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的四部小时代

出租车的白银时代

保守策略贯穿了何绍雄的出租车生涯。他打趣自己，“刚开始是为了多挣点钱，一直没出去（下海），结果错过了好的时机，就出不去了。”

1990年，何绍雄所驻派的花园酒店开始成立自己的车队。他面临着是否回出租车公司的选择，酒店的收入更高，但老东家有“工龄待遇”，60岁以后可以享受退休。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公司，他已经待了10年，不想前功尽弃，家人也觉得国营单位比较稳定。

2年后，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倡“把生意做活一点”。个体户大量出现，“投机倒把”一夜之间成了“自由贸易”。出租车公司跟随潮流，于1992年左右推出了车辆“半承包制”：取消基本工资，公司只负责提供车辆，油钱自付，收入四成给公司，六成归自己。不想加入的司机按照原来的模式拿工资。

在改革开放的南大门，越来越多人打得起车、习惯打车，签约承包制的司机赚得盆满钵满。等到同行告之“能（比以前）多挣三分之一”时，已经到了1994年。他的压力骤然增大，“吃饭和午睡的时间被压缩，因为你已经不拿工资了，多跑就能多挣一点。”

这是何绍雄职业生涯里最后的轻松岁月。他被评选上“先进奖”，奖励一个月工资，还能去贵州、云南旅游。从那以后，他再未出门旅游。

到了1998年，公司将承包制拓展到所有司机，在全国，它更为人知的名字叫“牌照制”：司机每月上交一定的“份子钱”，由牌照费（供车款）和29项税费构成。

因为不再有其它选择，何绍雄当即与同事“供”了一辆捷达，双班车。“我们两个人交3万块的首付后，每月还要交供车款和保险、税费等。”3年后，牌照费缴齐，但按照合约，他可以开到2006年，保险、税费、汽油以及维修费等自理。

何绍雄开着这辆捷达在广州穿梭了8年，淹没在百万人口中，他常年穿着蓝色工作服和皮鞋，每天拉客20多趟。8年里，他的儿子从初中读到高中，他的睡眠时间从8小时压缩到6小时，他的转行意愿从“有一点想法”到“想都不会去想”。除了开车，他觉得自己再无所长。

这是何绍雄的“白银时代”，他评价其为“平稳”。市场力量有条不紊地调整行业。2002年，原广州市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与他所在的公司合并，成了广州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但很快他们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广骏集团以极少的投诉率、优质的服务，抢占了大块市场份额。

在平稳的竞争格局下，公司追求品牌和服务。司机必须统一着装，衬衫、西裤加皮鞋。一旦违章，司机可能面临着停运、罚款、参加学习班的处罚。曾有同事因绕路被乘客投诉，公司要求他当面向乘客道歉，并返还5倍于车费的罚款。

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何绍雄对职业的荣耀感早已被冲淡。在他看来，这份街头工作寻常得不能再寻常，“很多行业都挣钱了，出租车不再吃香。”他的报酬收入虽然还在稳步上浮，但购买力却明显下降，“以前许多东西我们才能弄到，现在都是别人在买。”直到2013年，他才用积蓄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他已经彻底和行业绑在一起，成为不停旋转的陀螺。偶尔也有转行的冲动划过脑海，但他更愿意要一份确定的“工龄”作保障。他解释自己当初为何留下，“那时开车算本事，在国营单位比外面做生意有面子，而且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出租车的青铜时代

“都是那些外地人嘛！”

58岁的何绍雄，保持着广州人的平稳性情，对于外地人，他特意强调，“我没什么意见，但他们确实改变了这个行业。”

不知什么时候，外地人开始大量涌入。首先是本省人“因为挣不到钱，广州人就开始不做了”。当初并肩的队友慢慢离开，新员工实行合同制，没有工龄牵绊，随时可以走掉，“司机挣不到钱，走了，公司就更加招不到司机”。

20世纪末，广州出租车已成饱和趋势。

当本省人觉得无利可图时，外省人涌到广州来淘金。湖南人和河南人作为最大的外来司机群体，占据了半壁江山。他们吃苦耐劳，日夜劳作，使得这一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这些外地人的眼里啊，只有一个‘钱’字。”在何绍雄看来，绕路、拒载，用假钱糊弄人，拿乘客的行李，都是从外地司机开始。

司机挣不到钱的背后，是交通日益发达、私家车增多、出租车公司发展。何绍雄本人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80年代，“要考到这样一张证件，需要高中毕业，两年驾驶证的经验，现场还要考英语呢。”如今小公司和外地人的涌入一点点拉低了门槛，“你想象得到吗？证件不值钱，因为用钱就能买了。”

这是出租车行业的青铜时代——对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而言，行业的周期性衰退不可避免。

何绍雄除了压力大，生活水准也严重下降，“为了跑单，中午尽量找便利店解决，或者就在车上吃；开车时要想好在哪里上厕所，免得停车浪费时间；11天法定假日，很少过，大年初二客人多，公司没有一分钱补贴，自己也得出去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