顶漏水的点逐个套上马夹袋，早上起来再把袋子里的水倒掉。这样，房顶像挂满了气球似的，很不雅观，但雨是再也淋不到我们身上了，晚上总算可以安心睡觉了。

2

1994年，我怀孕了，反应很大，每天吐个不停，身体极度疲惫虚弱，心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天，我听到陈小锐在客厅打电话：“卫生间的水电要特别到位，预算在两千左右。”那头好像没有回音，陈小锐等了一会儿，最后无奈地放下了电话。

虽然他进房间时给了我一脸灿烂的笑容，但我的内心却惶恐起来——那阵子，他都没有接到活儿，也就意味着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我们的孩子很快就要来了，家里的开销将增加几倍，钱从哪里来？

好在陈小锐通过朋友介绍，接到了省城一个小剧院装修的活儿。甲方给了一笔预付款，不过因为是通过中间人接的生意，到了陈小锐手上，这笔钱就只有一半了。陈小锐要带一个小规模的装修队上省城，虽说可以住在工地上，但吃喝拉撒也需要一笔钱。

那时我存了一点钱，但主要是为生孩子准备的，当然不能动。陈小锐一筹莫展，几天后他对我说，他借到了一点钱，勉强可以开工了，他轻轻抚了抚了我的脸：“就是你身子不方便，一个人在家里，我实在太不放心了。”

90年代，天天都有传奇上演，许多人只做了一个项目、一个工程就发达了，那时我还年轻，相信这样的传奇也会在陈小锐身上发生，于是安慰他：“机会难得，说不定等你回来，我们又有儿子又有钱，啥都不成问题了。”

两个月后，一个风雨大作的晚上，我的肚子开始阵阵剧痛，我意识到孩子就要来了。虽然已经提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我拨电话的手还是颤抖得不行，两条腿也瘫软无力，直打哆嗦。之后进医院，上产床，一天一夜死去活来的疼痛之后，儿子出生了。

陈小锐来到病房，看到酣睡的儿子，他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描述，最后他小心翼翼地贴了贴儿子的面孔，对我说：“老婆你辛苦了！”

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陈小锐紧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说。我母亲在边上说：“不能哭啊，眼睛要坏的。”这句话让我更大声地哭了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了，只觉得满腹委屈，满腹心酸。

陈小锐没在病房待多久，就要回省城的工地去了。“等我回来，一定好好补偿你。”他亲了亲我，出了门，之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小子今天乖不乖？”他问。

“还行，就是想爸爸了，还问我呢，爸爸去哪了？”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和陈小锐开玩笑，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抱怨。我们家住顶楼，又是西侧，夏日灼热的阳光让小小的家像一个闷热烤箱，孩子热得头上、身上长满了痱子，极度的不适让他每天都哇哇大哭。母亲来帮我带孩子，也热得满头大汗，她一边洗尿布一边说：“等小锐赚了钱，怎么也得想办法买个房子。”

我说是，陈小锐完成这个项目，怎么也得赚几万块钱，我们可以先买个小房子，等将来有钱了，孩子也大些，再换更大的房子。

差不多是那年夏天最热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突然找到我家，他自称是一个油漆工，刚从省城的工地回来。他对我说：“嫂子，小锐哥大概出事了，预付款之后他再也没有拿到过钱，甲方所付的工程款都让中间人拿走了。我们工地上每天吃白饭，没有钱买菜吃，连盐也买不起。”

我怔怔地说：“这怎么可能？昨天晚上陈小锐给我打电话时还说工程快结束了，等结到账，他就能回来了。”

油漆工说：“就是没有结到账啊，三个多月，他没有拿到过甲方一分钱，而甲方说他们已经付了几十万的装修款给中间人。小锐哥带着几个年轻人日夜守在中间人的家门口，但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回家，没有去公司……”

我忙给陈小锐打电话，他默认了油漆工说的都是事实。放下电话，我只觉得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四十度的高温天里，我浑身打颤，站也站不住，蹲在地上大声干呕，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未满月的儿子被我的样子吓住了，他甚至忘了哭，眼不错珠地瞪着我。母亲虽然听不懂普通话，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紧紧抱住我，拍着我的背，叫我不要哭。

一个月后，省城的工程结束了，陈小锐耷拉着脑袋回到家，他掉了三十斤肉，瘦得像个鬼。这次承包工程，不仅赚钱买房的希望落空，他还欠下了一笔近十万元的债——主要是工人的工资。

“拿不到钱你不会停工么？及时止损你不知道么？”任凭我怎样愤怒刻薄地谩骂，陈小锐低着头，始终一言不发。等我终于没有力气再吐出一个字了，他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端着儿子的尿盆出去了。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工人来堵我们家门口讨钱，甚至有人堵到了我单位门口。但我们是真没钱，除了我的工资在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外，我们手上一分余钱都没有，也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贷款。这种心惊肉跳的生活让本来就敏感的我几乎精神崩溃，我想，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那时候，陈小锐已经无法指望了，他成天垂着头，像霜打了的茄子一般，提不起一点精神气来。我忍不住问他：“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解决，你不要插手行不行？”他很惶恐，像是不相信似的，点了点头。

我拉下脸，向与我关系最好的大学同学借了一笔钱。一个周末，陈小锐约了所有工人来到我们家。第一次，我面对那么多人，我说：“我先给大家道个歉！现在说什么已经没有用了，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我给出的解决方案有两个，如果想现在就拿钱，工钱打七折；如果想拿全款，分期付款，三年后的今天拿到最后一笔工钱。”

大部分工人都选了第一种方案，陈小锐一直在我右手边默默地发钱，从他的小本子上勾去一个个名字，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发完最后一笔钱，工人们也都散了，我给我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感谢她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了我，我永生难忘。我说三年之内，我会把钱还给她，如果做不到，请她一定去法院起诉我。

做完这一切，仿佛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我瘫坐在地上，看着儿子。当时儿子已经六个月了，他看着我，突然灿烂地笑了一下。那一刻，我的身体仿佛通了电，又有了力气。

我对陈小锐，也是对自己说：“明天开始你出去找事做，三年之内还清这十万块钱，不然，我就跟你离婚。”

正巧，那会儿我们单位楼下有间店铺到期转租，我想了一天一夜，把它租了下来做起了小生意。所幸，生意还不错。陈小锐也在一个化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做电工，三班倒，厂里包饭，工资八百块。每个月，他交给我七百五十块，并且告诉我，他已经戒掉抽了十多年的烟。我也成了“极简主义者”，除了必须花在儿子身上的钱，其他的能省则省。陈小锐不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基本都是用白馒头就咸菜。

两年后，外债差不多还完了，我们手里依然没有一分钱的积余。一天陈小锐对我说，他发现中心街上有家电器铺在紧急转让，他想接手继续干。

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思考这件事情，左右衡量，最后对他说：“我算过了，如果我们两个人一直上班，还清债再攒钱买房，到儿子上小学都买不起房子，我们将永远无法翻身。”

“所以，你支持我开电器铺？”陈小锐两眼发光。

“支持，但开店需要一笔钱，从哪儿来？”

陈小锐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支持，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关照他：“好，但不能去借高利贷，那可是个无底洞。”

也许是我们的运气还没有用完，也许是陈小锐明白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仗，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电器铺的生意很快有了起色。加上当时台商纷纷涌入本地，陈小锐除了修理各种家用电器外，还附带着给台商购买各种小机电，电器，电线，元器件，锁具，文具百货等，小铺子连续扩大两次，终于成了一间颇有规模的电器行。

靠着这个铺子，我们不仅还清了之前所有的债务，还攒下了七万元的存款。后来，我们把这笔钱全拿出来付了一套商品房的首付，外加简单的装修，日子又一次闪闪发光起来。

2003年春节前，我们一家人终于离开了那个火炉似的顶楼，搬进了一套一百平米的三室一厅。抚摸着朱红色的房产证，看着上面写着我和陈小锐的名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比起别人，我们拥有自己房子的时间至少推迟了五年，可是终于也有了这一天。

住进新房后的那段日子特别幸福，陈小锐每天关了店门就回家做饭，我们一家三口尽可能地待在家里，把家具挪来挪去，让每个角落都绽放成我们最喜欢的样子。有时我在阳台上晾衣服，看着下面绿茵茵的草地，嬉戏玩闹的孩子，觉得生活美得像梦一样。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房子，想要的生活，现实甚至比我梦想的更美好。

儿子在这套房子里慢慢长大，在他上初中的那一年，我们又在城南买了一套一百八十平米的大房子。虽然每个月要负担沉重的房贷，要继续节衣缩食地生活，但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两套房子，我真的心满意足。

一天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少顷，大雨如注。陈小锐说店里的卷帘门坏了，拉不严实，这么大的雨，雨水可能会倒灌，得去店里看看。

果然，等我们俩到店里时，地面已经有了一脚背的积水，好在商品都在货柜上，没有浸湿。我们一盆接一盆往门外舀水，直到风雨停歇才勉强结束，累得浑身酸痛。

回家的路上，陈小锐搂着我说：“老婆，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太多的苦，等我们攒够了装修大房子的钱，我们就搬去大房子。过几年，把老房子卖了，给儿子置一套婚房，这辈子关于房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深以为然。看着马路上的坑洼里积蓄了雨水，在灯光的折射下，像碎了一地的钻石，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我心想：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说的大概就是我们吧。

4

201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陈小锐和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喝茶，我在房间里整理换季的衣服。他的手机放在房间里，响个不停，是接收短信的声音。鬼使神差地，我拿起了他的手机。

“你在哪儿，怎么还不过来？”

“今晚你想吃什么？”

“还是要那个黑色的包吧，晚上去买……”

看着那一段段你来我往的对话，我整个人像被施法定住了，出不了声，也挪不了步。等我开始有知觉时，就拿着手机冲出了房间。我对着陈小锐，整个人颤抖得如同一片狂风中的落叶，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陈小锐的脸色蓦地煞白，我抓起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不管不顾地扑向他。

他的朋友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我，但已经迟了，水果刀刺进了陈小锐的左胸。那天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胸口吐出了一团雪白的羽绒——我连他里面的毛衣都没有扎破。我倒在地板上，颤抖不已。

因为怕出事，当天晚上，陈小锐的朋友留宿在我家。我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单位打印了离婚协议书，等陈小锐和他的朋友醒来时，离婚协议书已经放到他的面前了。

离婚这件事，我从第一念起，就没有再动摇过。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不慕金钱权势，可以同甘共苦，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情感忠诚的基础上。无论陈小锐怎么忏悔，怎么保证会悔过自新，我仍然坚持离婚，并带着儿子迅速搬离了老房子，住到城南那套尚是毛坯房的新房里，用了一周的时间置办简单的家用电器。

最后一眼回望老房子的阳台，我看到了陈小锐，他站在那里，没有避开我的目光。再见了，这个我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家，这个我以为是全世界最坚固、最安全的美丽城堡。可以说，万箭穿心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一天，一直沉默的儿子突然问我：“妈，晚上吃什么？”

“妈妈带你出去吃。”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认真看儿子了，突然发现他瘦了许多，整个人没精打采的。

我轻轻把儿子搂过来，他乖巧地在我怀里伏了一会儿，说：“妈，我没事。我们去吃饭吧。”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顿好的，我对儿子说，以后家里就是我和他两个人了，当然他随时可以去看爸爸，告诉我一下就行。儿子摇摇头说：“我不想去，我和你在一起。”

我没有再说话，眼泪滴在碗里，融进饭粒里。

两周后，儿子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问我儿子的病好点没有，马上就报名会考了。我大吃一惊。那天晚上十点，儿子依然准时到家，我厉声问他：“这些天你都没去上学？”

“是。”他低声说。

我气得发抖：“你去哪了？不想高考了？”

他看着我，眼神倔强：“打游戏。不想高考。”

我突然没有了底气，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才轻轻地抱住他。儿子仿佛也松了口气，他说：“妈，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不想上学，心里空落落的，课也听不下去，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只有打游戏的时候，心里才好受一些。妈，对不起！”我紧紧抱住他，心如刀割，泪如雨下：“都是妈妈不好，妈妈太自私了。没有好好体会你的感受。对不起！”之后，我们真诚地交流了两个多小时，把所有事情都扳开了揉碎了讲清楚，儿子表示以后会好好上学。

两年后，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我也有能力简单地装修房子了。生活又一次散发出淡淡的柔和的光芒。

5

2016年的五一假期，我等儿子回来过节。可是，我把饭菜热了又热，还是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他打来电话：“妈，爸爸生病了，我在医院陪他，晚点回家。”

深夜，儿子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家，见我仍在等他，他突然抱住我嚎啕大哭：“妈，爸爸得了重病，是不治之症，爸爸快要死了。”

“爸爸得了什么病？”恐惧与哀痛像刺骨的寒风，一下子灌进了我空空如也的肠胃，我的声音都颤抖了。

“癌症晚期，医生说已经不能手术了，最多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儿子哭着说。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离婚后，我与陈小锐虽然不常见面，但我知道他的身体一直好好的。儿子红着眼睛说他要去学校办理休学，陪爸爸治病。我不同意，他正在读大三，马上面临着实习，休学就意味着要晚一年毕业，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

儿子急得叫起来：“可是爸爸只有三个月了，我得带他去治病，哪怕真的治不好了，我也得陪着他！”

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去问爸爸，如果我陪他去看病，你继续上学，他同不同意。”

儿子看看我，点点头，说不用问，他爸爸肯定同意。就这样，我为了儿子的前程，踏上了积极筹款，并陪伴陈小锐寻医问药的艰难旅程。

医生说，陈小锐的病是由于常年沉重的压力和过度抽烟造成的，我不敢奢望奇迹出现，只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能尽可能地延长他的生命，毕竟，陈小锐才刚刚五十岁。

为了方便照顾他，也为了让他再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我们一家三口又回到了老房子里。这里什么都没有改变，还是我当年离开时的模样，但一切又都改变了。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陈小锐问我：“要不要重新装修一下？”

我点点头，趁着他体力还未衰退，也为了表示这是新生活的起点，我们换掉了老旧的沙发与窗帘，重新摆放家具，修缮了水电管道，阳台上也种满了花花草草。儿子每周从学校回来看我们，看到家里的变化，他故作老成地说：“大地色系，色调比以前温暖得多。”

但是，这个外表整洁美丽的家，内在却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与恐惧。

在多家医院辗转反复的过程里，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对于陈小锐来说，金钱就是生命，我能筹到的钱越多，他的生命就能延续得越久。我对陈小锐说，我打算把大房子卖了给他治病，如果有天要用上靶向药，那动辄就是上万元的花费。

陈小锐坚决不同意：“那不行，那是将来留给儿子结婚用的，我们早就说好了的。我不用靶向药，保守治疗，过一天算一天。卖掉儿子的房子，不如叫我现在就死了算了。”

我没有听他的话，和儿子商量之后，我还是偷偷把大房子挂了出去。很快就有买家联系我，那是一对80后小夫妻，他们开着一辆“大奔”，带着一双儿女前来看房。他们是湖南人，起先夫妻俩在一家台资企业打工，先生是做模具的，头脑灵活的他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做了公司的管理人员。后来他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专做模具的小公司，一点点做起来，很快发达了。

我决定把房子卖给他们，希望他们一家四口能用欢声笑语填满这大房子，也希望那两个孩子能在这里健康快乐地成长。手续办完后，我特地选了一个好日子去交钥匙。

那天，我独自在房子里待了大半个小时，给露台拍了无数美照。之后我走出这已经不属于我的房子，走出那个草木葱茏的小区，在太阳底下站了好一会儿，内心并没有多少波澜。得与失，不过是在一念之间，人都快没有了，我对房子的执念也就放下了。

6

每月一次，我带陈小锐北上省城去看一位老中医。

这是一位德高望重，风趣幽默，医术高超的老先生。他对陈小锐说：“人终归要死的，但是你太年轻了，许多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都还未完成，所以，现在你还没有资格死。”

陈小锐被逗笑了：“我知道，我也希望我永远没有资格死。”

老中医正色道：“那好，我们一起努力，如果你能在五年之内不死，我就给你颁一块奥林匹克金牌，是纯金的。”

“好，一言为定。”

在老中医的治疗和鼓励下，陈小锐的身体很快就有了起色，除了每天必须喝中药以外，他的体力、精力都恢复如常，面色红润，甚至体重还长了几斤肉。每次去省城，我们都把它视作一次短途旅行，儿子也变得积极乐观，许多次他紧紧拥抱着我，说：“妈妈，谢谢你！你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我拍拍他渐渐结实的肩膀：“没有什么需要感谢的，我们曾是一家人，灾难来临时，我别无选择地和你们站在一起。家里有妈妈，你好好上学就行。”

但即便如此，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年之后，突至的疼痛像一道闪电击穿了陈小锐的全身。“太痛了，像火烧一样。”他脸色惨白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恐惧。

可怕的癌痛来了。那是一种黑色暗示，说明陈小锐的身体状况开始了断崖式下跌。伴随疼痛而来的是急剧消瘦，浑身乏力，后来不得不用上各种止疼药。强烈的副作用让陈小锐的内分泌紊乱，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了，他失去了胃口，最后连救命的中药都喝不下了。

秋天，我们再次去省城的中医院，彼此心里都明镜似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此前为了省钱，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当天来回的，但这一次我特意订了个五星级宾馆。夜晚，站在窗口，可以看到省城瑰丽无比的夜景，车河人流，璀璨烟火。

“要不要看看外面？”我问他。

“不要。”他虚弱地冲我笑了一下，整个人蜷缩在沙发上，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住这么豪华的酒店，但感觉像是躺在冰冷黑暗的洞穴之中，没有丝毫温暖与希望。疼痛让陈小锐难以入睡，翻来覆去到大半夜，才勉强睡着。我呢，只在天亮之前朦胧小睡了一会儿。一早，陈小锐就对我说：“我们回家吧，我想回家。”

很快，陈小锐就到了需要频繁出入医院的阶段了，住院的时间也远多于住家的时间，但只要身体略略恢复一点，他就要求回家住。他说：“住在家里的日子，才是活着的日子。”

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我们聊天，不可避免地会说到从前。陈小锐说：“我这辈子过得很辛苦，有时生不如死，所以我不怕死，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和孩子。老婆，我再也没有报答你的机会了，只能在天堂里为你们祝福。”

最后一次去住院，陈小锐已是瘦骨嶙峋，他扶着楼梯往下走，每一步对他来说都很艰难，但每下一级楼梯，他都会回头望一望家门。他笑着，挥一挥枯瘦的手：“再见了。”

我端着洗漱用品跟在他身后，不敢低头，怕我的眼泪会滚下来。

就这样，经过与绝症的殊死缠斗，被医生判定活不过半年的陈小锐，硬生生地将生命拉扯至小两年。在冬雪纷飞的腊月，最寒冷的那一天，陈小锐终于在医院的病床上阖上了眼睛。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离开了人间。

料理完陈小锐的后事，我和儿子很快搬离了老房子，也很少回去看它。这个曾经洋溢着我们一家三口无限欢乐的老房子，成了我和儿子心中不能碰触的疼痛。

很快，本城的房价暴涨，几乎是一日一价，焦虑的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房子，多少人劝我把老房子卖了，去换一间大房子，我都下不了决心。无论我们离开它去了哪里，它永远是我们最怀念、最亲切的老房子，是我们曾经的家。

儿子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我偶尔会回老房子看看。这所老房子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儿子也在这里从懵懂无知的孩童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里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但此时此刻，只有我静静的呼吸声。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熟悉的一切，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人生如大梦一场”。

老房子就像一个忠厚仁慈的长者，默默地关注着我们相爱相杀，聚散分离，留下欢笑与眼泪。如果房子有感知，它也一定会喟然长叹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酒神小姐》(2016)，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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