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是孩子，不知道它叫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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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每月工资照发，还有公家的定量供应，母亲还养些家禽家畜，家里的生活比在“城”里强多了。

过年期间家里不大的屋子挤满了人，乡亲们几乎都要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在村子里，我们这一家人相对丰盛的年货、热闹以及与村子里的乡亲们反差较大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是有到家中求助的乡亲，这个5元，那个3元，一个月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并且，这样的求助大多有借无还。然而，母亲还是尽一切可能满足乡亲们的要求。因为相形之下，乡亲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种热心换回的不都是感激。我们家每日的吃食、穿着，甚至父亲母亲的收入，通过房东大嫂邹本兰，几乎成为村子里的谈资，乡亲们看我们的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积累下来的怨气终于在一个节点爆发。

那年，生产队杀了一头已经不能生产的老母猪，谁知一刀下去，发现是头“米猪”（患有猪囊虫病）。按理，这种猪是不能食用的，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猪肉也是宝贝。生产队长说，既然到市场上卖不出价钱，那就卖给乡亲们吧。于是，二哥买了几斤米猪肉，这个数量在生产队便拔了头筹。

文革期间的农村大批判

村子里80高寿的杨大爷，在当晚的社员大会上说起这件事，自问自答地说：猪肉让谁吃了？让资产阶级吃了。这句话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于是，父亲向乡亲们解释、检讨，最后拿出印章要将全部工资捐给生产队。杨大爷见此，有些灰心地说了一句：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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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猪”事件后，生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为这事受到牵连的，却是我的小哥哥。那时，他读五年级。

因为学校需要补充师资，房东大嫂邹本兰到学校当了教师，恰巧，她成为小哥哥的语文老师。

小哥哥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学校教的不用说，画画书法音乐，学什么像什么。在学校，孤傲的小哥哥被视为另类，他衣服整洁，成绩也好。小哥哥还常常抱怨学校的老师水平太差。渐渐地，就有了小哥哥“不合群”的传言。

下乡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房东杨春波找到家里，说小哥哥对老师（也就是他老婆邹本兰）不恭，居然敢在课堂顶撞老师，说老师讲错了，且用词反动。那晚，父亲在外搞运动，母亲去青城子领工资，作为知青的二哥接待了杨春波。

五年级的小哥哥成为被严肃批评的对象。记忆中的那夜很漫长，朦胧中，什么动机、立场、资产阶级等词汇时不时地冲击着耳朵，到了下半夜，听得小哥哥一声大叫，炕上新鲜的玉米撒了一地，斗争会也终于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日子，从不打架的小哥哥居然经常与同学打架。后来他就因病停学了。他得的是精神病，幻听，幻觉，不睡觉，常常听他在午夜的炕角用凄厉的声音大喊“爹，我怕”。时至今日，那声音经常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为此，父亲卖了家中的自行车、手表等，带着小哥哥四处看病。这中间，小哥哥“好”了一次，他要求上学。到了学校就赶上考试，好久没有上学的他却考了满分，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是在装病。没过多久，小哥哥又休学了，这一次，是永久地告别学校。

小哥哥拒绝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因此，他没必要吃药。可不吃药，他就不睡觉。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睡觉却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体力。不睡觉时，他心情好了，就无休止地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心情不好时，就砸东西打人。家里有一位这样的病人，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小哥哥有时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那样的幻象会让亲人迷惑：他是否真病了？

小哥哥曾多次自杀，均以失败而告终。到了后来，他就彻底地依赖于药物，成为大家眼中理所当然的病人——疯子。

再后来，小哥哥的小妹小弟也成了家，而他似乎永远地停留在15岁。每次回家，看着眼中流露着胆怯、不安、敏感、呆痴神情的小哥哥，我心中便似针扎了般地痛，即便离开，也会被这种痛长时间地折磨着，直到麻木。

6

小哥哥的病，让家中的经济日渐捉襟见肘。

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青城子领工资，从家里出发，要翻两座大山才能到达通向青城子的公路。为了省1角钱的路费，母亲常常等在路边搭便车，许多司机或为母亲的学生，或为父亲当年的同事，其中一些像不认识一样，从她身边呼啸而过。

就这样耐心地等，总会有司机停下车来，把母亲和我带到青城子。成人后，才知道那条路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的我看来，却是那么的漫长。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用母亲的话讲，叫天上下雨地下滑，各人跌倒各人爬。

到青城子，住在姐姐家里，有时还要向她借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每次开口，恐怕是最为难的时刻吧。次数多了，姐夫颇有微词：你家有偿还能力吗？

1972年，终于搬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是当初下放时组织上承诺的房子，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拖了两年。

三间大瓦房，房子结构与杨春波家的一样，中间厨房，两边卧房，南北炕。村里的小河紧挨着我家，每逢汛期，山洪裹挟着山石滚滚而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着实惊人。2008年，我曾回去一趟，问起那房子，乡亲说，早让洪水冲没了，听得我一身冷汗。万幸的是，转过年，我家就回“城”了。

1973年，我已经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了。这一年，父亲母亲在落实政策后，得以回“城”。哥哥们甚至小姐姐也在憧憬他们的新生活，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到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小哥哥，我幻想，哪天睡一觉，醒了，小哥哥便又回归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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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