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禄丰硝烟里，中国“龙”挺直了脊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山河，还蓄谋摧毁中国的科学命脉。古老的文明与野蛮的掠夺展开了无声的较量。
这一年初冬，一个日本人闯进北平协和医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声称要找杨钟健。这个日本人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希望杨钟健去日本“讲学”，但掩饰不住那股子侵略者的蛮横倨傲。
杨钟健为什么会被日本人盯上？
时年40岁的杨钟健是蜚声中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的论文《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是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古脊椎动物学的学术著作。此外，他还领导裴文中、卞美年、贾兰坡、李悦言等中国学者发掘了“北京人”遗址。
日寇盯上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妄图阻碍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在国际上丑化、矮化中国。
意识到危险逼近，杨钟健毅然告别妻儿，离开北平，历经半年辗转，抵达云南昆明。在这片红土高原上，流传着“龙骨”（恐龙化石）的传说，正等待被他证实。
很快，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杨钟健开始领导云南的地质和古生物化石调查工作。
为了躲避日寇空袭，他和同事们迁至瓦窑村的一个废旧关帝庙办公。他们用泥巴糊住透风的墙壁，找了几个装煤油的废箱子拼起来当办公桌椅，在“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的艰苦条件下，开启了我国恐龙研究的新征程。
1938年冬，滇缅公路在禄丰施工，当地工人在县城西北沙湾一带发现了“龙骨”。卞美年将这一消息迅速电告杨钟健，二人立即组织科研人员开始了正式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两个多月的野外采集工作在战火与艰难条件下展开——时而“飞机声外有炮声交作”，时而“有隆隆轰炸机声……残垣破屋不忍睹”。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凭借着对科研的执着，最终采集化石40余箱。
经过初步分析，杨钟健和卞美年发现大部分的化石是恐龙骨骼！而且，这些恐龙化石和在中国其他地方甚至国外找到的恐龙大不相同——1939年暮秋，他们再次前往禄丰继续发掘。
为更好观察沿途地质、及时发掘化石，从昆明到禄丰，团队决定步行。百余里的路，一行人走了八九天，其间或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或遇大山，“上下辄数百米，道路崎岖，过于蜀道”。即便如此，一行人无一掉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此行在禄丰发掘到我国第一具完整程度达70%以上的恐龙化石遗骸！要知道，在古生物学领域，同一个体化石完整度达30%已属难得。
更重要的是，把这两次发掘的材料加以整理和研究，他们了解到，这些化石所处的地层并不是一般产恐龙的侏罗纪、白垩纪地层，而是三叠纪最上部。
杨钟健将最完整的恐龙化石命名为“许氏禄丰龙”。属名“禄丰”取自化石发现地，种名“许氏”则献给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许耐教授，感谢其在中国古生物研究方面的帮助与指导。
1939年至1940年，杨钟健在昆明瓦窑村相继撰著了《禄丰恐龙之初步观察》《禄丰恐龙化石发现之经过及其意义》《许氏禄丰龙之再造》等研究论文。
科研在继续，战火也在蔓延。一年后，研究人员不得不迁往重庆北碚。
1941年1月，许氏禄丰龙化石在重庆北碚装架完成。走进展厅看到高大的整具恐龙化石，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在当时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同其他科学事业一样，几乎完全为外国学者所垄断。而许氏禄丰龙从发掘、修复、研究到装架展出，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谁能想象，抗日烽火中，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走向成熟与独立！
日本人扼杀中国科学研究的阴谋没有得逞！
如今，这第一具由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装架的恐龙化石标本，存放在北京中国古动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杨钟健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所研究描述的脊椎动物化石有近100个新属，超过200个新种。1978年9月，81岁的杨钟健还坚持去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现场会议，并作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地质旅行。
…………
88年后，“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来到云南禄丰。
“恐龙”如今已成为禄丰最闪亮的名片。漫步街头，随处可见以恐龙为主题的装饰与元素，仿佛穿行于史前与现代交织的时空走廊。
昔日发掘地，现已成为云南禄丰世界恐龙谷，茂密的绿意中点缀着形态各异的恐龙雕塑：或仰首向天，或俯身休憩，或作搏斗之势，或呈凝思之态……栩栩如生、生动非凡。
进入遗址馆，70余具装架的恐龙化石令人震撼。在一具许氏禄丰龙前，一名约莫七八岁的小学生仰着头，小嘴张得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被庞大身影深深吸引。
我们蹲下身，笑着问他：“你知道‘许氏禄丰龙’是谁发现的吗？”
他摇了摇头说：“这个……我不太清楚。”于是，我们便聊起杨钟健的故事。
听着听着，他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专注和敬佩。他小声说：“杨爷爷在打仗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找恐龙，好厉害！”随后他想了想，很认真地看着我们说：“回到学校，我要在国旗下讲给学校的同学听……”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7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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