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的四部小时代

有一次载客去东莞，空车返程的路上，他累得睡了一个小时。他也曾半夜碰到醉汉拦车，吐得满车都是，最后还没给钱。

而在何绍雄儿子的记忆中，爸爸连家长会都没时间参加，“每逢全天轮班，他都要起早贪黑，生活圈子只限于一起开车的司机”。由于就餐、作息长期不规律，何绍雄没能避免业内普遍存在的糖尿病。但他没时间锻炼，只能尽量准时吃饭。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只换来月入六七千，出租车罢运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头指向公司。司机们抱怨塞车扣时费太低，空车没有补贴，更为尖锐的指责是公司份子钱太高。

“中高层工资太高，司机又没钱挣，他们忘了，司机才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啊！”何绍雄也开始无法忍受，对于他这样厉兵秣马的老员工，社保、医保也全都需要自己缴纳。

他形容对公司已经变得“感情非常淡”。年轻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出现对立。大公司不允许罢运，但有时候必须“要给公司脸色看”。公司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还愿意开出租车的人，他们往往来自更偏僻的山区，文化水平更低。这些人逐渐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主流。然而找到接替者也越来越不容易。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收入下降直接导致服务水准的下降。何绍雄忍不住叹气，“这个行业，已经从讲服务第一位，到讲钱第一位。”

他已经不再有其它想法，也无力去尝试其它。“在退休之前，多挣一分是一分吧。”

出租车的黑铁时代

专车来了，对于已经不堪重负的出租车行业，这无异于致命一击。

1981年他们赶走人力三轮车，命运轮回，如今来到了自己身上。

滴滴和快的进行补贴大战时，出租车行业还未感受到互联网的威胁，相反，大批司机因使用软件得利。何绍雄没有享受到这最后一波红利，因为他并不习惯使用软件，也基本不用微信。除非打电话，否则很难找到他。

等到专车软件进入市场后，他终于感受到行业的崩溃，大批同事离职。今年4月份，在家人对他健康的顾虑下，他终于决定调岗去停车场看车。这是公司对这位34年的老员工的最后一点安慰与补偿，还有两年，他就可以退休，远离这些风雨了。

他觉得自己是在熬，熬到退休。“相比同事而言，还算幸运”，“这两年无论怎样变，我都还好，只是不知道其它人怎么办。”

但其实，他对公司还残存一点感情，渴望着好的改变。公司曾试图推出一款叫做“如约”的约车软件，这叫他甚为期待。不过，有司机透露说这款软件“土得掉渣”，既不打算烧钱，连ios版本都没有。公司打算去年投放市场，直到现在还没动静。

更多司机开始仇恨出租车公司，没有工会，司机们就用QQ群组织罢工。抗议没有效果，他们有时会把怨气发泄到乘客身上：拒载越来越寻常，司机态度越来越差，社交媒体上有人说，“有些司机谎称空调坏掉，因为这样可以省钱”。

出租车公司却变得唯唯诺诺，他们接到投诉也不敢处理司机，害怕被司机炒鱿鱼。

何绍雄坚信招手打车的市场依然存在，不过，在经历了荣誉与骄傲、坚持和忍耐、以及一次次的心碎后，他如今只能像大多数无望的司机一样，指望着“政府出手治专车”。

整个行业，早就失去了黄金时代的风光，连白银时代的平稳，也一并失去了。

2015年6月10日，广州部分专车司机反对钓鱼执法

首发于“大国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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